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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育英学校的两次迁校行动

2020-12-06谷峰

文史月刊 2020年8期
关键词:育英太原学校

谷峰

2017年夏季,太原育英学校的各届老校友相聚北京,彼此并不熟悉,育英北京校友会主持人要大家来个自我介绍。其中元老级校友、学校最早入校的学生、年近八旬的范担地在发言中不无感触地说:“我记得在学校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夜间转移,当时老师把熟睡的我们叫起来,匆忙为我们穿好衣服,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上了一辆牛车,天亮后,发现敌机飞临上空,吓得我们这些孩子赶紧找地方趴下躲避……”

首次迁校,战时体制下的转移

范担地所说的这次转移,可称之为学校第一次迁校行动,也是学校建校以来首次紧急转移行动。

要说清事情的原委,还得从这所学校的建校说起。

1947年,我军重组晋察冀野战军,接连取得清风店战役和解放石家庄的重大胜利,实现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为了更加机动灵活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也为了解除部队的后顾之忧,1948年2月,野战军党委做出决定,成立一所寄宿制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将团以上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收拢起来,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也为我国培养后备建设人才。

战争年代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据悉,野战军杨成武政委曾亲自找李佩卿谈话,让她担任子弟学校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并从部队抽调文化教员,荣臻小学抽调教师共6人(后陆续增加到20余人),由校长曹正之和她共同带队,负责选址,筹建学校。

接受任务后,李佩卿一行6人提着一个小木箱,内装300元边区币的开办费和一枚“晋察冀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的公章,由钟景星同志赶着毛驴车,从河北定县来到晋县,寻找合适的办学地点。最后将校址定在河北晋县李家庄的一个逃亡地主的院落。

李佩卿,1915年出生于河北蔚县。1929年小学毕业后,考入西合营初等师范学校。193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师范附小任教。九一八事变后,她在地下党组织的带领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了蔚县妇救会组织。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先后任晋察冀一分区卫生部第一休养所司药、制药厂厂长、一分区卫生部第二休养所军医、主治军医、四分区卫生所所长等职。

办学初期可谓是困难重重。李佩卿与战友们几乎是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地工作。没有教材,她们自己编写;没有教室、宿舍,就找老乡借房子;没有课桌椅子,就自己动手砌两个泥台,中间架一块木板作课桌。再做几块黑板(普通木板刷上黑墨),还为校舍换了窗户纸,用石灰水粉刷墙壁。最终,学校总算建起来了。

为搞好教学工作,他们共同研究編写了教学大纲,从地方学校借到一套小学课本,并以此为基础修改、充实了内容,就算有了自己的语文、算术、唱歌、图画、体育等课的教材,还制定了学校的规章制度。

筹备办校期间,学校还调来郝治平(晋察冀野战军政委罗瑞卿的夫人)任教导主任,赵晶熙任卫生所长。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筹备,晋察冀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于1948年4月4日正式开学,并开始接收入校的学生。学校开设幼儿部和小学部。对幼稚生,他们按年龄编班,配备阿姨精心管理。对小学生,他们则按年龄和文化程度进行分班,共编了一至四年级4个班,每班学生年龄大小不一,人数也不等,少则三五个,多则十余人。四年级只有一个学生。当初只有两个教员,尽管实行了“复式教学法”,但还是忙不过来。李佩卿和郝治平等人也经常走上讲台给学生上课。

为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李佩卿带上介绍信,骑自行车走了180多里路,到平山县西柏坡村,请中央组织部帮忙解决。中组部提出,可以从联大抽3∽4名教员,解决教师不足的问题,并希望学校解决联大的7名子弟上学的问题,李佩卿当即同意。第二天,联大抽调了4名教员(也有一说3名)到学校报到。这4名教员中,一位是大学生,三位是高中生,还带来艾青的女儿和冼星海的女儿一同前来就读。随即,炮兵师又送来一架钢琴。之后,教学逐步走向正轨。学生不仅学文化课,还经常组织体育、歌咏比赛等活动,丰富和活跃了学校的生活。

1948年七八月间,经上级研究决定,“晋察冀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改名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育英学校。学校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华北第二兵团首长的指示,原校长曹正之调回部队工作,郝治平升任校长,李佩卿仍任副校长兼教导处主任,原庶务主任钟景星升任副校长。

同年10月,北平的傅作义部趁我军外线作战,后方兵力空虚之际,挥兵南下,企图偷袭我石家庄解放区和平山县党中央驻地西柏坡。当兵临定县时,学校奉命连夜转移,育英学校的教职员工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拉大的抱小的,车拉筐挑,在晋县县城乘坐火车,转移到衡水,直到半个月后,敌人退兵后才又返回晋县李家庄。

1948年10月间的这次迁校行动,是育英学校在战时体制下的一次大转移,也可以说是一次临时性被迫迁校的行动。迁校中有无损失呢?以往相关的公开资料总是说安然无恙。然而据郝治平回忆说,我们到达衡水后的当天清晨,敌机飞临上空开始轰炸扫射……(未提及受损情况)

当时李家庄入学的老校友张文泽(女)曾对笔者回忆说,她当时是与另一个叫淑珍的女孩同被驮在一条毛驴上(毛驴两边各有一个箩筐,装着孩子),敌机轰炸时,她被老师及时救下隐蔽卧倒,而另一个女孩却因来不及救了,被当场炸死。这是张文泽儿时的记忆,应该是深刻的,也是可信的。

二次迁校,由战争向和平时代的大转折

当李家庄的育英学校办学半年后,在校的孩子们在德智体方面都有显著进步。学生由开学时的30多名,到1948年底已增加至70多名。接着,报名入学的孩子大增,狭小的农村学校已无法容纳。经校领导研究,决定选择新校址,李佩卿亲自去石家庄解放区察看校址。她到石家庄后,住在白求恩学校的老同学郝治平家中。第二天,康克清同志去郝治平家做客,郝治平向康克清介绍了李佩卿。在场的罗瑞卿政委也介绍说:“她们学校办得不错,有的孩子在学校一年,就能给家里写简短的信了。身体不错,也有礼貌。”康克清说:“这就是有成绩,要不断总结提高。”李佩卿回校后,向全体教工人员传达了康克清同志和罗瑞卿政委的讲话,大家深受鼓舞。

李佩卿副校长在石家庄经过周密的考察,发现一处新校址,但因修建工程量较大,而当时学校的资金、人力严重不足,加上战争状态并未完全解除,于是校领导经商议决定,学校暂不搬迁。

1949年1月,育英学校更名为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育英学校。三四月间,育英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陈志平受学校党组织的委托,到太原北郊区的兵团总部参加组织工作会议,会后与郝治平校长向罗瑞卿政委汇报了学校的工作。时值十九兵团将与十八兵团、二十兵团制定会攻太原的计划,罗瑞卿命郝、陈二人随军到解放后的太原选校址。4月24日,山西省会太原获得解放。奉命随军到太原勘察校址的郝治平和陈志平,在太原解放当天,在原阎锡山为其五妹修建的东花园(太原新民正街7号院)与彭德怀、罗瑞卿等太原总前委首长共进午餐,在饭桌上,彭总和罗瑞卿共同决定,将育英学校的校址定在此处。

1949年5月,一直坚守在学校工作岗位的李佩卿和全校教工人员,奉命带领全校师生140余人(教职工六七十人,学生、幼稚生七八十人),开始筹备向太原进行迁校的工作。

这次迁校,是育英学校建校以来第二次迁校,与首次迁校意义不同的是,这次迁校的背景是战争年代逐渐向和平年代的转变,同时也是临时学校向永久学校的大转折。育英学校是太原解放后唯一从解放区迁来的学校。

关于这次迁校,原李家庄时期的老校友杜绍增为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从晋县到太原,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晋县上火车,到石家庄倒客车。当时石家庄叫石门,在石门车站那里,全校学生、老师和员工下火车后吃饭喝水,然后倒闷罐车继续前行。我记得在客车上,不知怎么,我爬到货架上睡着了,结果摔下来,把嘴角磕破了。后经学校的医生给我处理了一下,上药后包扎纱布。当时让钟景星副校长看到了,问我怎么回事,得知情况后,厉声问我,谁让你上去的,你这个顽皮娃娃,以后可要注意。钟是山西口音,对学生既疼爱又关心,但是很严厉,我们学生都怕他。就这样,我们一路颠簸着来到了太原。

我们师生进太原后,当时街面上的火基本上扑灭了,但有的民房还在冒烟。我们进了东花园,当时校方不让我们随便跑,担心周边有地雷和暗藏敌特分子的子弹、手榴弹等,怕出事。学校领导让部队有关部门给清理一下。大概有三五天时间,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就在院里面活动、吃饭、睡觉等。

到了东花园后,条件就比晋县李家庄强多了。有了宽敞明亮的教室,有了条件比较好的宿舍,不像李家庄,垒砖支个木板就是一张床。来这里有了木板大通铺,上有炕席和铺好的褥子。那时我们年纪比较小,还由阿姨陪着我们,晚上照顾我们,看有没有被子没盖好的,哪个孩子该起来方便一下,别尿床啊。那个阿姨叫李润华,是从晋县李家庄一块儿过来的,她一直照管我们的生活。

自从迁到太原后,育英学校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久,郝治平调往北京,李佩卿升任校长,另调程鹏任副校长。1950年五六月间,李佩卿校长奉调到北京华北军大,副校长钟景星升任校长,陈志平升任副校长,仍兼幼儿部主任。同时,由西安十九兵团后方留守处调来肖赣仕任学校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刘明学任庶务主任。

杜绍增还向笔者介绍了学校迁至太原后的日常生活。

到东花园后,学校共有三个灶:老师有一个灶,学生有一个灶,还有幼儿园有一个灶。我们学生灶,5个人或8个人一桌,开饭前排队站在食堂门口,先唱歌,唱完歌后,排队进食堂,进食堂后,先喝一碗汤。在我印象中,喝鸡蛋汤较多。那时老师就给我们说,饭前一碗汤,不用开药方。当时具体营养学知识也不懂,进食堂后,甭管鸡蛋汤也好,玉米粥也好,先盛一碗汤喝,然后再吃正餐。我们都坐好了,每人一个小马扎,每人桌上一个碗、一个勺,由伙房炊事员叔叔用洗臉盆那么大一个盆,把菜盛到每个人的碗里。当时主食随便吃,馒头也好、米饭也好,你自己去盛,菜不够吃了,你举手,就会有一个伙房的叔叔,端着一盆菜,一看有孩子举手了,就知道这个孩子菜不够吃了,就拿小勺给他盛上。就这样,能保证每个孩子的饮食量。即使孩子的饭量不一样,有差别,但都能得到保证。伙食很不错,鸡、鸭、鱼肉都有。因为怕我们想家,学校常发一些水果、糖块,有时候糖块就放到我们枕头底下,当睡午觉醒来,会开心地发现枕头底下有两块糖。学校还发水果,尤其是到了夏季,发放的水果种类繁多。过节了,比如八月十五,发月饼吃。有时还发太谷饼,我们对太谷饼也感兴趣,没吃过呀,味道相当不错。

再就是,学校对学生的生活管理也是相当严格的。比如服装,这个礼拜穿什么颜色的服装,都是一致的,下礼拜穿什么服装,都要统一换颜色。在小学,不管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都一样。学校洗衣房为学生统一洗衣服,每个人衣服上统一缝上号。比如我当时是小三二十九,就是三年级二十九号。洗衣房洗完衣服后,把三年级的衣服全放在一起,然后再根据每个人的编号拿衣服,这样就不会搞错。

自育英学校迁到太原后,又陆续调来几名教员。学生增加了不少,除参加解放太原战役十九、二十兵团的团以上干部子女外,又增加了十八兵团的子弟来校就读,学校各方面的工作更加完善和正规。学生(包括小学生与幼稚生)猛增至240余人,教职工,包括学校领导、教员、保育员、医生、护士、职员、炊事员、通讯员、护理员、缝纫工、洗衣工、饲养员等共150余人。学校工作人员都是现役军人,和学生一起全部享受供给制待遇。

1949年10月1日,历经沧桑的中国人民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时没有电视转播,学校把全体师生拉到杏花岭体育场,听高音喇叭的实况转播,听毛主席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任校长钟景星当天拿着一台照相机,兴奋地拍摄了很多当天的场景。飞机在体育场的上空播撒下五颜六色的传单。师生们兴高采烈,那时候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再不受压迫了,再不受欺负了,能过幸福生活了,育英学校的师生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53年,育英学校更名为华北军区育英学校;1955年2月,更名为北京军区育英学校;1958年,育英学校开设中学部;1964年7月,学校移交太原市教育局管理,更名为太原市育英学校,其中中学部更名为太原市育英中学;1970年更名为太原市第二十六中学;1988年,根据老教师和老校友的一致诉求,经相关部门批准,学校恢复原名“太原市育英中学校”;2000年9月21日,新民街东花园(太原育英学校初址及幼儿部)被公布为太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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