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昊征

阴山北麓的四季永远是那么宁静，那么明亮。

在山北的每个季节，三五好友结伴同行，长城踏雪、春坤寻春、青山避暑、怀朔秋行。行走在山北的沟沟洼洼、村前梁后，寻遗址，探古迹，访旧事，解读塞外风土人情，梳理山北文化脉络，那份情致是最惬意不过了。

阴山北麓，大漠南沿，自古便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错融合之地。清季民初，晋陕冀农耕人群大批涌入山北地区，与当地原住蒙古族同胞共同生产、生活。既而，村落星布，商道纵横，旗厅并存，蒙汉分治。时至今日，阴山北麓蒙汉交融的遗址遗迹遗物众多，民俗事象色彩斑斓、形态各异，形成不同于晋陕省区的历史文化。

山北民间文献并不多见，从原籍带来的云（家谱）在那个特殊年代大多付之一炬。关于村落记忆除了口述的传承外，大概就是少之又少的残碑石刻了。当然，还有另一种记载，那就是村庙的钟磬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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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阳县玉元成村的庙钟已经不在原址了。我托朋友几经打听，在邻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找到这口铁钟。

2019年7月的一天上午，朋友陪我来到这个小山村。我們一早从市区向北行进阴山。天不是很清亮，用本地话说，是麻阴阴天。我喜欢阴山。每次穿越阴山，总有一种莫名的激动。有时看山顶的云，一动不动地停滞着，就想起山北草滩上卧着的羊，便自语叫它卧云也是好的。有一次，车行到山前，天还未亮，就想，能看到星星就好了。抬头，山顶就真的有一颗星星在。山北乡村夜空的星星清亮繁多，宛若天河，难分彼此。而阴山上空的星星，有时近在眼前，伸手可摘，有时高寒孤傲，寂寥执着。阴山，就是一位诉说云烟过往的老人，尽管它从未开言，但总能从每一块石、每一株松、每一簇草中寻找到历史的蛛丝马迹。每当那弯弯曲曲的山道连接着的小山村凸现眼前时，距离那些悠悠往事就更近了。

也许应了好事多磨的谚语吧，快到目的地时，天开始下雨。朋友不停地和村里人电话联系，对方一直在说着一个明显的标志，可我们就是找不着进村的路。于是，车子在路的两边不停地穿越。终于看到那个所谓的标志了，雨反而小了许多。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山村，却有一个商号的村名。主人在大门口候着，看到车子近前，忙比划着停车的方位。寒暄片刻，直奔主题。钟就在农户家的车棚里很随意地放着。朋友对主人说想看得仔细些，钟被提到南房屋檐下的台阶上。我忙拿出准备好的相机，一点一点地拍着，生怕漏掉丝毫细节，留下遗憾。朋友则用尺子量每一个可以叫出名字的部位：口径40厘米，通高44厘米，钮环高7厘米……

我是奔着庙钟的铭文来的：“会首人等/义源成/张茂云/张世明/王祯/王祥/李清/赵九安/靳廷云/孙万清/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吉/日成造/金火铁局/公议炉/土块沟/村/龙王庙/叩敬。”五十六个字，在我所见的山北庙钟铭文中，这算是多的了。自然，传递的信息也要比其他庙钟多一些。

雨不知何时停了。身旁开始聚集村人，先是同院邻居，一会儿从院门外又走进几个人。有的叼着烟，有的手捅在袖中，一个个漫不经心，却又话有所指。显然将我们当作某个行当中人了。好在该记的都记下了，该拍的也都拍好了。忙与主人客套了几句，便匆匆离开了。

庙钟真正困扰我的是那个“土块沟村”。此前，已经通过庙钟的微信图片知道有这样一个村落。但是遗物离开原地，相应地增加了一项工作，那就是如何证明它就是原地的遗物，这个原地又在哪里？让人无语的是，庙钟铸造者在铸铭文时用了俗字。他将“块”字铸成“圤”字。在辩识这个字的过程中，我再次体会到民间文化的力量。最初，我把它认作“林”字，很多见了图片的人也说是“林”字。然后，便开始寻找“土林沟村”。显然一无所获。事情就这样搁下了。直到有一天，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求教一位写书法的亲戚。他先是摇头，继而大悟，说在某个礼账单里见到过这个字，这是几块钱的“块”字的俗字。遂大喜。

俗字是相对于正字而言的，正字符合书写和拼写规范。俗字是一种通俗字体，它有一定的语境基础，并在民间广泛流通。比如，过去地契中常常会碰到某段地的“段”字，写契时常用“假”字的右边（去“亻”字旁）。这是“段”的俗写，是典型的俗字。再如庙前功德碑上的捐款数额，常有捐银几两几钱字样，那个“钱”字也常常是用中医大夫中药处方里面剂量单位“钱”的俗写。书归正传。“土块沟”很快就找到了，就在固阳县银号镇的东北。这是一个蒙古语地名，叫土盖沟，方言转音后就成了土块沟了。据达林太老师主编的《蒙古语地名的汉语译音》一书介绍，土盖沟就是车子沟的意思。可我还是不知道“车子沟”是什么意思，好在它并不影响我对这个村子的兴趣。按图索骥，当地村民告诉我，铭文中的张茂云、张世明是土块沟的老户，张家最早来到这里垦地放牧，始成村落。在沟的西端就是玉元成村。铭文中的王祯、王祥同样是玉元成村的老户。玉元成村是商号村名，铭文中也有一个商号，叫义源成，排在捐资铸钟“会首人等”的第一位。我想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儿了，玉元成就是义源成，就像土盖沟就是土块沟一样。如此说来，这个庙钟还有一个修正村名、正本清源的实证意义吧。

庙钟铸造的时间并不久远，光绪二十三年，即公元1897年。五年后的1902年，清政府任命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派他赴绥远督办西蒙垦务，拉开了绥远地区官方放垦的大幕。这一政令的出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1901年，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议定的巨额战争赔款压得清政府喘不过气来，而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更是雪上加霜。一些地方大员遂建议清政府放垦内蒙古土地，征收押荒银和地租，增加财政收入，以解燃眉之急。清王朝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解除蒙地垦禁，实施官垦。而在此之前，蒙地是禁止开垦的。尽管也有垦务，却是走西口的流民私自开垦，当然，也有蒙古王公私自招垦，都是犯王法的。于是，为了处理垦务、管理垦民，山北有了武川厅，有了五原厅。而原来的茂明安旗、乌拉特三公旗和四子王旗则只管蒙民事务。自此，山北旗厅并存，蒙汉分治。

土块沟村龙王庙钟铭文说明在清政府官垦之前，这里已经有了农业生产。这个村落的形成时间显然要早于修建龙王庙的1897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在每一个历史大事件发生的同时，平凡的民众同样在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事件。龙王庙的修建对于一个小山村来说，无疑是大事件。当然，捐资建庙的“会首人等”并不知道，五年后甚至于多年后，那个贻谷和后来的民国政府会让他们再花一茬钱来证明耕种多年的土地属于他们自己。

2

2019年6月某日，独自开车来到固阳县协和元村。一位老同事告诉我，这个村子里有座庙，庙里有口钟。到了村里才知道，是两座庙。

村子北坡梁上有一小庙，是在早先龙王庙的原址上建的。庙门前空地上立放铁钟一口。仔细端详，钟上有铭文：“龙王庙/道光二十/三年吉立/张立明敬。”

村南有一条东西向村道，跨过村道，是一个孤立的小土墩，上面也有一座小庙，如佛龛一般，却是新建的。在庙里置放铁磬一元，铭文数行：“民国十一年/白龙王庙/赫二/协和源。”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与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二者相距约八十年。与村中七十多岁的郝姓老人聊天得知，清朝时包头镇协和义巷开字号的张银匠来后山买地耕种，渐成村落。后来，因忙于商号生意，无暇稼穑，就将土地分卖于周边农人。于是，留下了村名协和元。从钟的铸造时间看，距今约一百八十年，这大概是山北地区有文献记载较早的村落之一了。

巧的很，在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奔坝开辟道途碑记》中也有一个协和园商号。

郝姓是协和元村的老户，他们最早由山西保德迁到萨拉齐县鄂格逊村（今属包头市东河区管辖），又由鄂格逊迁到固阳县文圪气一带的八分子村，辗转迁至协和元村至今已經五代人了。想来，赫二就是郝家的一员吧。我曾经问过研究老包头的本土学者冯源先生，老包头是否有协和义巷或协和园巷。冯先生说没有听说过，但在财神庙一带曾有园子巷。会不会是协和园巷的简称呢？难以取证，只能存疑了。

山北地区的农业开发并不是自古相延至今的，而是与牧业经济交错发展。西汉时，政府在阴山北假中设置北假田官，管理军事屯田，以供军需。公元11年，王莽任命赵并为田禾将军，发戍卒屯田北假，以助军粮。北魏时，道武帝拓跋珪命拓跋仪屯田阴山。元代，阴山南北为汪古部领地。今天，在阴山北麓一带发现多处元代聚落遗址，仅固阳地区就有该类遗址二十二处，部分遗址还有元代石碾槽等实物遗存。可见，阴山农业开发历史悠久。但北方游牧民族在阴山地区生存发展的历史同样证明，牧业是阴山居民的主要生产方式，且阴山北麓尤为突出。这种生产方式一直延续至清代。清末民初，阴山一带垦务渐盛，中原汉民族远迁塞北，渐成当地居民主体。

这些穷苦人最初也只是为了一口饭而背井离乡走西口的。他们谨之又慎地来到这一方土地谋生，时不时地告诫自己，你是客人啊。直到某个月圆之夜，独上山冈，醉卧敖包，与妻儿梦聚，才知道，这无际的牧场、宽阔的天地是允许雁行的孤人寄托那一缕乡愁的。渐渐地，有了家，在这方水土扎站住了。猛然想起保佑自己和家人的神神们还没有住所呢。山北少雨，十年九旱，年年春旱，龙王爷便成了村落主神。这也是山北所建村庙大多为龙王庙的原因。山北的每座村庙都是那样的矮小。我见过最小的黑龙王庙，不算根基，高不过一米，庙中仅放牌位。这就足够了，庙小，心中的神大啊，足可撑起一个家庭、一个村落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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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成于众人之手，自然少不了镌刻功德，留名千古。奇怪的是，山北庙宇有石碑的少，生铁铸钟和磬居多。磬是一种民族乐器，后来被佛教寺庙引用为法器，铸磬铭文记事倒是少见。在山北地区，类似于协和元的磬，在羊渠子村庙也有。羊渠子村庙铁磬铭文是：“羊渠子/村献在/龙王庙/位前设/立敬磬/一元/龙神之/恩今将/年月开/列于后/大清光/绪二十/五年瓜/月十五/日广义/号叩敬。”光绪二十五年即公元1899年，瓜月，指农历七月。因七月瓜果飘香，就有了这满是诗意的代称。

羊渠子村位于银号镇。这个村子现在只有两三户人家，都还不是老住户，说是个村子还真是有些名不符实。可这个村子在老固阳人看来却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民国年间，固阳只是个三等县，建县晚，加之连年匪患，经济也不甚景气，自然，在绥远地界有名望的人不多。不多归不多，总还是有的。张国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国林，字茂才，1909年出生于内蒙古固阳县怀朔镇土龙湾村。曾在绥远省立第一中学就读。他于1932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后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期间任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第八路军副指挥。建国后曾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委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工商厅副厅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年青时的张国林是一个进步青年，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与同乡学友一起组建固阳旅平绥同学会，共同创办期刊《固阳》。《固阳》自任为全县民众的喉舌，所载文章多论及县内政务，文笔尖锐，于县政不光彩处多有揭露，曾连续揭发三任县长贪污事实，使其先后被撤职，声震绥远。1935年10月，张国林父亲病故，他在《绥远西北日报》刊登讣告，并于次年元月将父母合葬于羊渠子村张家祖坟。张父生于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商号广义号为羊渠子村龙王庙铸磬时，他已经是十三岁的少年了。那时的他还在羊渠子村吗？

历史人类学界将村庄及庙宇的田野考察形象地描述为“进村找庙，庙里寻碑，碑外访人”，可谓形象至极。其实，在阴山北麓用“庙里寻钟”似乎更恰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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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钟见着了，却眼睁睁看着它行走在离家的路上;有些钟却彻底迷失了，只能听听传说和故事了。

大德恒村龙王庙钟是我见到的最小的铁钟。那时的它，就在固阳县城一家收破烂的院子里静静地伫立，那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铁钟高二十八公分，下部残缺。钟身铭文简洁：“王珍贵/赵文元/赵如亮/屈玉/国宝/王荣/刘祥/大德恒/满村/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叩敬/龙王庙。”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今固阳县银号镇大德恒村的八位村民为村庙敬献了一口铁钟。村子不大，满村也就是他们几户人家吧，寂寥如斯，仍不忘农人本分。这口袖珍庙钟见证了塞北农家一片赤诚之心。而今，庙钟却已背井离乡，与破铜烂铁共处一隅，无光无声，无怨无语。八户人家的后人还记得那份先人的寄托吗？想必他们也早已迁徙他处，另起庙宇了吧。

大地渠村龙王庙钟没有见着，只是听村里的朋友讲起过。他说大地渠村与武川县大腮汗村相邻。文革期间某日，大腮汗村的牲畜成群践踏本村青苗，被村民全部扣押。大腮汗村民前去索要，被拒绝了。于是，他们背了几麻袋莜麦去弥补对方损失，再次遭拒。无奈之下，他们将自家村庙的铁钟搭上，又找了中间人，好话说了千千万，这才换回本村牲畜。庙钟自此悬于大地渠村庙前，钟铭文有大腮汗村字样。进入新世纪，当地大兴开矿之风。有河北人在大地渠村开选矿，工人全是外地的。时间不长，庙钟不见了。村民们都说是被矿上的工人偷去了。

大地渠的龙王庙也是有故事的。朋友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地渠村久旱无雨。听说下湿壕大邦朗村龙王庙有求必应，几个年青人就相约去借人家的龙神来祈雨。这在当时也是一种习俗吧。到了大邦朗一看，龙王神是泥塑的，有半人高。几个人一商量，趁夜将龙神背走，请至大地渠村庙供奉起了。没几天，雨还真下了。按理说，应该将龙神送回大邦朗去。可是，下完雨都快一个月了，村里没有一个人提送神的事儿。那边大邦朗村就乱成一锅粥了。往年也有类似的事儿发生，可人家都按规矩送回来了。这一次可有点时间长了。关键是大邦朗村也缺雨啊。村民开始四处打听。巧的很，当时去请神的人中有一个青年，在大邦郎村有亲戚，被人家看到了。于是，大邦朗村人寻踪而来，龙王爷被接回去了。

行走在山北的村落田野，咀嚼着塞外的朔风雨露，你可以不思考，但不能不倾听。因为，用不了多久，关于更多庙钟的事儿，只有在故事中寻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