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兆增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特色教育组织，具有讲学、祭祀、藏书、修书等功能。书院早期以民间办学为主，是对官学的补充，具有私学的性质，但因书院发展中的官学化倾向，同样也具有了官学的特点。研究发现，山东的书院最早起源于唐，是位于山东临朐县的李公书院；宋代山东书院发展一度停滞，仅有七所（北宋时期五所，金时期两所）；元朝时期，统治者重视文教，山东书院得到进一步的恢复与发展，新增五十余所；明清时期，山东书院发展几经起落，直至鼎盛。明代书院修建70余所，清代山东书院发展迅速，新建142所，为山东各地教育作出巨大贡献。对清代山东书院研究成果的梳理，一方面希望能够以史为鉴，为当代山东教育改革深化提供启示，另一方面梳理书院研究发展的线索，希望有助于推动清代山东书院研究的深入。

一、清代山东书院研究概况

山东是儒家故乡，文化素称发达。自书院研究开始以来，山东书院的研究也吸引不少学者的兴趣。对于书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教育专著、区域性研究专著、通史类著作当中，而研究山东地区书院的发展也只是轻描淡写。李国均的《中国书院史》[1]、王炳照的《中国古代书院》[2]、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3]等书中对山东书院略有涉猎，但也只是浅尝辄止。

有关山东书院的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开始逐渐展开。2004年，李伟所著的《山东书院史话》[4]一书是第一部研究描述山东书院整体发展的著作，不仅对山东书院的发展做出了大致解读，而且对山东书院的类型按照教学宗旨与书院性质等方面做出了分类，对于在山东书院发展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泰山书院、尼山书院、历山书院等进行专题介绍。此书虽然篇幅并不多，但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之后，开始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清代山东书院研究成果，以“山东书院”“清代山东书院”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检索后，剔除不相干文章后，共查阅到山东书院研究著作1部，硕博论文36篇，期刊论文24篇。

近年来，清代山东地区书院研究备受关注，学术产出颇丰。但相对于书院研究的整体情况（例如湖南、江西等）来看，其研究尚存许多不足之处，有待研究者们补充。

二、清代山东书院研究的专题性研究

（一）清代山东书院发展研究

清朝时期，山东书院的发展从低迷期到兴盛期，直至最终消亡，与清代统治者的文教政策变化有着莫大的联系。对于清代山东书院发展的研究，有助于书院研究者们把握清代山东教育发展走向。

王兰荫的《山东省书院志初稿》[5]中用很多笔墨描写了清代山东书院。作者通过参阅地方志等史料，对山东书院的数量做出了统计，清代山东书院数量有史可考的共140余所。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考证出了多数山东书院创建的时间，如历山书院、泺源书院等，对后续研究影响颇大。可惜的是此书研究以济南地区为主，其他地区的研究还留有空白。张洪生在《宋、元、明、清山东书院一览表》[6]一文中，以宋以来的省志与地方志为线索，详细介绍了山东各个地区的书院情况，内容可靠。白新良遍查各种山东地方方志，形成《明清山东书院述论》[7]一文发表于《齐鲁学刊》第四期上，该文章以时间发展为线索，以文献资料为本，较完整地呈现了清代山东书院发展的脉络。认为清代山东书院以其自然发展情况大致可分四个时期：一是书院发展受到压制的顺治时期；二是书院繁荣发展的康雍乾时期；三是书院发展山河日下的嘉道咸时期；四是书院发展走向终结的同光时期。白新良对从元朝末期到清朝末期时间段内的山东书院产生与消亡做出详细介绍，并对山东各地书院进行考证。但存在的问题是该研究只停留在书院产生消亡时间的简单描述上，并未做出深入细致的探讨。无独有偶，马学强的两篇文章《略论清代山东书院》[8]《清代山东书院的发展研究》[9]同白新良观点基本一致，认为清代山东书院的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书院发展缓慢的顺治时期；书院在政策支持下急速发展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书院发展江河日下的嘉庆、道光、咸丰时期和书院发展停滞最终被取缔的同治、光绪时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参考作用。但两篇文章内容基本一致，后文并没有做出再深入的研究。李取勉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山东学校教育研究》[10]一文中对清代山东书院教育做出论述，从书院的藏书、考课、经费等方面对于书院教育的管理做出了解读，肯定了书院教育在清代山东教育史上的地位，但局限于篇幅较少，对于这几方面没办法描述详细。

杨林林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清山东书院的时空分布及其近代演变》[11]从跨学科的角度论述山东书院的发展，以统计学、文献学、历史学中分析方法为指导，研究明清山东书院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背后的动因。其在整理史料文献以及前人对于山东书院研究的基础上，制成明清书院简表，并以此来分析明清时期山东书院的时空分布特征。他提出明清山东书院的时空分布一方面与地方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受到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是社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卢兴民的硕士论文《清代山东书院研究三题》[12]，多方收集资料，在地方志、省志、文集的基础上，考证清代山东书院的实际数量，最后得出清代山东书院共有二百余所，是山东府重要的教育组织，影响了书院当地的学术文化生成，也从侧面证实了清代山东书院蓬勃发展的状况。此外，卢还对清代山东的重要书院（如泺源书院）的内部学术交流进行了动态的描述，着重介绍了书院山长众人的治学、研究等，对于后续研究者启发颇大，具有创新的意义。

（二）清代山东书院地域及分布研究

清代山东省内各地发展并不均衡，表现出较强的经济、风气、文化、交通等差异性，导致清代山东不同区域的书院发展具有差异。例如，鲁西运河沿岸和鲁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教育繁荣，书院数目居多。“清代全国书院总数约达4365 所，其中山东有 213 余所”“有86所在运河沿岸及其辐射地区”[13]，是清代山东书院总数的40%，运河沿岸文教之风盛行，物质基础得到保障，书院繁多，所以关于清代山东书院的研究以运河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显得不足为奇。

王云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14]一书中对于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山东段运河沿岸的教育发展情况进行研究，指出此地文风兴盛，书院发展蔚然成风。王认为山东运河区域的经济发展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发展基础，以及运河带动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除此之外，作者通过考证得出，该地域的书院创建者绝大多数都是官员，即运河区域书院显著体现出书院发展中的官学化特点。舒方涛的《明清山东运河区域书院研究》 中对明清时期运河区域山东书院教学、管理、藏书等方面做出研究，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地理条件等因素对书院发展进行分析，认为山东运河区域书院发展因运河而兴，也因运河而亡，运河带来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书院发展兴盛，运河断流后则导致书院发展陷入颓势。此外，作者还从官员与士绅这两个地位、利益诉求不同的群体，分析书院在创立和管理运营中的矛盾，探讨该区域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角度新颖独特，为清代山东书院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王艳的硕士论文《明清济南地区书院研究》[15]对济南地区书院的概况、管理、藏书、祭祀和经费使用等方面进行叙述，发现济南地区书院在教学、藏书、祭祀、经费等日常管理和运行方面既具有其他地区书院的共同特征，又体现了地域特色，是山东区域文化与书院文化工作作用的结果，此外作者还着重分析了书院产生的社会影响，认为书院对儒家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繁荣了地方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窦现成的硕士论文《清代济南府书院研究》 中，对清代济南府书院对清代济南府地区教育发展的贡献做出了肯定，同时认为书院教育的发展与社会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关系，书院教育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并且总结清代济南府书院兴衰的得失，进一步提出书院的发展要具有改革性和创新性，同步于时代的发展，这就与当代的高等教育产生共鸣。

王夏凯在他的硕士论文《清代胶东地区书院研究》[16]中，同样认为书院和地方社会互相影响，相互作用，提出在书院发展中，胶东区域文化渗透进了儒学发展过程，形成了以儒学为传统兼有胶东文化背景的书院教育形式；此外，作者还从经济发展、地理位置等因素分析清代山东书院发展情况，认为清末山东半岛的对外交流对山东书院的衰弱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认为这个因素与胶东地理方位有重要联系。李春玲在硕士论文《明清胶东地区教育事业研究》[17]第二部分中对胶东地区的书院进行了考证和归类，提出书院教育的繁荣促进了胶东地区向学之风这一观点，二者相互促进，互相影响。但存在所用史料较少，研究不能深入的问题。武振伟的《明清淄博地区书院创建与改制考》[18]对淄博地区书院的创建、发展、衰落与改制情况进行了考证分析，对于单独区域书院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清代书院山东书院个案研究

在对于山东省书院整体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很多学者也开始对地区书院进行个案研究。

泺源书院历史悠久，是清代山东最大的官办书院，清末改制后被改为官立山东大学堂，因此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在王君茹的《山东泺源书院发展变迁研究》[19]中，简单介绍了清代泺源书院的历史变迁，泺源书院的建立、发展与改制，重点描述了泺源书院的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认为清代泺源书院群英荟萃，著名学者毕沅、沈起源、何绍基、匡源等著名学者都曾担任泺源书院的主讲，培养了诸多人才，使得泺源书院文风兴盛，誉满齐鲁，成为清代山东的学术文化中心。杨布生的《何绍基掌教泺源、城南两书院考》[20]中介绍并评价了何绍基“通经致用”“实事求是”的书院教育思想和培养“善士（即优秀知识分子）”的教育目的，认为前者是何绍基教育思想的精华所在，而后者是晚清知识分子为维持封建制度的无奈之举。杨洪升在《缪荃孙与泺源书院》[21]中对缪荃孙对泺源书院的贡献做出了肯定，认为他将书院的教学方式改造成科举加学术研究的模式，为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并且因为缪荃孙对于搜拓金石的喜好，间接地推动了山东金石学的发展，对《山东通志》的修志思想也有很大影响。三位作者从不同角度考证了泺源书院的文教作用，并对其文教作用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但不足是对于泺源书院的教学、研究、藏书、经费管理等部分研究不深入，并没有很好地说明泺源书院的具体情况。

潍坊地区是山东的另一文化中心，地方文化十分兴盛。宿成山在《麓台书院考述》[22]中笼统介绍了清代麓台书院的发展与兴盛，对麓台书院的讲学、管理、教学进行了考证。他认为麓台书院的发展与潍县教育兴衰有直接关系，并且引领了维县的文教之风，虽遭改制但文风仍存，影响深远。王明德的《麓台书院与明清时期潍坊学术文化发展》[23]认为麓台书院为潍坊地区振兴文教、发展学术、培育人才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极大促进了儒学的学脉延续与潍坊地区学术文化重镇的形成。吸引许多学者在此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潍坊地方理学流派，实现了学术研究与地方学术文化的繁荣，并为理学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肖延安、田永德的《明清潍县书院研究》[24]对思乐书院、潍阳书院、西涧草堂和程符精舍等清代潍县众多书院做了考证和变迁描述，认为潍县的众多书院正是促成潍县“科第彬彬人才盛”“户尽弦歌俗右文”的重要原因。但局限于史料与篇幅原因，对于清代麓台书院的研究仍然存在填补空间，尤其是麓台书院作为地方书院，书院的管理问题、经费问题是如何进行的尚待说明。

另外李伟的《山东书院史话》[25]一文，在其第四章对于山东历史上几个的著名书院做出了简单介绍，如泰山书院、尼山书院与洙泗书院、历山书院、泺源书院、麓台书院、临津书院等书院的发展变迁，虽对清代书院的介绍较为笼统，但对于书院个案的研究仍然可以提供指导作用。武振伟的《临淄闻韶书院稽考》[26]对清代闻韶书院的前身、创建、搬迁、改制等做出详细考证，脉络清晰。李勇慧、金晓东的《曲阜尼山书院沿革研究》[27]指出尼山书院是一所典型的祭祀型书院，并对于清代尼山书院的建筑、人员、祭祀制度沿革做出研究，认为尼山书院也是传统儒学的象征。尼山书院作为一所特征鲜明的祭祀型书院，有深厚的政治背景，对于它的研究有助于解释朝廷文教政策变化与尼山书院变化的关系。

（四）清代山东书院的其他研究

关于清代山东书院与文化传播的研究，靳力的《论清代山东书院的图书出版文化》[28]认为，清代山东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如刻印经史典籍、刊印书院的学术著作、辅助地方政府刊印地方志书，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图书出版文化。清代山东书院的图书出版活动促进了书院研究成果的保存和传播，保存地方文献，推进印刷业的发展，推进了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杨洁在《理学发展对明清山东文化之影响举隅》[29]一文中分析，理学在山东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与书院的辅助作用具有很大关系，书院教育是理学流传的现实基础，山长管理、“讲会”制度、配备正式学规、征集部分学田等措施保障了书院发展的物质基础，促使学术学业精进，众多学子勤学苦读，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促进了山东地区理学的发展与传播。张洋洋的《清代山东士绅参与地方教育研究——以济南府、东昌府、兖州府为中心》[30]中发现，清代山东士绅在书院的创办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捐资书院经费，主持书院事务，部分退休官员还选择到书院担任山长或亲任教授讲学，参与到地方教育事业发展之中，完备地方教育体系，培养地方人才。

关于清代山东书院与书院经费的研究，孟雪在《清代书院经费研究》[31]中研究比较清代山东泺源书院与清代山东东鲁书院的经费筹集情况，论文指出，泺源书院作为省会书院，享受优厚的经济条件，经费来源不仅有皇帝御赐帑金，还有“存公项下拨补，每年造册报销”的报销政策以及官捐的经费；而东鲁书院作为府级书院，只有少量的官捐经费。作者认为这是导致省会书院与其他地区书院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也从经济角度解释了山东书院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关于清代山东书院与新学的研究，梁宗华的《清代书院与新学》[32]一文主要探讨了清代书院由盛转衰的演变历程，文章后半部分论述了清代山东书院在近代的转型与发展。

关于清代山东书院与建筑学的研究，张良的《曲阜尼山书院建筑与历史研究》[33]以山东曲阜尼山书院建筑为例，分析书院建筑中的文化取向。从建筑单体、建筑装饰和人文意境营造三个方面剖析尼山书院建筑的特点，认为书院建筑与政治意识形态和功能关系密切，如尼山书院建筑深刻遵循书院等级秩序的约束，庄重的建筑风格显示出尼山书院作为祭祀书院的象征意味，一方面展示了作为祭祀型书院与其他类型书院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书院建筑是儒学文化的一部分这一观点。

三、清代山东书院研究展望

对清代山东书院发展的研究发现，清代山东书院的迅速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基础，作为儒学的起源之地，齐鲁大地深厚的向学之风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使书院在山东异常繁盛。学界对于清代山东书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并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但是，针对于清代山东书院的研究仍有几个方面的不足，在后续的研究中可做下面几方面的努力。

第一，研究者们对于地方志、省志等资料的挖掘还不够仔细和深入，有些文章中的数据还不够准确、表述不够清晰，例如对于清代山东书院的数目考证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统一说法。而且，对于清代山东书院内部的精确信息，如书院的沿革、教学管理、教师选聘、生徒管理、藏书刻书、经费来源与使用等研究不够全面，还有待于后续研究者们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第二，清代山东书院的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相关研究主要针对某个区域或某个书院进行。一方面对书院区域研究并不均衡，主要研究区域集中在济南府地区和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运河沿线，这些地区经济发达，文化交流频繁，教育事业繁盛，研究也容易展开，吸引了研究者们的目光。但清代山东其他地区的书院对当地的文化事业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鲁东、鲁西南等地的书院研究同样值得重视。另一方面是偏爱成名书院的研究，过于集中在清代山东省会书院的泺源书院上，导致未能深入挖掘山东书院的特色，例如开办了医学教育的历山书院，具有祭祀功能的尼山书院等，研究成果寥寥无几。

第三，书院建筑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者们对于清代山东书院的研究虽开拓了新的视角，开始尝试使用文化学、建筑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书院进行研究，且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研究数量偏少，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仍存在深化的可行性。

第四，清末书院的改制对于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清末山东地区的书院改制是怎样进行的？改制中遇到了什么问题？等还有待研究者们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清代山东书院的研究领域将不断拓展、研究主题将愈加多元，资料搜集、整理亦将不断完善，研究成果将愈加丰硕，以求展现齐鲁文化的璀璨面容和教育的深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