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运哲 （苏州大学）

一、苏州弹词音乐发展脉络

苏州弹词音乐历史悠久，虽难以断定苏州弹词音乐究竟源于何种艺术形式，但历史上所记载的诸多曲艺形式与苏州弹词音乐均有渊源。据《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说涯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南宋时期的“涯词”、“陶真”两种说唱形式已在城市和农村形成一定的规模，拥有一定的听众；元《通制格条》卷二十七记至元十一年（1274）事“顺天路束鹿县镇头店聚约伯（百）人，搬唱词话”，元初的“词话”设场与店内，听众多达上百人，规模巨大；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二十载“杭州男女瞽目者，多学琵琶，长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①，明朝“陶真”的演出形式类似于如今的弹词艺术，是盲人的谋生工具；至清代，据马如飞《杂录》记载，苏州南词艺人王周氏在乾隆南巡时御前弹唱，后随帝至宫内演出，告病返苏后建立艺人行会组织光裕会，从此苏州弹词大盛②，清朝中后期，弹词艺术逐具规模，已于城市中成立行会组织。

从上文所引证的弹词音乐发展脉络来看，弹词音乐是由多种同时期的曲艺艺术杂糅而成，且弹词音乐的形成与发展于城市之中，市井之间。城市是社会功能组织的聚集地，关于城市音乐文化，洛秦在文章《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一文中提出：

“城市音乐文化是在这城市这个特定的地域、社会和经济范围内，人们将精神、思想和情感物化为声音载体，并把这个载体体现为教化的、审美的、商业的功能作为手段，通过组织化、职业化、经营化的方式，来实现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文化现象③。”

苏州弹词音乐是苏州城市中，市民阶级的精神、思想和情感物化而成的艺术形式，这一艺术形式体现为教化的、审美的、商业的功能作为手段，通过组织化、职业化、经营化的方式，实现对弹词音乐中所蕴含文明特征的继承和发展的文化现象。

二、苏州城市文化视野下的弹词音乐

苏州弹词音乐艺术并非脱胎于吴文化，是北方曲艺音乐受南方城市文化影响的产物。五千年天朝史，绝大多数政权均以关中地区或北方地区作为政治核心，形成了大量以中州韵和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曲艺音乐。相比较北方长时间的统一，南方地区仅南宋时期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漫漫历史长河中，南方地区文化并未被强大的北方文化吞并，反而以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潜移默化地将北方音乐文化逐渐本土化。南宋王朝携大量北方文化南迁，并建立了长达150年的南方政权，促成了南北文化交融，致使北方曲艺音乐地方化，苏州弹词音乐的剧目、曲牌名称、声腔特征中均能找到北方曲艺音乐的影子，譬如剧目名称中包含中原及北方名词，在“起角色”时会使用中州韵作为声腔等等，这也说明得了苏州弹词音乐源于北方，是北方曲艺音乐受到苏州城市文化影响的产物。

苏州弹词音乐是北方曲艺受到吴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曲艺形式，其唱腔用词、书目内容等等，都是苏州城市音乐文化的直接体现。

（一）苏州弹词音乐的唱腔用词是苏州语言文化特征的体现

吴侬软语是吴地语言文化的主要特征④。苏州方言语音温婉柔和、曲调婉转、腔词圆润，柔和的苏州话因其轻灵、温婉、清丽的语音语调成为苏州城市文化中必不可少的文化烙印和背景符号。

弹词音乐始终是以“说”和“唱”来讲述故事，苏州评弹艺术说表为主，唱腔为辅，主要的剧情内容依靠苏州方言的念白推动，“唱”是“说”的延续，以唱腔为例，唱腔中的语言脚本是基于苏州方言架构而成。弹词音乐中的唱腔分为书调体和曲牌体，书调体是以语言的朗诵调为基础，吸收戏曲中板腔结构而形成的，常采用七言上下句的句式结构，且主要为“四三”句法和“二五”句法，其中，“四三”句法第四字、“二五”句法第二字必为平声，但苏州方言的韵母数量与普通话差异甚大，使得普通话中的仄声在苏州方言中体现为平声。如《白蛇传·断桥》中唱词：

西湖今日重又临，往事思量痛彻心。

这两句唱腔，上句为“二五”句法，普通话中“湖”字发音为第二声，属仄声，而在苏州方言中，体现为第一声平声；下句为“四三”句法，普通话中“量”字发音为第二声仄声，而在苏州方言中，体现为第一声平声。

除此之外，唱腔中常基于七言上下句的结构上，添加辅助性词汇使语句通顺或表现人物情绪，这些辅助性词汇往往带有苏州俚语特征。例如《珍珠塔》方太太唱段中唱词：

君王（格）尚有草鞋亲。

无论是弹词脚本的编纂也好，还是实际演出中的用语也罢，苏州弹词音乐虽然在起角色或是说白时使用其他语系语言，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均是使用苏州方言，而苏州方言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弹词音乐的脚本创作，其影响最深的点在于唱腔段落中“唱词”与“唱腔曲调”的结合，正因曲艺音乐“腔从于词”的客观规律，苏州弹词音乐的旋律因苏州方言的原因而有别于其他地区弹词音乐的旋律。

（二）苏州弹词音乐的书目内容是苏州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特征的体现

吴宗锡所著《评弹文化词典》中记载有苏州评弹书目404篇，其中评话书目77篇，弹词书目327篇。弹词书目中，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和契合历史借古讽今的政治故事为主。同样，笔者在《中国民歌集成——江苏卷》中发现，所记载的苏州地区的民歌都是歌颂美好生活的小调歌曲，仅太仓、昆山地区有零星几首劳动号子。苏州人热爱生活，重视生活质量，民国时期，苏州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经济繁荣，终日忙碌的码头工人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也要到附近的茶馆听一听的评弹，一听便是一整套书，一整套书短则半个月，长则三十天，这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心态主导休闲娱乐的行为，成为弹词音乐在苏州繁荣昌盛的原因。弹词书目中的爱情故事便发生在身边，讲述落榜书生跌宕一生的《情探》、描绘凄婉爱情故事的《双珠球》、道明真假冤案的《十五贯》等等，都是发生在街坊之中的身边故事，生活气息浓郁。

对生活的热爱并不代表消极避世。苏州地区自古以来崇文重教，孕育了大量杰出人才的同时，也将“忧国忧民”的心态情怀深深地刻入了每一位读书人的脊骨之中。苏州文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昆山文人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都是苏州人心怀天下，学以致用的心态文化的外在体现。弹词书目鳞次栉比，鲜有纯粹脱离君王政治的书目，《情探》中的落榜书生，终沉溺于功名利禄抛弃糟糠之妻而不得善终；《双珠球》中阻挠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政治因素，终因书生高中状元而烟消云散；《十五贯》中被腐败知州严刑逼供的无辜人家，终因清官查案而含冤昭雪等等，皆是苏州文人墨客胸怀天下的心态文化的行为表现。

曲艺音乐书目内容的特征也是一城一地人民心态及行为的重要风向标，苏州弹词音乐的书目数量之巨，直观地体现了苏州地区文化发展水平高，市民受教育程度高，文人墨客数量众多，文人墨客的普遍价值观主导了剧本写作的主要内容，而听众对于剧本的演出反响也直接影响了文人墨客再创作过程中对题材的把控，总的而言，时至今日所存在的历史书目都是城市中市民阶级选择的结果，是城市文化的最终体现。

三、苏州弹词音乐中的城市文化价值

城市文化是一城一地经过千年堆叠而成的普遍特征，即便是现如今飞速发展的经济情况下，也依旧不会产生迅速的转变，只会在时间的浇灌中，继续贯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城市特征，城市音乐亦是如此，苏州弹词音乐只会在新时期的条件下，更进一步弘扬吴文化特征。

苏州弹词音乐虽已不再以畅销商品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之上，却完整地保留了它退出历史舞台时的模样，成为展馆中珍贵的历史文物，是研究苏州城某一特定时期城市音乐的极好例子，对于弹词音乐，我们不应将之孤零零地置于高墙之中孤芳自赏。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苏州弹词音乐本身带有诸多历史的痕迹，是历史上，苏州城市文化的完美“文物”，除了将之作为理论研究的“活化石”，还应当将之作为展示那个年代苏州历史文化特点的“镇馆之宝”，继往昔绝学之精髓，扬苏州城市文化之璀璨。

（指导教师：苏州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唐荣）

注释：

① 吴宗锡.评弹文化字典[M].上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7.

② 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苏州市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724.

③ 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J].音乐艺术,2003,(02).

④ 陈书禄,纪玲妹,沙先一.江苏地域文化通论[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