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畲族海外移民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末民初。其时闽南、闽西、闽东以及浙南等地畲乡均有数量不等的畲族随汉族“下南洋”谋生，人数以闽南泉州一带畲村居多。《过番歌》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这部闽南方言长篇说唱诗流传于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华人社区，叙述了早期福建人民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新加坡谋生的辛酸历程。《过番歌》版本异文较多，其中，福建泉州安溪县善坛畲族村畲民钟鑫创作的版本，不仅内容更丰富，抒情色彩也更强烈。该版本是基于作者个人早年亲身经历所编，流传于当地畲汉村落。据田野调查，闽东畲乡流传的《过番歌》与闽南流传的版本略有不同，且以畲语演唱。①感谢福建畲族学者蓝炯熹先生提供的相关文献与田野资料信息。近年来刘登翰等收集了不同版本的《过番歌》，并编著成名为《过番歌文献资料辑注》的书籍。［1］不过该书并未从移民主体的族群属性来分类辑注，更未涉及畲族早期海外移民问题。因而，我们只能通过《过番歌》“安溪本”创作者的畲族身份和闽东畲村的畲语演唱等文献以及田野调查相互观照的历史人类学方法，来推断福建畲族早期海外移民的历史萍踪。而浙南畲乡畲族早期的海外移民，实属凤毛麟角，故鲜有记载。

总体而言，在早期华人华侨移民史中，畲族远渡重洋者数量较少。直至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闽浙畲乡畲族（尤以浙南温州文成侨乡居多）在当地汉族的引领下，才纷纷走出国门谋发展，成为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组成部分。

目前，关于畲族海外移民的研究成果还较为罕见。相关论文作者大都从移民文化、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人口生态、海外创业、历史变迁、文化传播等视角来研究闽浙等地的海外移民行动与实践，鲜有从畲乡与侨乡区位叠合视角和海外移民的民族属性视角来深入探讨。仅有《“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三十而立的回顾（1986—2017）》一文提到畲族参与了2017 年5 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成立的“欧洲中华少数民族联谊总会”。［2］而相关华侨志书、史籍类著作，则极少区分闽浙等地海外移民的民族成分，更未专题陈述。仅有《文成华侨志》指出：“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畲族华侨相对保留着团结互助的‘聚居群体’传统”这一特点。［3］还可从该志书中的《建国前老华侨名录》，依据畲族姓氏推测出新中国前文成畲族出国者寥寥无几的状况。［4］直至新近出版的《文成县畲族志》，［5］才有专门章节概述了文成畲族外出务工创业的案例，但总体篇幅有限。此外，在笔者的畲族村落人类学研究专著：《超越大山——浙南培头村钟姓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一书中，曾收集了文成县培头村畲族海外移民的若干案例，并从畲汉民族互动的角度予以分析。［6］该书仅将畲族出国谋生纳入培头村经济文化变迁中的一个发展类型来分析，尚未从畲汉“民族互嵌”②“民族互嵌”概念，首次出现于2014 年5 月中央召开的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议。该会提出“推动建立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实践理念，旨在更好地处理新时期的民族关系。该理念在同年9 月召开的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被予以重申和强调，并被视为今后民族工作的重点方向。“民族互嵌”理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简称“三交”）举措的实践构想。民族关系中的“三交”概念，是三个依次递进的环节，意即通过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进而达到交融。但交融不能片面理解为完全同化式的“融合”，而是在尊重民族差异的前提下，通过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以及借鉴对方的优点与长处，增进民族之间的理解，增强彼此之间的共同因素，缩小民族发展差距。民族“三交”理念强调自然而然的过程，期望和谐自然地达到民族之间“文化上的相互接纳、心理上的相互认同、血缘上的相互融通”的理想目标。而“互嵌”则可视为“交融”的必需途径，“交融”是“互嵌”的自然结果。民族“互嵌”的样态，涵盖从物理空间的“掺杂交错”，到精神层面的“理解互动”，既包括居住分布、地理环境、生活习俗、礼仪交往等形式上的互嵌，也包括社会流动、职业构成、社会分层、教育资源、文化适应、文化认同等社会深层结构的互嵌。本文无意对“民族互嵌”予以系统的理论阐释，只是借用其理论视角来分析畲族海外移民的历史背景和动力机制等。本文有关“民族互嵌”内涵的解读，除阅读了相关文献资料以外，主要参考了民族专家王希恩在《民族的融合、交融及互嵌》一文中的部分观点，原文刊载于《学术界》2016 年第4 期。的视野予以聚焦式思考。简言之，目前畲族海外移民研究还处于鲜有问津状态，还有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畲族是我国东南山区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也是一个与汉族有着悠久历史互动的散杂居民族。该民族由一个聚居的族群嬗变为一个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大分散、小聚居”民族，历经了自初唐至清末长达千余年的民族历史迁徙。然而，畲族千年历史迁徙始终遵循着“只望青山而去”的迁徙定律，属于典型的内向型境内拓荒移民迁徙。直至20 世纪80 年代后，闽浙侨乡畲族陆续走向海外并获得较好的发展，畲族才实现了从内向型境内拓荒迁徙到外向型海外移民的历史飞跃。

畲族漫长的历史转型是畲族历史文化传统和畲汉民族互动关系的产物，更与畲汉民族互嵌的形式和程度密切相关。本文以畲族内向型千年历史迁徙为叙事背景，以改革开放后畲族出国人数最多的浙南侨乡文成县为深度田野调查点，基于畲汉民族互嵌的视角，分析文成畲族海外移民的历史背景、动力机制、发展现状，进而阐释侨乡畲族海外移民的时代意义。

一、形式上的互嵌：畲族内向型历史迁徙与文成畲族概览

（一）畲族内向型历史迁徙及影响

畲族内向型历史迁徙实际上是一部畲族千年移民垦荒迁徙史，其以深山密林为去处，如史诗般恢宏壮丽。在隋唐以前，畲族先民就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处的山区，过着“椎结跣足，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即他徙”的游耕①游耕是刀耕火种的一种特殊形式，指某民族在一定范围内不断地迁徙，开辟新的耕地之耕作方式。参见陈国强、石奕龙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481 页。生活。［7］自唐垂拱二年（686 年）始，畲族受唐王朝政权的管辖和北方汉族移民先进农耕生产力的影响，陆续向更远的密林深山处退却。之后，迫于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压力，畲族先民及其后裔始终以“青山幽谷”之处和“猿鸣鸟啼”之方为迁徙路径，以“领山林移地开锄荒壤，力耕多种，只望青山为柴，傍木为家”为生计方式。②参见景宁畲族自治县惠明寺村雷周隆家藏“包凤建造雷氏宗谱序”中的《敕书》，内容与畲族《敕赐开山公据》相近。大约在唐末五代时期，畲族先民基本走出闽粤赣交界处，宋元时期自西向东、由南向北星散式扩展至大部分东南山区，明清时期达到垦荒迁徙高潮，从而奠定了今天畲族的地理分布格局。畲民迁徙往往三五成群，肩挑背驮，扶老携幼，住住迁迁，缓缓而行，历经千余年，生生不息。直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最后一波畲族定居于安徽宁国县云梯乡，畲族千年民族迁徙终于降下帷幕，完成了从“游耕”向“定耕”的漫长转型。③畲族的“游耕”与“定耕”只能视作畲族社会经济变迁史中两个相互衔接而又边界模糊的相对性概念。前者以刀耕火种、狩猎采集、去脊就腴为殊相，后者以畜锄并用、精耕细作、安土重迁为概貌。畲族漫长的游耕迁徙史并非整体性的同步移动，而是一个从聚居地向定耕点持续渐进而又分散多样的散射式动态过程。从游耕方式来看，期间既有聚居区向周边山林扩散、渗透式的游耕，也有长途迁徙、远距离跋涉式的游耕，还有在选择定耕的大区域后，为寻找适宜的生存点或为农作物休耕而进行的局部式、短暂性游耕，或者在定耕若干时段后，在资源和人口压力下，继续作远距离的游耕，直至寻找到理想的定耕点。就游耕的时空性而言，不仅游耕的时间有长短，定耕的时间有先后，而且游耕与定耕往往并存于同一历史时段的不同地域空间，抑或定耕中夹杂着某些游耕特征，甚至有的定耕畲族刀耕火种遗存持续到1960 年代。参见王逍：《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23 页。

畲族千余年的民族拓荒迁徙史影响深远。第一，畲族从一个聚居的族群嬗变为一个与汉族交错杂居的民族，奠定了当今畲族“插花式”分布于粤、闽、浙、赣、皖等省汉族聚居区的地理分布格局。第二，“只望青山而去”的迁徙路径造就了畲族“以山为基”的居住风貌。畲族聚落几乎囊括了我国东南地区的主要山系：“闽、赣交界的武夷山、黄冈山，闽浙交界的太姥山、仙霞岭、洞宫山，闽东境内的白云山、鹫峰山、闽中境内的戴云山，浙南、浙西境内的雁荡山、括苍山和天目山，广东境内的罗浮山、莲花山、九连山、凤凰山等都是畲族的世居之地。”［8］第三，“以山为基”的地理分布格局，既孕育了畲族丰富的山地农耕知识，也催生了畲族“民勤本业”［9］“耐劳杂作、弗事商贾”［10］的农本观念，畲民市场意识较为淡薄，历史上长期沦为汉族政权的边缘人，处于积贫积弱的境地。第四，在与汉族长期不对称的涵化互动中，畲族集文化适应性与族群封闭意识于一身。其族群封闭意识主要体现在固守民族内婚制，正如畲族史诗《高皇歌》所唱：“女大莫嫁华老④畲语“华老”等同“华佬”，是基于历史上畲汉民族隔阂心理，畲民内部对汉人带有边界的指称。去，准当爷娘不养你，无情无义是华老，好似小时死去了。”［11］畲族通过歌谣传唱的形式不断强化“汉人是如何不可靠”的历史记忆，不断提醒和告诫子孙：畲汉通婚是违背祖宗和父母的忤逆之举。这折射出畲族试图通过民族内婚的壁垒而躲避与汉族深度交往的文化心态。

简言之，虽然畲族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历史悠久且程度较深，但因二者之间不对称的互动关系和形式上的民族互嵌，畲族外向拓展的动力明显不足。

（二）文成县畲族源流及其分布与生计

文成县畲族主要有雷、蓝、钟、李四姓，均系明清时期从浙江景宁、青田、云和、平阳、苍南、瑞安，以及福建罗源、侯官等地陆续迁入。据畲族族谱统计，入迁文成县境的畲族共有20 个支系。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县有畲族人口5976 人，占总人口的3.2%。2007 年，畲族人口达17253人，占总人口的4.6%。2018 年底，由于部分畲族向外迁移，文成畲族人口降低至16646 人。全县80%以上的畲族居住于偏远的山区或半山区，呈典型的“大分散、小聚居”的地理分布格局。20 世纪90 年代，文成县内畲族居住的行政村有287 个，自然村有483 个；纯畲族聚居的行政村有9 个，自然村有114 个；有100 个以上畲民的行政村为37 个。［12］随着文成县撤乡并镇以及少数高山畲村整体搬迁，目前，全县畲族主要分布于周山畲族乡和西坑畲族镇以及28 个民族村内，少量散居于其他乡镇村落。

明清时期迁入文成的畲族各姓支系依山而居，刀耕火种。他们在杂木丛生中开垦出一片片土地，种上山禾（旱稻）、番薯、玉米、粟米、荞麦、高粱等旱地作物，耕耨之余，辅之以狩猎，以此维持简单的生存。迁入文成不久，畲汉开始互动，畲民们积极采借当地汉族先进的锄耕和牛耕技术，在房前屋后山塆沟坑处有水源的地方垒筑梯田，种植水稻，逐步实现了由刀耕火种向梯田水稻耕作和旱地杂粮种植的二元型农耕生计模式的转型，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经济生活水平缓慢增长。自明清至民国数百年来，文成畲族祖祖辈辈以筚路蓝缕的拓荒精神，将无数荒山野岭变成了山间秀陌和良田茶园。

清代中后期，文成畲汉互动有所加深。少数畲民在当地汉族的引领下，初涉市场交换。此外，清末民初畲汉通婚壁垒也已开始打破。不过，历史上文成畲族大都处于汉族地主的经济依附地位，农本意识根深蒂固，具有明显的族内婚偏好。总体上，他们与当地汉族处于形式上的互嵌状态。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国家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这种状态逐渐改变。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文成畲族与汉族的交往互动发生了质的飞跃，由“形式上的民族互嵌”向“结构上的民族互嵌”转型，为畲族向海外拓展提供了动力。

二、结构上的互嵌：文成畲族迁徙观念的转型与海外移民拓展

所谓结构上的民族互嵌，是指20 世纪80 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深化，文成畲族与汉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彼此之间实现了较好的文化互通和资源共享，两者在文化教育、职业构成、社会流动、居住环境、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差异日趋缩小。具体表现为，畲族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等精神气质日益提升，农本意识和族群中心观念日益被突破和超越。更重要的是，畲汉族际通婚率显著提高，畲汉之间礼物流动日益频繁，畲族结交的汉族朋友日益广泛。畲汉民族结构上的互嵌，为文成畲族迁徙观念的转型和海外移民拓展奠定了基础。

（一）文成畲族海外移民的侨乡文化背景

文成县地处浙南山区，隶属浙江省温州市，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1946 年，国民政府核准从瑞安、青田、泰顺三县边区析置新县，1948 年正式建县，以明朝开国元勋刘基谥号“文成”为县名。文成虽然建县历史较短，但却有着百余年的侨乡历史。在建县之前，今文成的南田镇、西坑镇、黄坦镇、玉壶镇等中北部地区大都隶属青田县管辖。今玉壶镇北部更是与青田一衣带水，两地人民可谓“同饮一江溪水，互见牛羊奔跑”，［13］形成了重要的通婚圈和礼物流动圈。在青田侨乡地缘、亲缘等因素的影响下，玉壶镇孕育为文成县著名的侨乡发源地，其海外谋生风尚亦逐步扩散至文成其他乡镇。

文成华侨移居海外，最早可追溯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玉壶东头黄河村胡国恒，随其青田舅父从上海赴欧洲贩卖青田石雕，后转赴南美阿根廷谋生。此后，在玉壶人的引领下，县境陆续有人远赴南洋、日本、欧洲等地。［14］据文成侨务部门统计，1949 年以前，全县共有华侨1312 人；1984 年底，华侨数量为5614 人，分布于五大洲的26 个国家；1990 年底，增至1.56 万人；1998 年底，达5.8万人，分布于世界52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集中于欧洲；2006年底，达7.2万人；2011年底，高达10.5 万人，集中分布于欧洲的情况有所改变。［15］从以上数据来看，自20 世纪80 年代始，文成出国人数开始攀升，20 世纪90 年代和21 世纪头十年达到高潮。而近十年来，随着文成地方经济的发展，“出国热潮”稍有降温。显然，文成籍华侨大都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的新移民。随着侨情、侨力、侨心、侨汇的快速发展和增长，文成县底蕴愈益深厚，内涵大为丰厚，能量迅速增强，［16］文成侨乡级别也步步提升：由“侨乡”到“著名侨乡”，再到“重点侨乡”。

事实上，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青田侨乡移民文化的强烈辐射催生了文成境内浓郁的出国风尚。以玉壶镇为核心的文成人，充满着对海外的美好想象，对侨属家庭极为羡慕，年轻人以出国为梦想，父母以筹资送子女出国为责任和骄傲，相互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攀比意识，孕育出了“相对失落”和“崇欧慕侨”以及“炫耀性消费”等区域文化心态。［17］他们通过亲邻、同学、朋友等媒介，构建了一个互助式的出国网络体系，出现了海外“连锁移民”现象。［18］文成畲族亦被纳入到该网络体系之中，从而实现了由传统的内向型境内迁徙向当代的外向型海外拓展迁徙转型的时代飞跃。

（二）文成畲族海外移民概况及田野案例

文成畲族海外移民的发展进程大体与当地汉族同步。早在20 世纪20 年代，就有畲族青年随汉族朋友下南洋谋生。20 世纪40 年代初，当日军进犯南洋群岛时，旅居新加坡的文成籍畲族华侨雷成桃参加了“抗日义勇军”，与其他华侨一起共同奋起抗击日军。1972 年，文成玉壶镇金岩村畲族雷成泽在当地汉族朋友的帮助下至荷兰创业。［19］自20 世纪80 年代始，文成畲族青年出国务工创业者日渐增多。经过20 世纪90 年代至21 世纪头十年的蓬勃发展，目前大约有三四千名畲族（以农村中青年为主）在海外谋生创业。他们分布于全球30 多个国家，主要集中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也有一部分在东欧、中亚、西亚等地区，还有少量在南美洲和非洲一带，主要从事服装加工、箱包制作、超市经营、餐饮服务等行业，少数佼佼者则兴办大型企业，参与国际商贸及金融投资等。①有关文成畲族在海外的人数，统计模糊，说法各异且波动较大。本文主要参考朱礼主编的《文成县志》和《文成华侨志》，以及最新田野调查数据。

畲族侨胞文成祖籍地空间分布结构亦与当地汉族相似，即以玉壶镇为中心，通过邻里同乡、亲朋好友、同学同行等地缘、亲缘、业缘关系，逐步辐射到文成其他乡镇。据统计，2016 年，玉壶镇金岩民族村的151 名畲族人口中，有近100 人在海外发展，该村是名副其实的畲族华侨村。玉壶镇的洪地民族村、周山垟民族村以及与玉壶毗邻的周壤镇外南民族村中，大部分畲族家庭均有人出国务工创业。［20］此外，黄坦镇培头民族村和西坑畲族镇亦有不少畲族赴海外发展。

近十余年来，随着文成畲族侨胞经济能力的提升和海外经验的积累，部分畲族侨商侨领等精英崛起。他们积极参与所在国的各类侨团组织，有的甚至组建了海外少数民族联谊会。他们既积极为广大畲汉同胞海外发展出谋划策，也为其回国投资发展等牵线搭桥，更与国内各级侨联组织密切互动，折射出畲族侨胞的与时俱进和文化自觉。

简言之，文成畲族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观念，远渡重洋谋发展，无疑得益于畲汉民族结构性互嵌和畲汉民族深度友好互动。文成畲族通过辛劳和汗水获得较为理想的劳动报酬，其中有不少务工者转型为工商业经营者，甚至发展成一方侨领。通过拼搏奋斗，他们不仅改变了个人与家庭的生活面貌，也情系桑梓，润泽家乡。以下试举几例予以说明。①有关畲族海外移民田野案例，主要参考王逍：《超越大山：浙南培头村钟姓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240～246 页；同时结合对相关当事人的最新访谈。

案例一：由务工者成长为侨商侨领的雷姓畲家男

雷开勋（1976—），男，文成玉壶镇金岩民族村外塆自然村人，现为意大利文成籍杰出的畲族侨商和侨领。他在海外创业得益于姐姐姐夫的帮助。姐夫是玉壶镇林龙村的胡姓汉族，1980 年到达荷兰餐馆打工。1985 年，姐姐亦达荷兰，夫妻俩有了一定积蓄后开始经营餐饮。1989 年，姐姐姐夫转至意大利佛罗伦萨开办箱包加工厂。至今，两人经济实力雄厚，不仅有自己的工厂，还从事箱包进出口贸易及餐饮经营。大哥雷开怀于1986 年到达意大利罗马，先打工，后开设服装厂。1995 年6 月，19 岁的雷开勋于玉壶中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继续升学，而是至温州职业学校学习厨师技艺，为出国做准备。半年后，雷开勋赴厦门舅舅工作单位食堂厨艺实践。1996 年5 月，他从厦门辞工远赴意大利逐梦。初至意大利罗马时，他并没有从事餐饮行业，而是进入大哥雷开怀创办的服装加工厂打工，每天工作16 小时，全年无休，整整做了4 年。1998 年，他获得意大利永久居留证，次年考取驾照，为筹办工厂做准备。2000 年，在姐姐姐夫的帮助下，雷开勋在佛罗伦萨开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箱包厂，这是他由打工转向创业的开端。2002 年结婚后，他又转卖箱包厂，与妻子在普拉托创办发达服装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意大利二线品牌服装。之后，服装公司规模逐步壮大，工人数量由起初的数十名增长到300 名，且工人既有中国人，也有意大利人。2017 年，他根据市场发展趋势，又创办了面向大众消费人群的衣美服装有限公司，效益可观。

雷开勋不仅仅是一名能力超群的畲族侨商，更是一位颇有情怀的畲族侨领。他担任多个海外侨团组织的重要职务，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种侨团组织活动。例如，2005 年，他加入意大利普拉托华商会，担任副秘书长。2013 年，他加入意大利和平统一促进会和中意贸易促进会，分别担任副秘书长和执行副主席。2016 年，他加入意大利中部文成同乡会，任外务长。2017 年5 月，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在海外创业，他与畲族同乡雷玉弟等创建欧洲中华少数民族联谊总会，担任会长。2018 年，在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蓝军会长的支持下，他又牵头成立了意大利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近年来，他频繁往返于中意两国，与中国侨联、国家民委等相关机构建立了深度联系，并积极运用国家民族政策和侨务政策，为少数民族和家乡发展提供社会制度性支持。2018 年11 月，他参与组织了在长沙举办的“民族地区一乡一品”国际博览会。2019 年6 月，他又参加了由国家民委组织的海外少数民族代表团与台湾中华少数民族联谊会，以及在湖南吉首举办的“中华一家亲”等联谊活动。

雷开勋不愧是新时代少数民族侨商领军人物。他在成就个人的同时，也努力回馈家乡和祖国，推动了中意两国经济文化深入交流，充当了“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民间公共外交使者，促进了文成畲族与汉族的互动交融，也为意大利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其发展模式达到了华商可持续发展的“三创”境界，即华商在自我发展的同时，还应为当地社会“创税收、创就业和创市场”。［21］

与雷开勋在侨团协同合作的是其畲族同乡雷玉弟。雷玉弟（1964—），男，玉壶镇洪地民族村花地自然村人，现为意大利文成籍著名的畲族侨商和侨领。1993 年，初中文化程度的雷玉弟在姐夫雷开勋的帮助下赴意大利佛罗伦萨谋生。他起初在同乡的箱包厂打工，工作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善于钻研学习，不仅关注箱包的式样，还反复琢磨箱包制作的每一道工序和每一个细节。经过四五年的精心钻研，他娴熟地掌握了箱包设计技艺。1997 年，雷玉弟创办了自己的箱包厂，由打工向创业转型。初创时期，箱包厂只是夫妻小作坊，后扩大至数十人的规模，并拥有了独立的品牌，产品远销欧洲大陆各地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深受客户喜爱和信赖。

雷玉弟不仅在海外成功创业，也在各种侨团组织担任要职。例如，2009—2016 年，他担任意大利佛罗伦萨商贸会副会长；2012 年3 月，担任文成县少数民族联谊会副会长；2015 年，担任上海市海外联谊会副会长；2015 年，参加意大利中部文成同乡会，担任副会长；2017 年5 月，担任欧洲中华少数民族联谊总会第三执行会长。此外，他还具有浓郁的桑梓情怀，积极捐资家乡公益事业。

案例二：崛起于意大利超市经济的钟姓畲家女

钟碎兰（1969—），女，文成黄坦镇培头民族村培头自然村人，属海外创业佼佼者。其出国发展契机同样基于亲缘、地缘、业缘关系。她高中就读于其大哥钟家其曾任教过的玉壶中学。1987 年，碎兰嫁给自己的高中同学——玉壶镇的章姓汉族。1992 年，其丈夫的哥嫂在亲戚帮助下先行赴意大利米兰发展，前两年在亲戚家超市打工，后独立开设箱包厂，三年后转行开超市，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经济实力。碎兰丈夫在兄嫂的帮助下，1999 年到达意大利，先在一家中餐馆打工。碎兰次年到达，先从事垃圾分类工作。后来，夫妻俩在兄嫂的帮助下，从事箱包、服装来料加工行业。经过五六年的打拼，夫妻俩有了一定的积蓄，再通过兄嫂的资助，也开起了利润较高的超市。目前，碎兰在意大利米兰市周边已开设四家规模较大的超市，年营业额逾300 万欧元。前几年，她又将培头村娘家的侄女夫妻俩带往意大利发展。碎兰也十分关心培头村畲族特色村寨建设，2015 年曾捐资23.8 万元，修建“凤凰到此”门楼一座。其在玉壶中学教书的大哥，早在上世纪80 年代初期就辞职前往意大利发展。1992 年，他开办了一家皮鞋加工厂，且全家移民意大利，目前正致力于回培头村引种意大利油橄榄。碎兰这位钟姓畲家女能够崛起于意大利超市经济，既是玉壶侨乡亲缘、地缘、业缘的结果，也是畲汉民族结构性互嵌的产物。

案例三：远赴苏里南开超市的钟姓畲家子

钟陈安（1984—），男，文成黄坦镇呈山底自然村人，属于海外超市经营小康型。2002 年，陈安高中毕业后，远赴南美洲苏里南共和国，投奔在那里开超市的舅舅和舅妈。其舅舅是黄坦镇蓝姓畲族，舅妈则是该镇朱姓汉族，二人为畲汉通婚。据悉，最早去苏里南发展的是其舅妈的哥哥大朱。20 世纪80 年代初期，大朱被黄坦镇一个开推土机的蒋姓朋友带去苏里南承包建筑工程，站稳脚跟后，就帮助妹妹妹夫一家到苏里南开超市。陈安刚到苏里南时，在舅舅舅妈的超市打工，利用每年剩余的五六万元工资陆续还掉了家中借来的出国中介费。四五年后，他积攒了一些本钱，开了一家200 多平方米的超市，并把妻子接到了苏里南。超市每年纯收入为40 万元人民币左右。陈安看到超市经济稳定可观，不久后又帮助本村的堂姐夫妻俩来苏里南开超市。七八年前，陈安与石匠父亲在黄坦镇共同建有一栋200 平米左右的四层独栋楼房，近年又在文成县城购买了一套价格不菲的商品房。陈安一家因海外发展而摆脱贫穷，步入小康佳境，来日可期。

案例四：在意大利从事服装行业改变命运的钟家兄弟

钟一康（1968—），男，文成黄坦镇培头民族村培头自然村人，属于海外发展命运改变型。在一康的青少年时代，家庭较为困难，他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大。初中毕业后，一康升学无望，回家务农，深感无力改变家庭命运。1986 年，在文成玉壶镇朋友的帮助下，一康赴意大利米兰市发展。开始时，他在文成老乡的服装加工店打工，主要任务是将意大利品牌服饰公司裁剪好的布料加工成服装。数年后，他不仅具有娴熟的技术，也累积了一定的商业经验，尤其是在打工过程中找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同乡妻子。其妻为文成玉壶镇胡姓汉族，具有丰富的家族海外打工经商经验和人脉资源。夫妻俩决定开一家自己的服装加工店。在两人的努力下，服装加工店的经营规模稳中有升，已由夫妻店发展为拥有数十人的小工厂。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后，夫妻俩不仅拿到了永久居留证，还在米兰市郊购买了价值数百万元人民币的生态农庄，面积宽敞、环境优美。他在自己稳定以后，还陆续将三个弟弟带往意大利发展，均从事服装加工行业。目前，除老二在青田发展，老三钟一兵前几年从意大利回村兴办企业以外，钟氏三兄弟均在意大利安居乐业。

以上案例只是文成畲族海外发展的缩影。尽管他们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但差异中有较多共性，即总体发展良好。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文成畲村经济尤为滞后的背景下，出国闯荡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经过多年的打拼，他们大都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并回馈和参与家乡建设。其中，有不少人获得所在国永久居留权，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

三、从互嵌到交融：文成侨乡畲族海外移民的时代意义

文成畲族海外移民既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也深受文成侨乡地域文化经济的影响，更是畲汉民族良性互动和结构性互嵌的产物。文成侨乡畲族海外移民无论是对畲族自身发展，还是对畲乡地方社会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第一，有利于畲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自20 世纪80 年代始，文成畲族年轻一代在当地汉族的引领下，一批批走出国门，闯出一片新天地，这是对老一辈“以山为基”和“以农为本”传统观念的突破与超越，也是畲民族从传统内向型迁徙至外向型拓展的历史飞跃，更开启了畲族千百年来超越大山精神的时代新篇章。如今，在异国他乡打拼的中青年畲族，有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包容和文化自信。他们既广泛参与国内外各种侨团活动，也积极融入本民族的各类侨团组织。他们以开阔的胸襟欣赏和理解所在国文化，也对中华文化、家乡文化和本民族文化呈现出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认同。他们身处异国他乡，既广交汉族等民族的朋友，也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怀，对本民族文化表现出根的眷恋。当碰到山哈同胞时，他们依然讲着亲切的“山哈话”，①“山哈”为畲族的自称，意即山里的客人，源于畲族迁徙到达的时间比当地汉族迟，二者有主客之分。饶有兴致地观看家乡一年一度的“畲族三月三”盛会视频，自豪地传播文成故事和山哈故事。近年来，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文成畲族侨胞还自发举办海外“畲族三月三”节日活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精神气质为文成畲族的长远发展增添了新的文化活力。

第二，有助于逐步消弭畲汉发展的结构性差异。从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及各级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来看，散杂居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稳步上升，且总体高于中西部少数民族。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直至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在70 余万畲族总人口中，仍有77%以上为乡村人口。同时，从文化教育程度、高学历人才比例以及职业构成来看，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仍明显滞后于当地汉族，畲汉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畲族这种滞后性与东南发达区域经济形成较大反差，不利于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22］然而，近二十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扶持力度的加大，更因畲族自身的与时俱进，畲汉这种结构性发展差异呈日益缩小趋势。

文成畲族海外拓展可以视为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典范。地处偏僻山区的文成畲族，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努力超越“山野自足、于世无求”的传统族群封闭心理，主动结交当地汉族朋友，积极采借汉族优秀文化，充分利用侨乡优势资源，远渡重洋谋发展，逐步在国内外形成畲汉互嵌式发展图景。畲汉发展差距日益缩小，不仅体现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也体现在文化教育及思想观念方面，更体现在文成侨乡经济发展体系与侨胞公益事业中。

第三，有利于畲汉民族之间深度的和谐交融。畲族千年民族拓荒迁徙史，实际上是一部畲汉民族关系史。在源远流长的畲汉互动中，畲族历经了漫长的对主流汉文化的认识、了解，并不断调适自身文化的历史磨砺，因而具有较强的文化适应性和包容性：“一般来讲，散杂居时间较长，散杂居程度较深的散杂居少数民族，其社会文化的适应性更强，其民族意识中包容成分更多。”［23］但是，在封建历史华夷秩序下和大汉族主义文化氛围中，畲汉文化互动长期处于不对称状态。作为弱势族群的畲族，基于民族歧视和华夏边缘处境以及山区的自然屏障，本能地构筑起一道以远离汉人和主流汉文化而维持民族自尊的心理防线：“在我国历史上，散杂居少数民族所受的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和民族歧视，总的说来，比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更加深重。他们背负着这种沉重的锁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一种对外界刺激十分敏感的防范心理。”［24］因而畲族历史文化心态呈二律背反特征，既具有文化兼容性，又具有族群封闭意识，例如：一方面积极采借汉族先进文化技术，另一方面又强烈偏好民族内婚制，与周边汉族被动交往。该文化心态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有较大改观，但从根本上改变，还是在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四十年间。

文成畲汉关系也同样遵循以上变迁规律。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前，文成畲族总体偏好畲族内部通婚。例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培头村，尽管早在清末民国年间依稀出现“畲女嫁汉男”的上嫁婚（marry up）现象，但直至20 世纪80 年代初，该村的通婚圈仍主要限定在周边畲族村，个别延至泰顺、景宁等邻县畲村。再如，该村一位善唱畲歌的雷姓畲族妇女，20 世纪70 年代初从景宁嫁至文成某村一汉族家庭，因畲汉语言隔膜，日常交流极少而十分孤独，故常在山上干活时以唱山歌来表达喜怒哀乐之情，此举被婆家及村里人误以为“神经病”，不久婚姻解体，后改嫁至培头村畲族家庭，生活美满。［25］此虽个案，却一叶知秋，其时畲汉文化隔膜可见一斑。自20 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后，文成畲族与汉族交往日益增多。因受玉壶侨乡文化的强烈辐射，在近二三十年内，畲汉互动的频率加快，互动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例如，畲汉族际通婚率大幅度提高，通婚圈也从本县扩大到省内外，甚至国内外，数千名海外畲族大都与玉壶汉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亲缘关系。此外，畲汉之间对彼此的文化日益理解和欣赏。例如，文成畲族语言、民歌、武术、体育、节日、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日益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获得当地汉族的支持。该地一年一度的畲乡“三月三”节日，实际是畲汉民族共同的节日。再如，像培头民族小学等学校畲汉学生，共同“学畲语、唱畲歌、习畲拳”，侨乡与畲乡的学生常互相交流、共同联欢。事实上，文成侨乡与文成畲乡已进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彼此欣赏”的结构性互嵌式发展佳境，达到如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交融局面。

四、结语

文成畲族海外移民在整个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史中，具有重要的时代转折和历史飞跃地位。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也是文成畲汉民族由形式上的互嵌向结构性的互嵌所转型的必然结果，更与文成畲族文化调适和与时俱进等互为因果，良性循环。同时，也标志着文成畲族与汉族进入相互交融的结构性互嵌式发展之理想状态。畲汉发展差异日益缩小，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和谐发展。畲族侨商侨领的崛起，既为文成畲族发展和畲汉文化的深度互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畲族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文成侨乡畲族海外移民的田野案例，为当今畲族乡村振兴和畲汉民族关系处理等提供了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思考。“一个民族集团与其他民族集团之间相互学习的机会愈多，彼此接触的方式愈是多样化，民族同化的程度愈深愈广泛，其经济进步也就愈大。民族同化可以形成经济——技术发展中的刺激扩散。”［26］进一步加快畲汉互动的频率，深化畲汉互动的广度与深度，既是散杂居畲族走向市场的动力源泉，也是散杂居畲族发展的根本路径。此外，畲汉民族之间由形式上的互嵌进入结构性互嵌，是我国畲汉关系的最终目标，也是畲乡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互生共融的必然路径。

［注释］

［1］ 刘登翰：《过番歌文献资料辑注》，福建：鹭江出版社，2018 年。

［2］ 向大有：《“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三十而立的回顾（1986—2017）》，《八桂侨刊》2017 年第4 期。

［3］［4］朱礼主编：《文成华侨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年，第25、527 页。

［5］［19］［20］钟春标、蓝双一等：《文成县畲族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9 年，第193～196、194、194 页。

［6］［25］王逍：《超越大山——浙南培头村钟姓畲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40～246、238 页。

［7］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四·博罗县志》，广雅书局，光绪二十六年刊本。

［8］ 雷恒春：《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畲族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第4 页。

［9］（清）林登虎：《漳浦县志》卷一，《方域志》，康熙三十八年修。

［10］ （清）吕渭英：《侯官县乡土志》卷五，《人类和地形略》，光绪三十二年刊本。

［11］ 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研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 年第16 期。

［12］ 朱礼：《文成县志》卷四，《居民》，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211～213 页，并结合最新田野调查。

［13］ ［16］周望森：《浙江华侨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 年，第60、135 页。

［14］ 朱礼：《文成县志》卷五，《华侨》，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225 页。

［15］ 朱礼主编：《文成华侨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年，第5～9 页；周望森：《浙江华侨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 年，第135～143 页；同时结合最新田野调查，相关数据主要由文成县政协邢松琪先生提供。

［17］ ［18］李明欢：《“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社会学研究》1995 年第5 期。

［21］ 陈奕平：《新时代中国发展战略与华侨华人的作用》，《八桂侨刊》2019 年第2 期。

［22］ 王逍：《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41～47页。

［23］ ［24］沈林、李红杏、金春子、杜宇：《散杂居民族工作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年，第83、93 页。

［26］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5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