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存仁

木增刊刻《大藏经》的初衷是这样的，《大藏经》为佛教经典总集，又名一切经、契经、藏经或三藏，简称藏经。内容包括经、律、论，后又增加了有关注释和疏解。经，主要是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僧人的说教；律，主要是释迦牟尼为信徒制定的规则；论，是关于佛教教理的阐释和解释。古老的苯教是藏文化的源头，它不仅是单纯的信仰，而是藏民族的文化体系、哲学思想、文明程度、民风民俗、民族精神和社会教育。苯教的经书多达一千多部，仅《甘珠尔》就达178 部。

木增（1587-1646）名阿宅阿寺，字长卿，号华岳，又号生白，法号噶玛米庞才旺索南饶丹。木增土司总结了木氏先祖几代人治理藏区领地的经验，以教固政，随俗使政，随俗施化，以教安民，以其教治其民，使民心归顺，借助宗教力量，巩固其统治藏区之目的。他“卸任”后，在与藏区僧俗广泛接触过程中，发现藏区僧俗以供奉大藏经《甘珠尔》为美德。为此，木增以“广利众生，五方宁谧，百姓康和”为名，向十世大宝法王却英多杰和八世四宝法王却吉迥乃承诺出巨资刊刻大藏经《甘珠尔》。诚邀第六世夏玛巴米庞·确吉旺秋，在他的校订下木增亲自主持刻印完成，并写下了《三藏圣经》和《三藏圣经序》。之后，被四宝法王译成了藏文。《大藏经》对传播藏文化，增进藏纳文化交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历史影响。

对于大藏经《甘珠尔》的刊刻地，历史学家藏学家曾经众说纷纭，直到2016年，印度菩提迦叶举办《丽江大藏经》开光典礼和第十六世法王让炯多吉纪念活动的祈愿法会，第十七世大宝法王邬金钦烈多杰在法会向大众开示重印《丽江大藏经》来纪念第十六世法王的缘由，说明了这套大藏经是在丽江土司木增的赞助下刊刻印刷完成的。

2016年，来自河南、上海的两位我的学友（大学教授）佛门居士，曾前往印度菩提迦耶参加了《丽江大藏经》开光仪式，第十六世大宝法王让炯日佩多杰纪念活动的祈愿法会。回来后他们向我讲述了参加此次活动的一些情况：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邬金钦烈多杰在法会上向大家介绍了以重印《丽江大藏经》来纪念第十六世法王的缘由。法会当天，在短短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在2500 个字的发言稿中，对于藏地第一部木刻版的《丽江大藏经》，他们反复提到了25 次之多，可见《丽江大藏经》的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各地僧俗信众中得到了很大的肯定。会上还提到“这套藏经是在丽江府土司木增，第九世大宝法王噶玛巴赐名（噶玛米庞才旺索南饶丹）的赞助下刊刻印刷。这部大藏经是第一部在藏地刊刻的大藏经，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重新印制过程中，相关人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心血。木刻版《大藏经》，目前全世界只剩下两套（一套珍藏于大昭寺、一套在印度鸟莉萨），此次以现代的扫描技术重新制作印刷出版。但重印《丽江大藏经》确实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任务，花费成本也比较大。会上还列举了历代木氏土司木嵌、木定、木增与第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刻玛巴的法缘。并指出木氏政权在第十三代土司木增时达到巅峰，木增擅于中国诗文，并且笃信佛法。当时北达巴塘，西达昌都，都属于丽江府的统辖范围。而《丽江大藏经》就是在木增土司时期开刻的。因此《丽江大藏经》是历史上第一部在藏地镌刻的木刻版《大藏经》。公元17 世纪，由施主丽江府土司——木增（噶玛米庞才旺索南饶丹）出资，在第六世夏玛巴米庞•确吉旺秋的校订下刻印完成。为保护珍贵文化遗产，在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督导下，这套大藏经利用现代扫描技术，以古本为底本进行扫描重制完成，于2016年在台湾修复并印制完成。

当天，他们还讲到了在圣地金刚座开光发表的复印版《丽江大藏经》上，在纪念卡片介绍中写到了这份缘，主导这件印经的法王噶玛巴，借此殷殷劝谕佛弟子，要永远珍视以《大藏经》形式所记载的佛说心法瑰宝。历代噶玛巴多数与《大藏经》因缘甚深，包括第十六世法王，都曾投入印制并供养《大藏经》。如今在第十七世法王愿力加持和实际投入下，结合数字科技，再一次弘扬传承藏传佛教文化，印经家风，修复古老的佛说法宝。正是借此提醒大家和众僧，要永远记得这些佛说的经典。

在祈愿法会会场内，我的两位学友见到了台湾桧木制的大藏经柜中安放着110 函总达68300 页的《丽江甘珠尔大藏经》复印版。由台湾正法宝藏团队成员完成，他们中包括有数字、图书管理等专业人员，以及数十位义工，大家齐心合力利用计算机软件，历经一年多的艰辛努力才修复完成整套并重新印制，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人的心血，定当珍惜、爱护。

河南经济学院教授张慧亲眼目睹了这场盛会，回国后他专程来找我搜集十世大宝法王在丽江的有关资料，同时向我讲述了会场中复印版《丽江大藏经》的现身场景，经盒和包经布之精美，令人一见，惊叹不完！他说经盒仍采用木氏土司在明朝天启年间供养大昭寺的《大藏经》包装样式，以硬纸仿木材质为外盒，采四盒式特殊盒型。锦盒前侧可开阖抽屉，每函长约70 厘米，高40 厘米，盒内是芥末黄织的锦段，盒外包以浅橘黄色包经布，则是仿明朝手工刺绣的珍贵云锦。每一函锦纸上下，以青金石靛蓝上烫金，用来自荷兰的彩段硬面护全板固定，右侧以名片大金牌标示册号，以仿象牙的钮扣开阖。经盒左右侧扣以古铜金段及祥云图的铜镀金扣经环，经盒外层金色烫蓝牡丹表层上，烫着以藏文及中文楷书标示的经函部名，这是参照古《丽江大藏经》经原版面。两侧以中文标楷体书写经名的形式，此次复印的《丽江大藏经》当中，在第一页之前，特别收录有大司徒仁波切，蒋贡康楚仁波切、嘉察仁波及巴沃仁波切所绘制和题写的四篇绘图和祈愿文。

据一些资料的介绍和研究，当时木增刊刻《大藏经》的始末大概是这样的。1608年，在木增的亲自主持下，在福国寺开始将《甘珠尔》付梓。1609年，木增向夏玛巴米庞•确吉旺秋提出要求迎请已校勘的蔡巴（注：蔡巴《甘珠尔》这一手抄本是帕竹政权的阐化王时期噶举派大译师勋努拜和红帽系第二世夏玛巴确吉扎巴等高僧多次精心校订过的版本，被认为是准确无误的版本）抄本作为刊刻的底本。在福国寺进行书写，在普济村刻板校对《甘珠尔》这一历史上唯一带有汉语目录的藏文经典。1614年，木增开始将大藏经《甘珠尔》付梓，于1623年，历时九年才欣然刻成。由于丽江大藏经《甘珠尔》刊刻地在丽江，因此又被称为《丽江大藏经》，被认为是首部《甘珠尔》。这也是藏佛教史上唯一带有汉语目录的藏文经典。

据喜饶达朗说，相传《丽江大藏经》竣工仪式在四月八日，也是在释迦牟尼佛诞生纪念日这一天在福国寺举行。后来又到木氏在小中甸的官邸旁的康司寺举行了开光仪式。这个刻本由六世夏玛巴米庞•确吉旺秋亲自编写目录和后记，由于藏族人称呼丽江人为“姜”或“三赕”，所以这一版大藏经又被称为“三赕版《甘珠尔》”。土司木增所写《三藏圣教》和《三藏圣教序》，由司徒仁波切译成藏文，此举也属首例。木增曾于明天启年间将《甘珠尔》印刷朱印版献于五世达赖喇嘛，今仍珍藏于拉萨大昭寺。《丽江大藏经》共108 卷，包括1000 多篇文献，被历代藏学家评价为“历史上最好的藏文大藏经”，至今依然是大昭寺镇寺之宝。喜饶朗达称，藏经《三多杰波却杰》（即天王颂歌）的经卷里说到“笃信藏传佛教的三赕杰波（即丽江王），从南天一隅抬来一根金柱，供献在拉萨大昭寺前，祝愿三赕杰波的地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泰民安……”噶玛噶举派还特为木增写了一部《绛杰波·索南饶丹传》，赞颂木增为弘扬佛法所作的贡献。在藏传佛教中，为木增写传记也是首例。

《甘珠尔》目录序记载：“汉藏交界处有一吉祥的地方，叫做绛域，此地有一维护佛法的王子，名叫噶玛米庞才旺索南饶登（意即噶玛教派无敌福寿永固者），此名具吉祥与圆满，而以慈爱成为统治大地的君王，如此看来果真是至高无上国王，获得释迦佛祖等的加持，以诸佛如海一般的加持力，国王信仰佛法，获得众人尊敬。”八世四宝法王确吉迥乃还为木天王木增所写《度母颂》汉译藏木刻版（现存甘孜州德格八宝寺印经院）收入《司徒确迥文集》“衷”函中，说“此颂由姜萨当法王索南饶丹所著，由司徒在丽江府汉译藏”。大藏经《甘珠尔》印成后，即派一位管家、一位东巴、福国寺一位喇嘛和几个通藏语的随行人员送去拉萨，送至五世达赖身旁，受到连连称赞，并择吉日在拉萨大昭寺举行隆重的交接仪式。附近数以万计的喇嘛僧侣盛装到布达拉宫念经三天，藏民焚香拜佛，络绎不绝。五世达赖在大昭寺接收木增送大藏经《甘珠尔》108 卷后，还特意将经卷向僧俗公开进行了展览，轰动一时。有的僧人当场许愿回去要在自己寺里塑木增长生像，王丕震先生在《木天王》一书中也写到：“达赖五世还作出如下的决定：一是尊木增为木法王；二是欢迎丽江人到拉萨学经，食宿免费；三是吐蕃和纳西代代友好，互相亲爱。”

2012年6月，丽江市委、政府高瞻远瞩，高度重视，不惜重金拔款数千万元复印《丽江版大藏经》，时任市长和良辉、政协副主席杨一奔等到西藏拉萨，与拉萨市政府正式签定了《关于复制拉萨大昭寺收藏丽江版〈甘珠尔〉大藏经合作协议》。原样复印工作完成后，2013年7月13日，拉萨与丽江两市在大昭寺举行了隆重的复印件交接仪式，7月18日，复制件到达丽江由有关部门和各大喇嘛寺院收藏。

《丽江大藏经》的刊刻见证了一段丽江与噶玛噶举派法脉之间深厚的历史缘分，在广大纳西人民的心目中，这已经成为丽江人集体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纳西族高僧圣露活佛事略

由普济村而上，穿过弯弯曲曲的山间林荫小道，约行1 公里，即见一座醒目的古刹——普济寺。大门两旁走廊有两个转经筒，进入门槛是弥勒佛像，笑迎着来自五洲四海的香客光临。进入天井，两旁三间楼房，正面是气势恢宏、庄严雄伟的铜瓦殿。据史料记载，普济寺建于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是全省唯一幸存的铜瓦大殿，1987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拾级而上，宏伟的大殿矗立于高高的台基之上，整体建筑十分精巧，充分体现汉、白、藏、纳融为一体的建筑艺术特色。寺内尚存的两块“国民政府册碑”和“国民政府令牌”石碑，为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册封普济寺住持“普善法师”圣露活佛而立。

为深入探讨圣露事略，多年来笔者曾进行田野考察、查阅史料，拜访年逾九旬还俗喇嘛朗达(已故)，斯诺(已故)，大叔(已故)，那独(已故)、处架(已故)，普济寺灿聚咱央(已故)，普济村离休干部（96 岁高寿的和锡典）和年过八旬的原文教局长（离休干部木耀钧）等，收集整理圣露活佛史实资料。关于圣露的史事史书记载较少，幸运的是在京工作的和文朝先生不辞辛劳，将查找到的一份有关圣露事略参考资料寄赠与我，使我对圣露活佛及普济寺的史实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普济寺开山祖师名登僧，俗名和典，纳西族，普济村人。和典(登僧)在丽江福国寺为僧时，深得四宝法王器重，告诉他说：“你的前生是十六罗汉中的巴古拉尔转世，如你愿意，应在普济村后面建一座喇嘛寺。”和典遵照法王旨意，在普济村后山建了普济寺，众多僧侣随其出家。登僧80 岁时圆寂。二世活佛恩堆，纳西族，普济村人，是和典的亲侄子。乾隆年间，四宝法王驾临丽江，认定恩堆为普济寺的二世活佛。三世活佛法号汤青，纳西族普济村人，恩堆圆寂后，经四宝法王卜算，仍转世于前二世活佛恩堆家中，汤青6 岁时被迎请到普济寺行坐床大典，习修藏文佛经，10 岁送至德格八邦寺四宝法王门下受比丘戒，学经深造，深受法王器重，学成后回到普济寺。他严整寺规，种植花木，添建僧房，使普济寺成为丽江有名的喇嘛寺院之一。相传，登僧、恩堆、汤青活佛，皆出生于普济村的名门望族和积良家中，和翁信奉喇嘛教，与寺僧、活佛交往甚笃。清同治九年(1870)，汤青到和积良家身感不适，和翁亲自护送回寺后涅槃。次年，圣露转世。

普济寺四世活佛世都登僧旺波，简称圣露(藏语，汉意为智慧)，纳西族，清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四日生于丽江白马里金龙村的书香世家。经十五世大宝法王卡恰多杰认定为三世活佛转世灵童。圣露7 岁被迎请至普济寺行坐床大典，经辨认前世用物无误，全寺僧侣无不喜悦；12 岁，拜文峰寺活佛(各寺活佛轮流住持)为师；16 岁，赴青海从师于果度法师习修六年，旋助四宝法王第十一世旺丘嘉波登位；22 岁，至楚布寺大宝法王处，蒙大灌顶，赴拉萨大会，两年后晋升“格西”(藏语，汉意为博士)，再晋为“呼图克图”(呼图克图为蒙语，汉意为圣者或圣人，清代皇上授予藏族、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的封号，凡授这一封号的活佛均载入蕃院册籍)。民国2年(1913)圣露途经尼泊尔、印度、缅甸回到丽江。圣露回寺后，见寺规涣散，房屋破损，僧侣生活贫困，他重新启用善于当家理财的灿聚吐尼，将其经商所得的钱财修缮寺院，发给每个僧人缝制两套氆氇僧服，数年间寺院修缮一新，僧侣日增，香火旺盛，名声远扬。滇西北十三大寺公推圣露活佛总管兼文峰寺开顶导师，民国22年(1933)协同格桑泽仁(时任讨逆第十路军总指挥少将参军西康省党委特派员，边防军总司令）赴康区宣慰平叛僧俗，安定后返回丽江。

丽江是木氏土司世居之地，明天启年间土知府木增在芝山建解脱林(又名福国寺)，初由几个受过比丘戒的僧人住持。清康熙年间，大宝、四宝二法王朝圣鸡足山到驻锡于福国寺，法王返回时带去纳西青年男子6 人到德格习修藏经及噶举派(白教)密法，学成回丽，将原汉传佛教寺庙改为喇嘛寺，为藏传佛教密法传入丽江之始。乾隆初年指云寺开山祖师普济村人罗僧，习修佛法有悟，率领两个侄子及两个外甥出家到福国寺削发为僧，后成为普济寺开山祖师。罗僧之侄登僧，俗名和典，经四宝法王认定为活佛。登僧圆寂后转生于和氏之家，从此名门望族的和氏成为“一门三代人”的活佛世家。普济寺三世活佛汤青圆寂，圣露出世，被迎请至普济寺行坐床大典，习修藏文经典，12 岁入文峰寺，从师于文峰寺活佛(已故厄堆之外甥)门下，活佛对圣露关爱并重。

1930年，滇西北十三大寺公推圣露为中华佛教总会云南丽、维、中、永分会会长，册封为“震旦之屏藩”。他在主持丽、维十三大寺兼任静坐堂导师期间，培养出寿国寺曲尼活佛，普济寺都巴荣登及达摩寺、兴化寺、文峰寺等一批佛学造诣高深的僧侣弟子。

1930年，时任丽维十三大寺副主持的指云寺十五世白玛赤烈旺秋东宝活佛圆寂，在圣露的精心主持下，各大寺秩序井然。1933年，维西县叶枝土司王嘉禄胞弟寿国寺明炯活佛行坐床大典，圣露亲往主持大典。

1934年，圣露从师于青海著名大善知识果度法师，甚为器重，屡被灌顶授以经咒习修3年，时值大宝法王第十五世卡恰多杰来青海，求法于果度法师，圣露与法王同受无上密法3年，期间圣露还结识了九世班禅。班禅很器重圣露品行学识，圣露扶四宝法王十一世英贤多杰登位，大宝法王特邀圣露返藏习修，途中圣露听闻曾祖父病故，取道理塘、中甸回到丽江操办丧事，后到文峰寺静坐堂，静修一年，专学礼仪一年。

1935年，云南省政府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设水陆道场，托丽江县长代表云南省政府恭请圣露来省主持法会，圣露率丽江各大寺僧侣10 多人，下榻于归云楼，建烈士祠，启建密坛，修金刚持大法，在昆讲经传教，慷慨激昂地宣讲救国经，爱国经，深受政府僧俗各界敬重。法事毕，因昆明大旱无雨，经圣露祈念龙王施水经，施展佛法得灵验，同时还治愈几位达官贵人亲属的疑难病症而名声远播，纷纷前来叩拜、皈依佛门，作圣露弟子。

1936年，圣露率僧侣及弟子22 人至小鼓浪，由弟子黄实(高官)筑建新楼供养圣露及僧侣传习颇瓦法，受法开顶者有高官顾视高、沈永福、黄实、灿英等男女居士共22 人。当年，圣露应云南省主席龙云邀请书写藏文四块刻于大理石面后嵌入高六丈六尺的藏式佛塔楞严塔上层四角。

1936年10月18日，圣露率僧徒世鲁、区楚、青巴、鲁都、巴松、明楚等人由昆启程抵越南河内，中国驻越南总领事许某为圣露设宴洗尘并求开示，次日晨副领事钟镇至圣露寓所求皈依，许总领事夫人也皈依为弟子。同年11月8日抵香港，下榻于跑马地一黄姓大户家传金刚持法，当天，港人谢公义等50 余人皈依佛门为弟子，灌顶者达百多人并向圣露再求颇瓦法。16日，在黄宅举行第二次法会，广州佛教界推选代表来港参加，圣露又传四臂观音及弥陀法。22日，传四加行金刚亥母等法，有数十人皈依佛门为弟子并为数百人灌顶。同年11月28日，应国民政府之邀由港启程抵上海受到党、政、军、商、宗教和各界人士热烈欢迎。29日，由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接至南京陵园新村，下榻于高官朱益芝宅。12月1日，为佛门弟子传授金刚亥母法，依法灌顶，受法者有朱益芝母亲、眷属、亲友等。从6日起习修颇瓦法，11日先后一律开顶。圣露代表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藏、纳西等民族及宗教界到南京共商国事，并受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召见。班禅因病，特电南京指明由圣露活佛为他的全权代表。圣露在南京期间，广泛接触军、政、宗教民众团体上层人士，在各寺庙设坛轮流宣讲爱国经，宣扬抗日，讲民族团结和统一，深受各界人士的崇敬。

1937年，圣露用募捐所得资金及丽地大商人李达三等信善众人的大力支持和捐资下，将普济寺大殿覆盖铜瓦，成为继始建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的昆明金殿后的第二座气势恢宏、雄伟壮丽的铜瓦殿。院内有两株近200 多年的古树云南海棠，苍老遒健，虬枝横逸，每年中春开放，花红似火，十分艳丽，树干挺拔花枝摇曳。

1941年，国民政府再次邀请圣露到重庆主持超度抗战阵亡将士法事，同时请他参与组织“蒙、回、藏联合慰劳抗日将士代表团”，由蒙古族詹佳活佛任首席代表，圣露任副首席代表。是年，圣露带外孙和士荫及随侍僧侣、翻译前往重庆，受到国民政府各部、院、会的隆重欢迎和接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召见了圣露，授予圣露“普善法师”“呼图克图”名号，并铸印颁发，还由国民政府颁布国民政府令和册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笔手写的“灵宇慈云”四字高悬于普济寺。圣露一生曾经两次遭遇劫难，一是原寄存于李达三家的贵重财物，后搬回寺里因失火而焚毁；二是西藏大商人邦达昌的烟土寄存、埋藏于普济寺，被藏商告发而全被没收，被迫由普济寺赔偿部分损失。

1941年，圣露活佛因病圆寂于重庆千佛寺，骨灰由政府专机空运回昆明，由丽江各大寺派僧人接回丽江，丽江政府要员、绅士率各族各界代表前往五里牌迎接灵柩，气氛肃默、庄严，道路两旁家家门口、铺台上摆设香案天灯。在各界贤达的率领下，灵柩缓缓进入古城，十三大寺喇嘛、僧侣100 多人口诵经文，有的击打乐器，吹着大号、唢呐。喇嘛、僧侣设坛超度圣露法会。圣露活佛灵塔安于普济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