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云 生

(中共河南省委第三巡视组，河南 郑州 450003)

民主革命时期，巡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基本组织制度，有其建立与发展的独特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适，为党的建设和中共革命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制度史研究为切入点，实事求是探索、总结其历史发展的特征规律与经验教训，对新时期坚定“四个自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持续做好党内巡视工作具有较为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问题提出：中共革命成功的多元解释

尽管主流观点已经将中共革命成功缘由归结为党的“三大法宝”，但丝毫不影响国内外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继续探讨，且这种讨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1949年8月，出于为己对华政策失败作辩解的政治目的，美国政府在《美中关系白皮书》中对中共赢得革命胜利和国民党失败部分原因予以揭示(1)白皮书强调：“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已超出了美国政府的能力控制范围，这是不幸的事，但却是无法避免的。在我国力所能及的合理范围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详见U.S.Department of State,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9) ,pp.xiv-xwi.，但由于受意识形态和冷战格局影响以及解析方法的局限，故不能也不可能真正诠释中共革命成功的原因。

关于中共革命的成功因素，毋庸置疑是相当复杂的，周锡瑞甚至认为一系列偶然因素相互作用制约并最终导致中共革命成功[1]。1950年以后，学术界开始认识到中共革命成功与“农村包围城市”策略密切关联，并试图从中共顶层路线解构其原因(2)Goel Site Ram,Conquest of China by Mao Tse-tung(Calcutta Society for Defence of Freedom in Asia 1954);Brieur Jean-Jacques,La Chine du Nationalisme au Communisme(Paris Editions du seuil,1951);Hsiao TSO-Liang, Chinese Communism in 1927:City vs Countrysid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0).。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转向新的矛盾研究分析路径，不再拘泥于“大理论”和“概括性结论”。综观既往研究成果，学术界对中共革命成功的原因解释主要有以下观点。(1)阶级论。这种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将中共革命诠释为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运动，揭示出农民阶级的决定性作用，强调阶级动员是中共革命成功的唯一关键。早在1926年毛泽东的《国民运动与农民运动》就已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2]1970年后，法国学者毕仰高主张：“农民的参与是中共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3]美国学者塞尔登做进一步论述：“农民的支持，或者更确切地说，农民和城乡知识分子的联盟则在中国革命中具有决定性意义。”[4]但近年来，有学者在研究中共社会动员与阶级动员理论差异后提出不同意见。罗红光主张应当对“地主”作为阶级分析核心要素予以重新审视[5]，黄宗智则认为阶级斗争话语表达与中共社会动员的客观结构并不完全符合[6]，李放春研究发现“‘地主’在‘土地斗争’中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甚至提出一种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新矛盾研究路径[7]。(2)革命输出论。持这种观点的以俄罗斯学者居多，认为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长期以组织控制的模式在中国制造革命和暴动，对中共革命历史产生了积极影响[8]。中国学者杨奎松从共产国际和苏联“输出革命”和“中间地带革命”的角度对中共革命成功中的苏联因素予以充分肯定[9]12。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解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又提供了许多“输出革命”细节和佐证(3)详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室编写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另可参考赫尔穆特·格鲁伯著、达洋译的《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沙青春的《九一八事变前后苏联对日政策再解读》，载《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张鸣的《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如美国学者樊德雯和台湾学者陈永发等研究认为，若无共产国际影响，“中共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转入组织工人和农民运动”[10]。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态度，如詹姆斯·约翰逊就否认中共革命纯粹是列宁主义组织出来的，并非简单地受其支配[11]。20世纪中期后，大陆中共党史学者逐渐淡化共产国际因素而凸显中共主体性，这种倾向逐渐成为以后大陆党史界编著和认识中共革命史的重要理论基础。(3)民族主义论。这种观点试图从“民族主义”和“权力真空”角度剖析中共革命成功与抗日战争密切相关，但立刻招来诘问：为什么在日本侵华造成的战时真空中受益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12]？马克·赛尔登进一步指出其问题和不足，即日本侵华并不一定能够激发民族主义的热情(4)马克·赛尔登提出：“侵略、战斗和恐怖并不一定激发民族主义激情。”详见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对农民民族主义与中共革命的关系，可参见李金铮的《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达格芬·嘉图著，杨建立等译的《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8-81页；胡素珊著，启蒙编译所译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再版前言第1-16页。。(4)群众路线论。这种观点以大陆各级党史部门的研究成果为代表，认为中共革命成功之处在于唤醒了乡村农民的力量，该观点普遍存在于各根据地撰写委员会所编写的文献著作之中。如金一平就主张中共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富农政策，该政策既不与党内斗争关联，更不是出于经济考虑[13]。对此，有学者持反对意见，如古斯塔夫·勒庞认为农民有自己的理解革命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和革命发动者们的意图吻合，农民与革命之间的利益契合面和冲突面对立统一[14]。范力沛则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共革命最成功的根据地位于较为贫穷地区或传统匪区的居多[15]。(5)组织控制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共成功之处在于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共强大而有效的组织与控制能力克服了农民与革命之间巨大的鸿沟。如霍夫海因茨则通过大量的数据比对发现，中共“制造”革命居功至伟，农村社会只是其“场域”而已[16]。巴林顿·摩尔则进一步主张，中共革命成功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农村中内聚力的缺失[17]。但有学者提出质疑，如罗伯特·马科斯分析认为党团组织和干部领导并非农民运动爆发的关键[18]。戴瑞福则主张，农民在中共革命之前就已经独立自主地转向革命，农民运动主要原因不是阶级斗争，外来组织力量仅为次要因素[19]。韦慕庭亦研究指出，国民革命中的农民运动简单归结为中共组织发动存在严重缺陷，因为其政策、纲领均由国民党制定[20]。(6)社会经济纲领论。这种观点认为农民一直是革命潜在力量，中共革命正好顺应了农民诉求。美国学者斯考切波、丹尼尔·利特尔、杜赞奇和法国学者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等认同该观点(5)如美国学者斯考切波提出，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压榨和剥削导致国家权力崩溃，促成农民广泛反对地主阶级的社会革命；丹尼尔·利特尔认为，近代农村经济的静止和恶化是农民运动的重要原因；杜赞奇从社会秩序失范论证，国家内卷化是农民运动的关键。见[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等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页；[美] 李丹著、张天虹等译《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178页；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251页；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的《社会变化的潮流》，费正清、刘广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687页。。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如萧邦齐、黄宗智、毕仰高等学者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并非农民运动的唯一原因(6)如黄宗智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有许多种可能性结果，萧邦齐也认为农民经济困苦并非农民运动的唯一原因，法国学者毕仰高则认为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不一定会产生相应的社会运动。Philip C.C.Huang,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Moder China 17:3(July 1991),pp.324-327；R.Keith Schoppa,Contours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a Chinese County,1900-1950,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4(November 1992),pp.791-794； Lucien Bianco,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th-Century China(Armonk:M.E.Shape,2001),pp.145-165.。

关于中共革命成功原因，以上解释基本代表了学术界既有水平。这些解释都有各自道理，均揭示了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正如学者杨奎松所言：历史演进“少了任何一种因素恐怕都构不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9]5。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中共革命成功的原因，若以中共巡视制度的视角诠释，亦不失为一种宏观的解析方法。事实上，从中共革命的实际进程看，巡视制度构成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共由此成功地实现革命党转型执政党，并最终赢得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胜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巡视调查，充分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2)实现党内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形成稳定的核心权威的集体领导；(3)促进党内民主和党内团结统一，并形成坚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党的自身目标；(4)建立纠错机制，有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体系产生并获得指导地位；(5)实事求是，正确处理革命中的各种关系，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6)推行革命动员，取得革命领导权，且能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应当说，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巡视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既是中共自身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松散到高度集中的发展过程，又是中共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道路规律、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

中共作为巡视制度的主要创设者和承载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析中共巡视制度的发展进程，其理论解释框架本质上也是一系列关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的话语解释体系。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中共巡视制度对于中共革命成功原因的诠释实质上具有深刻的学术理论意蕴。(1)中共巡视制度本质在于政治路线的确立与执行。中共凭借“巡视制度”来解读社会性质、评判革命性质、决定革命策略，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蕴。正是得益于巡视制度，中共实事求是地基于具体国情，推进党的建设，并能够科学决策，因地制宜地提出革命道路模式，凝聚党内力量，充分运用“三大法宝”赢得民心民意，最终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2)中共巡视制度的实质在于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共制度形态，民主集中制究竟如何在革命性政党具体的巡视实践过程中得以形成，并成功消解党内民主与高度集中之间的张力？无论是理论层面或是实践层面，中共又是如何运用巡视具体实践解决党内纠纷与矛盾，从而有效规范党内秩序？这些问题的解释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蕴。(3)中共巡视制度的策略在于群众路线。其实质是正确处理革命党与社会群众之间的复杂关系，密切联系群众并通过“巡视动员”向底层民众阐释其政治理念和社会蓝图，这是中共在落实巡视制度实践中首先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对于该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有助于从巡视动员抑或革命动员层面解析群众路线的理论意蕴。概而言之，以巡视制度视角切入解析的研究方法，为诠释中共革命成功原因提供了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意识和路径逻辑。

二、认识误区：既往研究的缺陷和问题

与中共党史研究对比，中共巡视制度研究相对缓滞。查阅中国知网发现，学术界早期鲜有文章触及，更遑论专著。随着新时期巡视工作的蓬勃开展，在史料日渐丰富和制度日益受到关注的情况下，中共巡视制度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才得以启动开展，期刊论文2003年始有涉及，硕博学位论文2008年方得专述。截至目前，主要集中体现在宏观论述、区域发展史研究和巡视情况描述三类研究，第一类如胡云生、张玮等学者进行的整体性宏观论述(7)详见胡云生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设计与运行》，载《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张玮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建设》，载《郑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胡秋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研究》，重庆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梁显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巡视制度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何益忠的《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回顾与反思》，载《理论学刊》2010年第3期；凌海金、杨会清的《革命党员、群众路线与巡视制度(1931—1934年之间)》，载《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颜杰峰、夏婉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思考》，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年第9期；蒋荣、杨会清的《革命同质化视角下的巡视制度(1927—1934)》，载《桂海论丛》2015年第6期；李三星、李小苏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巡视制度》，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年11期等。，第二类如对陕西、安徽和部分苏区巡视制度的区域性研究(8)详见白媛媛的《中共陕西省委巡视工作的历史考察及当代价值(1927—1937)》，延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钟长洲的《中央苏区巡视制度研究》，赣南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刘峰的《安徽地区中共巡视制度与工作研究(1923—1935)》，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张红卿的《苏区时期的党内巡视制度》，载《湖湘论坛》2017年第6期；陆建洪、刘峰的《早期巡视制度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贡献——以安徽省为个案研究》，载《苏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孙伟的《试析中共早期的巡视工作——以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例》，载《苏区研究》2018年第3期；胡云生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安徽党内巡视制度探略》，载《史学月刊》第8期；王峰、余坤的《鄂豫皖苏区党的巡视工作的历史考察》，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第10期；张红卿、肖文燕的《苏维埃时期江西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张红卿、何智能的《苏区教育巡视体制的历史考察》，载《苏区研究》2017年第1期等。，第三类如对毛泽东、任弼时、陈云、邓小平、陶铸等巡视员的实践研究(9)详见张玮的《民主革命时期陈云巡视工作的内容与意义》，载《南都学坛》2014年第4期；陈燕的《陈云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发展——基于1928年至1931年陈云在江苏省委期间的巡视工作》，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9期；王峰的《大革命失败后陈云巡视工作的实践探索及其启示》，载《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宋遵茂的《1932年陶铸两次巡视连江》，载《福建党史月刊》2012年第5期；李东方的《邓小平的四次巡视工作经历》，载《党史纵横》2016年第8期；阴树琪的《论毛泽东对党内巡视制度的早期探索》，载《长沙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王黎峰的《任弼时与党的巡视制度》，载《党史纵览》2017年第7期；何晓坚的《中央巡视员郭树勋鄂豫皖苏区巡视实践的特点研究》，载《学理论》2017年第9期等。。这种基于大众史学的主导性研究形态，尽管持续发掘和呈现出不为人注意的历史图景和历史知识，推进中共巡视制度研究整体上呈现具体化的学术气象，但统一融贯宏观历史理论的缺乏又导致具体问题研究在史实呈现和历史叙述等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影响了研究的边际效应。事实上，当下研究除此之外还出现一些认识误区或误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性质功用监督说。这种观点比照现实巡视制度性质和功能概念，简单机械地对长时段巡视制度以一通之，不加分析地将民主革命时期与其他时期等同起来，即以党内监督性质一以贯之地予以界定，直接抹杀不同阶段巡视制度功用的差异。这种观点在学术界较为流行，如王峰、余坤等学者均持此观点(10)王峰、余坤就认为“巡视工作是始于建党初期的一项党内监督措施”。详见王峰、余坤的《鄂豫皖苏区党的巡视工作的历史考察》，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年第10期。。之所以出现如此认识误区，关键在于对该时段制度本身的研究与认识不足，直接望文生义将其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手段和制度予以解构。事实上，作为执政党可以界定为党内监督，但作为革命党更多的却是领导方式。对于这一点，陈丽凤、胡云生、张玮等学者已经敏锐地捕捉到(11)如陈丽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21—2006)》就提出，巡视制度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党的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胡云生、张玮则分别论证了巡视制度作为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一种重要领导方式，对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详见陈丽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1921—200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胡云生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设计与运行》，载《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张玮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建设》，载《郑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但这种声音微弱，并未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和回应。理论研究的含糊和基本认知的错误极易导致研究中的先入为主，实践研究证明，既往很多研究只要提及巡视制度，大都直接将其理解为党内巡视监督，甚至将巡视制度理解为源自党内监督。

二是概念定义同源说。这种观点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巡视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巡察制度、当代行政巡视制度、司法巡视制度、国外巡视制度混为一谈，更有甚者将监察制度亦视为等同，如胡志远、郑文靖等(12)如胡志远认为：“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有效借鉴和积极汲取我国古代传统巡视监察制度有益成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内巡视制度。”郑文靖从伦理政治角度分析认为，“该制度契合了我国的伦理政治传统”。分别详见胡志远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巡视制度的传统文化底蕴及其当代启示》，载《大连干部学刊》2016年第7期；郑文靖的《我国巡视制度的伦理政治基础》，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年第6期。。将悠久的制度传统和制度属性相似简单地归结为继承，都是一种非理性的研究路径和非科学的历史叙事。显而易见，巡视制度范围涵盖中国和外国、历经不同历史阶段，其概念内涵丰富、性质迥异。从政治学上分析中国巡视制度属于典型的行政监察，从法律、制度等层面分析监察专员制度不能等同于巡视制度，从党史角度分析该时段制度功能则为领导方式，几者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意蕴，其边际界限泾渭分明。正是由于这种词源歧义和认识偏差，部分学者将巡视制度与该时段中共巡视制度直接画等号，造成不必要的概念混淆和实践混用，影响了研究的实际效果和质量水平。

三是路径分析党史说。这种观点过分倚重党建视野下党内巡视的贡献，而忽视其社会治理功能，表现在分析路径上拘泥于党史范围而忽略国史框架结构。党内巡视制度作为一种战略性制度安排，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导向性与时效性，其运行方式和阶段特征与各个历史时期的环境和任务密切关联。实质上，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巡视制度至少应当涵盖中共自身制度建设历史以及包括社会治理和局部执政治理在内的中共主导的国家制度建设历史，尤其应当重视分析中共巡视制度在整个国家社会治理进程中所扮演的功能和角色。这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1)制度的构建理念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巡视制度的顶层设计当然受其整体革命理念的影响，本质上就蕴含着一定的社会改造抑或社会建设理念，这是理解和研究该时期中共巡视制度历史的思想基础。(2)制度的社会治理意蕴。该时段中共巡视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厘清制度发展的基本历史图景，察源溯流，实质上也是对巡视制度建构和由其主导的社会治理的研究。(3)制度的具体实践反应。该时期的巡视制度研究，离不开对实践过程中人为因素和社会回应的分析。正如柯林武德所言：“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21]遗憾的是，以往诸多研究往往忽略此点，作为在巡视制度落实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制度决策者、各级巡视员和被巡视对象等难觅踪影，这种研究倾向背离了“运行的实际曲线”规律[22]，见物不见人，从而陷入“制度—效果”模式的窠臼。

四是发展阶段中止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共巡视制度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断了发展。如何益忠、颜杰峰、夏婉玉、李三星、李小苏等(13)如何益忠认为：“抗战开始后，巡视制度在无形中被废止。”颜杰峰、夏婉玉在分析抗日根据地建立军政委员会后认为：“中央派出巡视组织的积极性有所降低，巡视制度的探索也逐步停滞。”李三星、李小苏则认为：“六届六中全会没有提到中央巡视员的派遣。”详见何益忠的《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回顾与反思》，载《理论学刊》2010年第3期；颜杰峰、夏婉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思考》，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年第9期；李三星、李小苏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巡视制度》，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03年第11期。。更多的观点认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期间党内巡视制度建设中断，至少可以说是曲折中的发展。胡云生梳理党内历史文献研究发现，抗战后党内巡视制度并非中止或停滞，而是继续不断沿袭赓续[23]，只不过结合土地改革、整党整风等各种运动以不同形式呈现，没有引起学术界关注而已。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研究者按照时间顺序以“旧姿态—新形象”将制度历史变迁刻板地予以排列展示，简单聚焦于单质的、线性的编年叙述结构的制度沿革，没有注意到制度能够在“显隐”之间转化并呈现出虚拟的“断裂—再续”特征。

与以上四种认识误区相伴随的是，目前关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巡视制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与薄弱环节，已成为阻碍该问题研究理论创新、深入拓展的瓶颈。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史料运用碎片化。史料是制度史研究的基石。查阅既有研究成果发现，大部分研究成果史料积累不充分，缺乏原始史料有力支撑，所引文献资料单一，转引他人二手资料较多，即使对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这样最基本史料的运用，亦仅局限于转手照搬，没有系统性解构，地方组织史料和档案资料更是少有人问津。资料匮乏，已经成为研究的严重掣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央档案馆与各省(市)档案馆联合编辑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系列丛书，收录了1921—1949年党的各级组织内部文件和重要公文，其中蕴含有大量丰富的中共巡视制度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和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可惜只有极少数学者对此有所关注。(2)路径范式空泛化。既有研究成果大多研究范式陈旧、思维固化、路径模式化，简单机械地以“起源—历程—贡献”或“背景—发展—作用”等“制度—效果”研究模式笼而统之，大大遮蔽了中共巡视制度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制约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近年来，有学者试图尝试借鉴控权理论、政治发生学、政治伦理学、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理论和党内民主理论等体系方法(14)详见王海峰、赵晓呼的《基于控权理论的党内监督：巡视制度》，载《理论导刊》2009年第12期；彭前生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政治诠释》，载《学术探索》2015年第5期；郑文靖的《我国巡视制度的伦理政治基础》，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年第6期；刘辉奇的《巡视监督制度有效性分析》，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田湘波、杨燕妮的《中国廉政制度的适应性分析》，载《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王仰文的《党内民主参与视角下的巡视制度》，载《党政干部学刊》2010年第5期等。，尽管给学术界带来清新之感，但这种较为明显先入为主、生搬硬套的功利做法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问题。(3)研究结果平面化。研究成果虽然数量较多，但结论大多过于简单化、同质化、平面化。一些研究成果缺乏创新性，只是以往研究的重复，甚至出现研究题目重复与雷同泛化，学术价值不大；一些则停留在静态史实描述和机械式还原层面，缺少制度理论解释和剖析，令人眼前一亮的成果较为少见；有些则局限于就事论事，缺乏宏观意识，“地方经验”“个性意义”难以上升为“普遍意义”。尽管学术界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和瓶颈，但真正要走出困境却是任重而道远。

三、理论工具：三重互动中的逻辑构建

正如美国学者柯文所言，研究中国历史最好“把当时的现实视为虔诚的当事人所实际体验的那样，而不是远在异方的局外人所勾画的那样”[24]。研究中共早期巡视制度，我们最好能将其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理论、逻辑和价值本身置于研究视角的中心位置，放回到2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将制度的主体、客体以及局外各方放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中探讨，在动态研究中进一步具体探寻该制度的原理、机制以及由此孕育的政治文化。

事实上，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巡视制度的本质是三重关系互动中的中共基本工作制度和组织制度。三重关系是指党内上下关系、政党与群团关系以及政党与社会关系。要展现中共巡视制度的特殊性，必须从互动的角度和逻辑来进行探讨。(1)民主集中制：规范党内上下关系秩序。中共巡视制度具有权力向上集中的特点，在设计上主要是围绕保证党的高度集中，强调党的建设需要集权精神，注重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来武装全党、用正确的政治路线来统一全党的意志和行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杜绝横向派别生成带来的组织无序及其可能造成的混乱后果，其作用是合理规定党内上与下的关系秩序，体现的是中共的组织路线，解决的是党内领导方式问题。(2)群众路线：整合政党与群团关系。群众路线元素在巡视制度的衍化，体现的是中共的工作路线，其实质是正确处理党群关系，主要解决革命动员和社会整合问题，其结果是中共作为革命党寻求到新的政治平衡。(3)实事求是：厚植政党与社会关系。实事求是范式的运用，体现的是中共的政治路线，其核心意义是理顺内与外的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面上指向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需要指出的是，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巡视制度研究的理论建构不能局限于其中的某一种，而应当运用历史眼光从这三重关系互动的角度进行综合考察。概而言之，三重互动理论强调对中共早期巡视制度研究，应当结合具体历史图景，不能简单地对意义评判和史实描述予以机械构建，相反要以权力运行三重关系为主线，建构制度分析基本框架，注意个(群)体与制度间的互动，同时引入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这是中共巡视制度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据此，中共早期巡视制度研究架构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关于制度发展的历史图景。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制度的路径起点。主要通过对政党建设学说的理论溯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指导影响的苏联元素、中共革命实践的生成动力、中国传统文化根植的本土资源等四个方面的分析，揭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巡视制度路径起点在本质上具有多元化特点，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动因，应该说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作用影响的产物。(2)制度的历史分期。主要通过对中共巡视制度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和原则、阶段主要节点、历史主线及其发展逻辑、阶段性特点等重要因素进行综合解析，以宏观视野，从巡行特派与党内巡视制度的发轫、条例颁布与党内巡视制度全面确立、“活的领导”与巡视制度党外延伸、转向调整与专项巡视兴起等四个发展阶段予以历史分期，并总结归纳出集中与分权此消彼长的基本路向和发展脉络。(3)制度的运行设计。主要根据中共不同阶段的客观历史条件和中心任务变化的现实需要，通过对巡视员的派遣、基本条件、主要任务、方式方法、纪律要求等五个方面的解构，探索中共因时因地制宜、不断调适调整制度的基本规律，揭示出制度的革命性和战时性的基本特征，以及选择性和动员性的遵循原则。

二是关于制度实践的群体特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中央巡视的实践进路。以中央巡视员为例，系统研究中央巡视员的群体特征、同质行为、效率差异、逆向形塑，旨在以制度条文背后鲜活的历史故事，从个体与制度的视角对中共巡视制度变迁予以动态性考察与分析，探索关联人实践过程中的意图和理念对制度运行与变迁产生的重要影响。(2)地方巡视的基本类型。以具体历史情境为关注点，深入研究中共早期巡视制度在地方实践过程中呈现出领域、区域、城乡之间的不平衡特征，揭示地方巡视制度的革命传播功能成为可能并转化为现实的规律。(3)地方巡视的阶段特征。从地方巡视历史实践视角，探讨地方巡视呈现出的中央主导与分批派出、中央指示与地方执行、因地制宜与中央修订三个阶段特征，揭示共时性理论下历史制度发生发展所处的特定时期内各种要素的综合影响。(4)地方巡视的地理扩散。借助于时空发展关系及相关内容的演进分析，解析总结地方巡视制度方向维度上等级扩散、时间维度上呈现“S形曲线”、空间维度上主要内容大同小异等特征，清晰地从扩散视角分析出中共地方巡视制度的演化和扩散规律。

三是关于制度功能的历史贡献。包括以下两个部分。(1)巡视制度与政党建设。主要研究以民主集中制为建党原则的政党，中共巡视制度如何通过民主集中制，不断地促使党的集中领导、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的生成与养成，从而使政党自身逐渐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松散而高度集中，呈现出鲜明的历史图景和发展逻辑。(2)巡视动员与中共革命。主要探讨巡视制度如何坚持群众路线和革命动员，主动整合社会资源，实事求是地不断融合发展党群关系以及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指导、领导革命，促使工农大众成为推动中共革命前进的坚实动力，并最终赢得革命胜利。

四是关于制度经验的历史借鉴。包括以下两个部分。(1)借鉴历史得失。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巡视制度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梳理总结，强调实事求是、客观科学的评价标准和借鉴态度，并对沿袭赓续历史传统和深化拓展新时代巡视工作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2)继往开来。系统厘清1949年以后中共巡视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总结制度建设的阶段调适特征，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巡视制度建设的历史贡献，即维护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中央政令畅通；探索自我净化路径，推动依规管党治党；发挥标本兼治作用，促进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人民立场，厚植坚实执政基础；推进巡视理论创新，提供宝贵经验教训，为今后再续对新时代巡视制度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四、史料发掘：时代语境下的研究意义

应当说，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巡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其建设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当前，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与时俱进，踵事增华。鉴往知来，自当是其研究目的，且具重要时代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占有基本史料的同时，尚需潜心搜集发掘新史料，并运用多种研究范式方法，对其历史理解实现质的突破。具体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到位。

一是研究的时代意义。无论是从研究角度，还是史料整理，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巡视制度的研究对于丰富党史理论研究、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特别是在新时代巡视制度成为党内监督战略性制度安排的新形势下，该研究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1)提供政党建设的中国共产党样本。通过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巡视制度进行研究，从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三个维度勾勒其历史图景与发展逻辑，从三重关系互动的视角，深刻揭示巡视制度在中共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松散到紧密、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贡献，以制度研究层面为切入点解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极大丰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学说，比国民党军溃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等史实，更有说服力地提供出中共的政党建设样本。(2)提供“四个自信”的制度诠释。通过研究民主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领导方式及性质向党内监督的制度战略安排的不断调适和调整，深刻例证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思想的实践者、先进理论的创造者、先进制度的探索者、先进道路的引领者，全面诠释巡视制度对于政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发展的历史作用，对于当前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尤其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义。(3)为党史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内涵。巡视制度凝结着中共的光辉历史和光荣传统，贯穿于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主题、鲜明主线，是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创新史、自身建设史、制度完善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研究巡视制度发展历史，将极大丰富党史研究的理论内涵，并提供制度研究的新视域。(4)提供新时代拓展巡视工作的历史借鉴。通过全面回顾总结中共巡视制度建设近百年的基本经验和历史贡献，究其根本，中共巡视制度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得益于党中央的政治支持和领导坚强有力；得益于全党上下团结一心和共同努力，人民群众充分信任和积极参与，以及各级巡视员忠诚履职和辛劳智慧；得益于制度本身顶层设计的价值取向和开拓创新，对于当前和今后在“政党—国家—社会”理论框架下，做好巡视工作、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丰富治国理政新理念、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是研究的史料支撑。史料是研究的基础，正如蒋伯英所言：“不管评述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占有的史料越详细，结论就越准确。”[25]当前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研究所需要的历史资料，既要广泛搜集，又要突出重点，不能不加甄别、盲目采信。(1)历史文件汇集。1982年至1999年间，中央档案馆联合20家省级档案馆相继出版《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单独出版《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合计共367册8000余万字，南方局、长江局等中央局或中央分局的历史文件汇集共16册200余万字，主要内容包括从中央到县区各级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和群团组织的通告政纲、报告指示、会议记录、登记报表等，分为甲种本和乙种本，前者本卷数较多。这批历史文件汇集的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文件，绝大部分来源于中央档案馆，史源可靠，且按照文件形成的机构、地区和作者分别编排，基本做到各部分文件相对集中、自成体系、便于利用。其中收藏有大量丰富的巡视重要史料，诸如关于巡视制度的条例规章、章程大纲及巡视报告、巡视员实践过程、巡视员日记等，是研究巡视制度史的第一手材料，如《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66册为中央巡视员巡视东北地区形成的报告。作为档案史料，历史文件汇集极具史料价值，有助于实现从“制度史”“总体史”“流变”向“实践史”“地方史”“渊源”的研究推进[26]。(2)中央档案文献。档案是原始史料，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20世纪80年代中央档案馆编纂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对中共巡视制度研究的作用自不待言。该选集共18册637余万字，收录自1921年中共诞生至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相关文件，是研究中共巡视制度史最权威、最完整的中共中央档案文献，价值高、分量大。中共中央组织部等联合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中央卷2000年出版发行，共13卷19册，约1500余万字，全书收录1921年7月至1997年9月党的组织建设文献，全面、系统、完整、准确，是研究中共巡视制度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其他如《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年)》等也是中共巡视制度研究的重要文献(15)《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共3册100万字，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5月内部发行，收录1921年7月至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指示、通告、函件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年)》共65余万字，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12月内部发行，按时间顺序收录从1927年7月到1937年5月相关重要历史文件和资料。。(3)地方档案文献。这是研究地方巡视实践历史特别是苏区和根据地中共局部执政下巡视史的重要史料，内容丰富价值较高。如: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下册) 包括文献163篇，反映时间起止为1932年12月至1935年3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共3册260件150余万字，辑录1927年至1934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文献资料；《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共选编1926年至1933年江苏农民运动历史文献50件32余万字；《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共2册110余万字，辑录1929年2月至1934年有关湘赣革命根据地档案史料共234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共13万字，辑录1927年3月至1929年9月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档案原件31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收选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有关回忆录、文件100篇。其他如《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收录回忆文章23篇)、《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共38余万字，分历史文献、回忆录和附录“大事记”三部分)、《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下册，共47余万字七类编排，收录了从1932年12月至1935年3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文献共163篇)、《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共58余万字，选录1927年到1933年间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106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共4册170余万字，反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十年斗争史)、《湘赣革命根据地》(共2册130件)等，不一而足，均可为实证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三是研究的路径方法。正如胡乔木所言：“党的历史就不是一条线的历史，也不是一个面的历史，而是立体的。”[27]中共巡视制度史研究方法也是多元的，我们主张和坚持以中国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究路径，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引入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当前，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是其基本方法，其中最为常见、较为重要的具体路径方法有以下几种。(1)文献研究法。这是研究的基础方法。毛泽东曾讲：“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28]407中共巡视制度史研究同样必须将研究视角放到中共党史文献资料上，通过对文献资料进行细致梳理、科学统计、综合分析和理论推演，提炼概括思想理论，总结出经验规律。(2)历史分析法。“即使是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或一个侧面，也得把它放在广阔的宏观背景和历史进行的具体过程中去考察，力求使这段历史仿佛又活生生地再现在你的眼前。”[29]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提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应该采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其核心要义是“弄清楚所研究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28]400。这就要求中共巡视制度研究应当放置于特定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考量，实事求是地客观分析历史资源，既不能人为地拔高，也不能因其发生的历史教训因素而人为地否定和批判，更不能将某些错误和问题人为地夸大。(3)比较研究法。即以重要历史节点和事件作为分期标准，将纵向比较、横向比较等多种比对方式结合起来，对中共巡视制度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多维比较，并结合不同阶段特点找出具体差异、做出客观评价——“只有那些既不全然相同，又不完全不同的现象，才是可以比较的”[30]。当然，其他如案例分析法、交叉研究法、定性分析法、政治社会学分析法、话语分析法等亦均有助于整体上分析中共巡视制度史。需要强调的是，无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应当注意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不能拘泥于其中任何一种分析路径，相反要注重相互交叉、相互贯通与相互补充，探索寻找隐藏在文献字面背后的规律，避免出现类似“西方社会科学中流行的为模式而模式的作风”的研究缺陷[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