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在全球即将度过本世纪以来最难熬的一个年份之际，展望“后疫情时代”的经济保守主义走向，是判断全球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的必要前提。

对全球金融稳定负有重要责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警告，尽管全球金融体系的韧性足以抵御新冠危机冲击，但政策制定者不能把金融稳定视为理所当然，当前尤须加快行动以恢复经济增长并避免大范围的财务困境。IMF总裁的担忧更多是从技术层面给出的，并未深度触及超出经济范畴的政治因素。

但众所周知，任何重大经济问题某种程度上又都是政治问题。事实上，过去几年，全球经济发展不仅受到包括新冠疫情在内一系列重大外部变量的冲击，更受到具有浓厚国家利益色彩的经济保守主义的拖累。而且，某些经济保守主义政策偏好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即便最具市场直觉的分析师也难以精准预测，在常规的政策应对逻辑框架中找到最优解决应对之策更是难上加难。而所有懂得经济发展机理的人都知道：全球经济的发展，既取决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积累与交易成本的降低，也离不开世界各国政府以及厂商、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对未来发展的乐观预期和理性预判。

概言之，越是在全球经济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危情时刻，各国越需避免经济政策的“合成谬误”，这样才能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这也是中国近年来持续扩大开放并在区域乃至全球力推投资贸易便利化的政策出发点之一。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不断有人宣扬疫情将使更多跨国公司重新思考依赖中国供应链的脆弱性，甚至将加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脱钩”进程。但从全球抗疫物资的供给端与接收端（消费端）对接来看，把鼓噪“脱钩”的分贝拉得最高的美国，却是全球抗疫物资流转中的最大受益国。来自中国官方的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11月22日，中国已累计向美国出口口罩约394.3亿只，外科手套约8亿双，防护服约6.5亿套，护目镜约4676.2万副。

充分的信息和准确的数据是理性决策的前提。这些数据恰恰表明，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无视产业链、供应链乃至价值链的深度融合现实；没有任何国家力量能够通过构筑各式各样的壁垒来人为阻挡全球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也还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轻易取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的重要角色。而且更关键的是，中国并未因为掌握着全球部分产业的核心供应链而对外执行任何形式的经济保守主义。

值得肯定的是，日韩作为近邻且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与中国联系紧密的G20成员，在疫情暴发初期即高度支持中国抗疫，希望中国尽快恢复经济常态，以保持东亚地区的供应链顺畅。随后，中日韩三国不仅加强疫情防控合作，共同承担确保区域经济稳定和供应链安全的重任，还携手消除分歧加快推进区域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功签署，既是中日韩和东盟等国合力打造共赢性区域公共产品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协定各成员国在以实际行动修复因受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干扰而严重受损的全球经济体系。预计业已推进的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也将因RCEP的签署而进一步加快，而一旦经济规模超过20万亿美元的中日韩三国最终达成FTA协定，那将是夯实RCEP成果的最大支撑。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方面在RCEP签署半个月后即部署加快做好RCEP生效实施的有关工作，这凸显了中国在维护自由贸易、谋求区域和全球合作共赢方面的国际责任感。另一方面，中国在审慎评估的基础上，主动对接以严苛规则准入为重要特征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既是对本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充分自信，也是基于RCEP和CPTPP在货物贸易领域零关税覆盖面高度重合的现实，基于有关“十四五”及至2035年中长期发展区间内改革进展与开放成果的乐观预期。换句话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可逆转的逻辑框架下，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导向的中国，不仅无需回避相关的高标准自贸协定，更可顺势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积极引领全球范围内的要素自由流动，促进投资贸易更趋便利化，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国家正在或业已启动的新一轮政治周期以及G20大多数成员国今年以来在促进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展现的政策理性，也使经济保守主义有望迎来退潮的时间窗口。▲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