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苗苗

永和三年（347年），东晋大将桓温收复蜀地，立下大功。回朝路上，桓温一行路过涪江中游，只见波光粼粼的涪江两岸一片祥和，还有歌声飘荡，洋溢着对和平安宁的由衷喜悦。

桓温倍感欣慰，便取“平息战乱，遂得安宁”之意，析置遂宁郡，寄托的是人们对海晏河清的向往。近两千年来，遂宁这片土地上文脉承继，名士辈出。

“大廉”余响担当“不谦”

唐代苦吟诗人贾岛被称作“贾长江”，因为他曾在遂州长江县（今遂宁蓬溪、大英一带）度过三年。那是在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他因被人诽谤诬告，被贬至长江县做主簿。

遂州据涪水上游，倚有“天下无双景，人间第一山”之称的金华山。这个东川名邦山水灵秀，其间佳气腾浮，酝酿出的四时风光、人文风情，与贾岛的家乡范阳（今河北涿州）、久居之地长安有很大的不同。想必长江县对贾岛的人生而言也有一定的意义，否则他怎会乐于接受“贾长江”的名号，还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长江集》。

在长江县的三年，当着小官，俸禄微薄，加上他不如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一样有些微经济头脑，没有找到作碑志等谋生的手段，清寒苦寂依然是贾岛生活的浓郁底色。

初到长江县时，贾岛受好友亦是著名官员、文学家的令狐楚接济，才有了过冬可穿的棉衣——“长江飞鸟外，主簿跨驴归。逐客寒前夜，元戎予厚衣”。

贾岛与遂州长江邂逅，为这一方土地增添了些许诗情，遥与百余年前涪江中游射洪的陈子昂唱和。

韩愈曾说，“国朝文章盛，子昂始高蹈”，唐朝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从“五古正宗”陈子昂开始。以诗歌为载体，陈子昂肆意挥洒笔墨描绘着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以“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注目战争下的普通黎民，以“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批判当权者的独断专行，更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跳脱出个人范畴的感怀，留下极致的孤独。

“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此二十二字，真可以泣鬼。”明清之际的诗评家黄周星对《登幽州台歌》赋予了极高的评价，说到底这二十二字不过是一场牢骚，却能爆发“掀天揭地”的力量。

除了《登幽州台歌》的苍茫遒劲，还有“去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讽刺恐怖政策高压之下，人们怒不敢言的现状;“布衣取丞相，千载为辛酸”，表达对告密之风盛行，以告密谋取高官厚禄行径的愤懑。庄子《齐物论》中曾讲到，“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陈子昂在诗作中展露出的风骨正气，正是对“大廉不谦”的诠释。

曲中易安诗情助廉

盛唐的荣光留在了历史长河的璀璨波光中，明清时期的遂宁依然为文献名邦，熠熠生辉。清代学者孙海为光绪本《遂宁县志》作序，称遂宁为“东川名邦”，“焜耀宇内，为江山生色”。

明清时期，遂宁出现了不少大家族，世居遂宁西眉镇（今属遂宁安居区）的黄氏以明代工部尚书黄珂及其子布政使黄华、女黄峨为代表。

明朝文学家徐渭称黄峨“才艺冠女班”，还有人称她是“曲中易安”。黄峨的确与李清照在家世、婚姻、人生经历上有不少相似之处，这些背景映射到作品上，自然有所体现。

早在少女时期，黄峨便以一首《闺中即事》，展露才华。“金钗笑刺红窗纸，引入梅花一线香。蝼蚁也怜春色早，倒拖花瓣上东墙”，文字细腻活泼，别有情趣。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死于豹房，因无子嗣，由其堂弟朱厚熜即位为明世宗。在围绕地方藩王即位引起的“大礼议”事件中，黄峨丈夫杨慎竭力坚持维护“正统”，两次受到廷杖，最后谪戍云南永昌卫。“大礼议”的是非不论，黄峨为杨慎坚持自我、不屈于最高权力者的品质深感自豪。尽管两人面临的是长期的分离，她仍寄诗鼓励——“公义私情不两全，愿君早向凌烟勒”。

5年后，杨慎获准回川探望病重的父亲杨廷和。黄峨见杨慎因有足疾，便亲手制作了一根竹杖，寄托了她希望杨慎能始终像竹子一般行端影直、虚心淡泊的愿望。杨慎十分珍惜妻子的情谊，接过竹杖刻上了“中空外直节劲心虚”八个字。

这次省亲后，黄峨随杨慎同赴云南戍所，在遍地风烟的滇南流寓三年。在这段时间里，黄峨目睹了更多的民间疾苦，灾荒、瘟疫、战乱，无一不令她深受触动。离开云南前，黄峨深切嘱咐杨慎，要坚持勤廉为民。杨慎也没有辜负黄峨的期盼，在云南不法官吏与当地豪绅勾结，利用疏浚滇池之机侵占湖滨时，杨慎以《海口行》《后海口行》等诗，揭露他们的行径，还多次为民请命，致书云南巡抚赵公炳，最终使官府停止了治修海口之役。

张氏文章焜耀宇内

四川抗日爱国将领李家钰曾说，蜀中旧事“相业以张文端公为最优”。张文端公即是从遂宁这片土地上走出的，有“天下廉吏无出其右”之誉的清朝名臣张鹏翮，官至宰相，在政治、文学、水利等方面皆有所建树。

诗如其人，张鹏翮居官清廉，“诗亦纯实简质，自是正声”。张鹏翮的诗风“独抒性灵”，以性情为主，与其为官做人的风格一脉相承，在清初诗坛独树一帜。

山东兖州是张鹏翮仕途中重要的一站，在这里他心系百姓，积极审理积压的悬案冤案，重视农桑，发展教育，留下极好的官声，离任时百姓拦路哭留。张鹏翮也难抑激动，以“莫讶使臣多顾虑，先忧后乐古人情”，道出了承借自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士子赤誠。

这样的诗句，在张鹏翮的笔下并不少见，无论是“可怜亿万苍生苦，引领滂沱应毕生”的悲悯，还是“河平足国计，谷熟慰民生”的期冀、“比户安居歌帝力，河清海晏太平时”的欣慰，寄托的都是这位一介不取、清正廉洁的官员的真性情。

张鹏翮对治河颇有心得，忙碌之余时有诗作表明心迹。洪泽湖畔“第一山”上，有一处摩崖石刻，刻写了一首《玻璃泉》：“停车一憩白云深，为爱清泉似我心。到晚只宜观皓月，傍岩淮水绿沉沉。”据说就是张鹏翮为治河往来黄淮间，在此小憩酌饮泉水时所留下的，以清泉、皓月明志。

张鹏翮的诗，有晚明公安派的“性灵”之风，但其政声远远大于诗名。而其玄孙张问陶受其影响，成为清朝“性灵派三大家”之一，“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其诗名却远远大于政声。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月，时年27岁的张问陶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是同科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人。年少意气，“入世身闲仍爱古，承家心壮在能贫”，尽管此时尚未得重用，但也要承袭廉能经世的家风传统。在仕宦生涯早期的诗作中，张问陶常感叹自己未居清要之职、抱负难施的不甘，但又时而以家风自勉自励，两种思绪反复拉扯，难分胜负。但他还是与自己和解，不再将县令等地方小官视作“粗官”，而认为“酬世经纶在，亲民事业宽”，“好官奇节在安贫”，传承着张家的廉洁基因。

张鹏翮所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正是清朝鼎盛之时，其诗谈及时事满溢骄傲欣慰之情。而张问陶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正处于清朝开始由盛转衰的乾隆末年、嘉庆年间，战乱迭起。面对一地疮痍，即便在文字高压政策下，张问陶也忍不住奋笔直书、针砭时事，“心空妄见凭真气，诗敢危言托圣朝”，表达忧国忧民之家国情怀。

书乡书廉蕴中川骨

诗书画自古不分家，蓬溪能成为书法之乡，不是偶然，作为文献名邦，遂宁传统文化根基殷实丰厚，在此处培育出一批书法家不足为奇。远的不论，晚明时期从遂宁走出的吕潜就博学工诗、善书画，素来有“诗书画三绝”之誉。

崇祯十五年（1642年），吕潜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授太常博士，此时，他不过22岁，正是未来可期的大好年华。可惜生逢乱世，作为明朝遗民，吕潜目睹战乱中的百姓疾苦，经历江流离迁，如此人生经历影响了他的创作，吕潜的书法风格清秀古淡，散逸苍清，以淡墨恣意潇洒，多抒个人情怀，往往是自己所作诗词，承其思想。

吕潜之姊与同是遂宁人的著名文学家、理学家、语言学家李实结为夫妻，其子李仙根为四川入清后获鼎甲第一人，也是有清一代四川唯一榜眼，遂宁史上科第最高者。与同乡张鹏翮一样，李仙根进入仕途后，亦展露出外交才能，康熙七年、八年（1668年～1669年）奉使安南，康熙赐其正一品麟蟒服，还赞他“办事有才”。

李仙根清正廉洁，素以秉直著，“内传李仙根有骨气可用”。他曾为无辜受三藩案诛连者平反，“全活万人”。字如其人，被誉为“中川风骨”的李仙根在书法上也有极高的造诣，风格遒逸，曾“日书径二尺字，观者惊为神”。名相陈廷敬以“千古风流让蜀人”评价李仙根书法艺术在朝中的影响力，并以“即无金玉装奁轴，肯设桓家寒具油”表达索书之意。

與其说李仙根一人为“中川风骨”，倒不如认为遂宁的代代英才共同构成了遂宁之风骨。他们以诗、书描绘着人间江山，书写着千古廉声。“涪岭维峭，涪江维清，峭清浑融，介为遂宁”，时光流淌中，不变的是遂宁的山水风光与清廉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