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的能力大小有别，尽责的方式各有不同。苏洵生活的北宋王朝危机潜伏，一般人不甚明白很正常。苏洵却看在眼里，忧在心中。他著《六国论》看起来是在探究六国灭亡之原因，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言在此意在彼。从文末所生发的感慨议论文字来看，其忧国之情却是显而易见的。

苏洵于《六国论》中提出了六国灭亡之原因，是“弊在赂秦”。对此，贾谊在《过秦论》中也略有提及——“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看来“赂秦”却是不争的史实。苏洵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此类话题无人详论自然能博人眼球，颇有看点，但却为苏洵讽喻当朝所巧妙利用。

六国为秦所灭，从历史视觉上看，并不在于“赂秦”，而是六国内在的自身因素及外在的（秦国）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然而苏洵著《六国论》的真实意图也并不在于仅仅只是为了论证六国灭亡之原因，而是重在特别点明“赂秦”才是六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为什么非得这样说呢？这正是苏洵的忧国之心才使得他的“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真实反映，是一个具有良知的士人对家国的职责之所在。

就北宋王朝与六国诸侯的情形比较而言，六国诸侯各只仅占有局部地区，力量有限，而北宋王朝则占有全国主要地区，力量远远超过六国诸侯。六国诸侯若是敢于同秦国抗争，尚且还可取胜。那么，北宋王朝若是敢于同契丹辽和西夏武装抵抗，当然取得胜利更是不成问题。然而北宋王朝却“以天下之大”竟向辽国政权和西夏政权屈服妥协，一味退让。最为典型的史实就是真宗景德元年，辽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威胁汴京开封。北宋竟与辽国签下“澶渊之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国再次要挟，北宋只得又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挟，北宋也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

北宋王朝就这样不敢同辽国政权和西夏政权进行对抗，这是不是就连六国也不如了呢？不用说，它最终必然也会得到如同六国一样破灭的下场。苏洵对于北宋王朝所经历的这一幕历史不仅看得清楚明白，更是对此痛心疾首。所以苏洵著《六国论》一是以此婉言提醒北宋王朝，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去对付他们，要用武力抵抗解决边关重患。二是借古喻今，讽谏北宋王朝要彻底放弃妥协苟安的对外政策，改弦易辙调整策略，努力增强国力，与之抗争。否则必然会重蹈六国灭亡之覆辙。苏洵的这种忧国情怀是多么值得后世敬佩緬怀啊。

糟糕的是后来历史发展的一幕果然不幸被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殁后六十年，终究暴发了“靖康之变”（1126年），北宋王朝重蹈六国之覆辙，为后起的金人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成为北宋王朝史上之莫大耻辱。

明代何仲默曾这样评说过苏洵为国担忧的远见卓识：“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令人痛恨的是苏洵沉重的忧国之情凝结而成的《六国论》，北宋王朝的统治者们居然有眼无珠视而不见。就这样一腔忧国情怀竟然付诸东流，不禁令后人深感惋惜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