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秀

小时候，我是个非常顽皮的孩子，整天跟着村里的男孩子上蹿下跳。直到上了五年级，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个女孩子，应该文静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乡里举办的中小学生普通话故事大赛即将在我们学校举行。校长找到我，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是自己编写一个故事，代表学校參赛；二是担任大赛的主持人。

第二天我就编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普通话我也没练习，觉得没必要，那有什么难的？但这是一场故事大赛，各所学校的学生一旦集结起来，那将是一个上千人的大场面。我这个主持人开始揪心一件事情了———我得有一件体面的衣服。

彼时正是冬天，我身上唯一的保暖衣服就是妈妈做的粗棉布黑外套，实在上不得台面。我们班里几个家境稍好的同学已经穿上了当时流行的、柔软暖和又好看的灯芯绒外套。我虽然羡慕她们，却从未太在意，因为我深知自己家的经济条件不允许。

但现在，我要一件灯芯绒外套的愿望因要担当故事大赛主持人变得越来越强烈。

父亲有工资，可他的工资都用来给母亲看病了，况且还得养活我们这七口之家，我无法开口找他要钱。大哥已经工作了，可他在我只有两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开家了，杳无音信。

无处打工赚钱，父亲和大哥又指望不上，穿那件陈旧丑陋的粗布衣服上舞台真的太难堪了。犹豫了几天后，我打起了退堂鼓。

比我小一岁的堂妹知道我的事情后，主动跟我说，愿意把她的灯芯绒外套借给我参赛穿。可惜，她比我瘦小许多，她的衣服我根本穿不了，我又不好意思开口向有灯芯绒外套的同学借。

“去找大姐呀。”聪明的堂妹一句话点醒了我，我怎么把一向疼爱我、远嫁到镇上的大姐给忘了呢？

“大姐家太远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呀……”我沮丧地说。

“我爸带我去过她家，我带你去！”古灵精怪的堂妹偷偷告诉我，大姐家天天都有肉吃，她做梦都想再去。于是，我们俩一大早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家里溜出去，向大姐家出发了。

堂妹那么自信，路上却走错了好几回。最后，完全不记得该往哪里走了。

我们又饿又累，要打退堂鼓了。可我们出门时既没向学校请假，又没跟家人打招呼，回家肯定会被父母狠罚，还不如好好玩几天再回家“领罪”。

正当我们饥渴难忍时，堂妹突然发现我们到达的村子离大姐家不远了。而且，我们的六姑恰好就嫁到了这个村子里。几经波折，我们终于找到了六姑家。六姑没在家，她的婆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各盛一大碗红薯粥，又端来我们最爱吃的酸荞头。又饿又累的我们风卷残云般把红薯粥和酸荞头都吃光了。谢过六姑的婆婆，没等六姑回来，我们就继续赶路了。

到达大姐家时，大姐正在做晚饭。见我们来了，她支走了女儿，找来我姐夫。姐夫回来时，手里提着一块肥肉，进门就哈哈大笑着说：“二妹第一次来家里玩，我要亲自煮肉给她吃。”不一会儿，一碟被煎炒得金黄油亮、香喷喷的猪肉就上桌了。看我吃得狼吞虎咽，大姐心疼地摸着我的头，姐夫不断把猪肉夹到我的碗里。

平时总是天不怕地不怕、叽叽喳喳的堂妹却拘谨起来，只是低着头吃饭，也不敢主动夹肉吃。我不断把自己碗里的肉分给她。

我一直担心大姐得知我逃学、擅自离家出走会打我、骂我，或者把我送回家。可我们在大姐家玩了两天，姐夫和大姐白天带我们逛街，晚上热情招待我和堂妹，什么也不提。

第三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厚着脸皮，跟大姐说出我来她家的目的。大姐犹豫了一下，说：“好吧，姐给你买块灯芯绒布料。”

那一刻，我的心激动得快从喉咙里跳出来了！

一拿到布料，我和堂妹当天就告别姐夫和大姐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我并没有因为终于达到目的而高兴，而是忧心忡忡地想着，回到家后怎样受罚。我们俩想破了头，觉得无论如何也骗不过我爸，最终决定实话实说，挨打挨罚认了。

到家后，我没脸面对父母，匆匆喝了碗稀粥，就迅速扛起草耙，挑着泥箕，到山上割草去了。晚上，父母只详细询问了我这几天的情况，严肃地警告我下不为例，破天荒地没有抄家伙揍我。

后来才知道，我到大姐家的当天，大姐就托人捎话告诉父母了。他们见我一回家就出去干活儿，明白我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自然也就没有惩罚我。

穿着那件令人羡慕的红色灯芯绒外套走上舞台，我的主持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受到学校及各校嘉宾的高度赞赏，我精心准备的故事也在比赛中取得了第一名。那件红色灯芯绒外套我穿了又穿，直到上了初中，穿不下了，我才送给了更小的妹妹。

今年回老家，和弟妹说起大姐，又勾起了我对灯芯绒外套的回忆。我特意去买了两条灯芯绒裤子。灯芯绒布料柔软、暖和、挡风，再加上年少时那段美好的回忆，灯芯绒已成了我如今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