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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贵州肇兴景区的调查

2020-12-04吕华鲜钟皓凡丁忠慧

桂林理工大学学报 2020年3期
关键词:肇兴权重贫困户

吕华鲜,钟皓凡,丁忠慧

(桂林理工大学 a.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b.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0 引 言

旅游扶贫是指在具有一定旅游资源条件、区位优势和市场基础的贫困地区,通过开发旅游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种产业扶贫开发方式。[1]依据英国学者Chambers 等[2]提出的“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民族地区相当部分的贫困人口的生计环境、生计资本、生计选择的改善仍然有待提高,脱贫人口返贫的风险因子仍然存在。旅游扶贫在较长时间内仍将会是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实现富裕的好方式。

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研究成果都比较丰富,国外研究较早,理论更成熟。国外社区参与旅游扶贫普遍认同Tosun “居民参与旅游能够获得更多分享旅游收益的机会”[3]的结论。学者们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多角度并适当引入了计划行为理论、MOA理论等进行探讨。Rasoolimanesh等运用MOA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动机、机会、能力对社区参与旅游具有影响[4];Goh采用个案研究和实地考察访谈的方法,研究结果重申社区旅游的基本原理,并且表明加强当地社区的参与能减轻贫困[5];Kala等调查印度北方邦山区发现,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有现实、社会文化、忧虑和制度4个主要障碍[6];Lee等[7]认为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受年龄、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另外,还会受到旅游发展满意度、旅游开发态度[8]等因素影响。

旅游扶贫的研究方法很多、 涉及面广泛, 除旅游学的方法之外, 人类学、 社会学、 统计学等方法都有运用[9]。 国内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早期主要采用定性研究, 主要是对社区参与旅游的概念释义、 经营模式、 存在问题、 参与机制、 行为意向、 参与意愿等进行分析[10-11]。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方面: 薛倍珍[12]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沈克等[13]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 并运用结构方程对模型进行分析; 王兆峰等[14]构建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MOA模型,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与验证; 莫子法等[15]运用增长极理论对广西民族地区的旅游经济和扶贫进行了分析, 发现当地存在着旅游经济增长极单一、 极化效应突出、 区域旅游分工不够合理等问题, 提出应充分利用已有条件,积极培育新的增长极、 打造旅游经济轴线、 维护极化区域人口权益等措施, 全力打造以增长极为核心的旅游产业集聚新格局; Lee等[16]以台湾6个社区为对象, 从4个维度对旅游可持续性进行评价, 得出居民的认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 管理者应在不同发展阶段采取适当策略。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影响因素的研究更注重结合地区背景,研究对象多为农村社区居民;研究方法多采用实证、定量分析;研究视角相似度较高:一般就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假设,最后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尽管前期学者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作了多方面有益的探索,但结论应用性仍有待提高。旅游扶贫进行到现阶段,如何引领更多的社区居民特别是贫困户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来才是地方政府更为关心的问题,对此国内还缺少较系统的论述。

引导贫困户参与旅游扶贫的实施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的案例才有更大的研究价值。 在此基础上找到社区居民参与到旅游扶贫的关键因素, 会对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拓宽思维广度有所帮助。 本文以贵州省黎平县肇兴景区为研究案例, 以期为地方政府更好地带动居民参与旅游扶贫提供更广的思考空间。

1 研究案例地概况与选点原因

黎平县是全国侗族最大的聚居地,该县是2018年贵州省级贫困县和国家级贫困县, 贫困人口基数大。 旅游扶贫是黎平县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手段, 地方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 当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特别是黎平县肇兴镇的肇兴景区。 肇兴景区由国有独资企业肇兴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形成了以肇兴侗寨为核心, 辐射周边纪堂、 堂安、 厦格上、 厦格、 岑所、 己伦、 登江、 登杠、 上地坪等村寨的旅游区, 其中, 肇兴、 堂安、 厦格、 岑所、 登杠5个村是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绝大部分旅游者只前往肇兴景区中的肇兴侗寨和堂安村。 肇兴侗寨有3个行政村: 肇兴村人口1 834人, 肇兴中寨826人, 肇兴上寨1 359人, 其中,2015年统计时有贫困户168户, 524人, 2019年统计时有58户130人尚未脱贫(数据来自肇兴镇人民政府扶贫办)。 2017—2019年贫困户中共计105人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 其中,16人通过参与旅游相关产业脱贫致富(数据来自肇兴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堂安村共207户898人,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30户。 旅游扶贫成效较好, 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2 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建立

借鉴王兆峰等[14]、Jepson等[17]的研究方法, 将肇兴镇预调查中65名访谈对象关于“贫困户参与旅游扶贫原因”的访谈语音内容转化成文字, 访谈对象全部是参与过旅游扶贫的贫困户、 村民、 村干部和扶贫工作人员, 来自肇兴镇5个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运用Python 3.6的jieba分词库进行分词处理, 应用ROST CM6提取高频特征词, 综合资料, 认为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分3类: 参与动机, 指引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意愿因素; 参与机会,指旅游扶贫参与行为产生的外在因素; 参与能力,指参与旅游扶贫而体现出的个人素质。 指标体系共20个三级指标(表1)。

表1 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影响因素指标体系Table 1 Index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minority areas

3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影响因素数据分析

选取来自管理学、 民族学、 社会学领域的8位专家, 之后在肇兴景区核心地带肇兴侗寨和堂安村发放了148份调查问卷, 只允许参与过旅游扶贫的村民填写, 收回有效问卷102份, 有效率为68.9%, 其中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有效问卷分别是47和55份; 男性60人, 女性42人; 侗族98人, 汉族4人; <18岁的14人, 18~35岁的18人, 36~45岁的23人, 46~60岁的18人, ≥61岁的29人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认可度量表, 由参与动机、 参与机会、 参与能力3个维度衍生出来的 20 个指标组成(表1)。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设计, 以“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一般”、 “同意”、“非常同意”代表分值1、2、3、4、5分, 并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赋权法进行分析, 指标权重值越高意味着指标越重要。

3.1 层次分析法计算专家问卷权重

在进行层次分析时,首先建立层次模型,然后在各因素层中进行指标的两两比较,构造成对判断矩阵

其中,n表示判断矩阵的阶数,即为因素层中的指标数。为减少判断矩阵的主观性,按照Saaty的一致矩阵法将所有因素进行两两比较,用9个重要性等级来减少性质不同的因素之间比较的困难。判定矩阵具有如下性质

其中:i,j表示判断矩阵A中第i行、 第j列;i,j=1,2,…,n(下同),最后对总排序进行一致性检验

CR=CI/RI,

得到权重向量W1=[0.16 0.54 0.30],通过计算得到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3.009 2, 一致性比率CR=0.008 8, 判断矩阵A1通过一致性检验。同理,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到其他各级指标Q1~Q20对应的权重结果(表2)。

3.2 熵值赋权法计算社区居民问卷权重

用熵值赋权法计算肇兴景区村民填写的102份有效问卷权重。首先建立变量决策矩阵

X=(xij)mn,

其中,m表示问卷中指标个数;n表示该指标所包含样本的数量。 本研究中关于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选用了20个指标,即m=20; 102份村民填写的有效问卷代表了不同指标对应的样本,即n=102。

然后对构建好的判断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中:xij表示矩阵中对应元素;(xj)max和(xj)min分别表示矩阵中列向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得到标准化的数据后将102份问卷的数据归一化

计算20个指标的信息熵

最后确定20个指标所代表的权重

3.3 综合赋权计算结果

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较为主观的权重赋值方法,而熵值赋权法的结果在实践中也容易导致误差的出现。因此,将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到的专家问卷权重赋值结果和通过熵值赋权法得到的102份社区居民问卷权重赋值结果结合起来,基于相对信息熵最小化,并根据拉格朗日乘数法计算出各指标的最优综合权重

其中,Wi代表层次分析法权重;wi代表熵值赋权法权重。

4 研究结论及启示

4.1 研究结论

分析表2可知:(1)肇兴景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关键性因素是:Q11当地政府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Q15政府或企业在旅游扶贫发展规划及决策会征求并重视村民的意见、Q13本人或家庭成员参与旅游扶贫有人指导, 综合权重得分分别为: 17.97 、 10.17、 9.46。次要性因素是:Q19掌握参与旅游扶贫的相关技能、Q9政府对旅游扶贫政策宣传并解读到位、Q12当地政府或企业提供相关就业培训, 综合权重得分分别为: 9.02、 7.30、 5.99。

表2 肇兴景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权重对比Table 2 Weight contras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 in Zhaoxing scenic area

(2)贫困户比非贫困户参与旅游扶贫的外在性动机更明显, 参与欲望及功利性更强, 更依赖“技能傍身”。 其中, 肇兴景区贫困户外在性动机中Q3综合权重得分7.96, 非贫困户是3.46; 将Q19和Q20综合权重得分相加, 得到贫困户和非贫困户D2技能的综合权重得分分别为15.77和9.97; 贫困户参与旅游扶贫关键性因素是:Q11当地政府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Q19掌握参与旅游扶贫的相关技能、Q15政府或企业在旅游扶贫发展规划及决策会征求并重视村民的意见, 综合权重得分分别为: 14.28、 11.09、 10.30。 非贫困户参与旅游扶贫关键性因素是:Q11当地政府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Q13本人或家庭成员参与旅游扶贫有人指导、Q15政府或企业在旅游扶贫发展规划及决策会征求并重视村民的意见, 综合权重得分分别为: 18.48、 9.82 、 8.53。

(3)非贫困户参与旅游扶贫比贫困户更主动,也更注重信息的收集与了解。非贫困户参与旅游扶贫次要性因素Q9政府对旅游扶贫政策宣传并解读到位、Q14经常参加旅游扶贫相关会议、Q17了解当地旅游扶贫相关政策的综合权重得分分别为:8.47、6.13、6.06。

4.2 启示

(1)应加强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过程中筹资、投资的预算等工作的管理。行为经济学家Thaler[17]所说的MA(mental arithmetic)现象在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心理决策活动中一定会存在, 即村民对参与旅游扶贫会进行心理上的分类、预算、 评估。 国家和地方政府对贫困地区实施了系统的资

金扶持政策, 解决了部分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中的后顾之忧, 但是资金匮乏、 融资难、 资金如何分配等问题仍然是制约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最突出的问题和重大短板, 要想引导更多的村民参与旅游扶贫, 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资金投入的重要作用, 正视问题并加以弥补,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投入或专人帮助指导社区居民解决参与旅游扶贫过程中筹资、 投资的预算等问题, 一个区域的贫困户帮扶人员群体应配备一定比例并具有一定财经知识的帮扶人员。

(2)决策应征求并重视村民的意见,合作比合资更重要。与其他地方相似,资金、技能、培训都是贫困户参与旅游扶贫关键要素,但民族地区实行旅游扶贫相比较于其他地区的困难点多在于文化尊重和理解上。肇兴景区的调查结果印证了心理账户理论中认为现实中的人都是有限理性人的结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的心理决策不一定非要追求最大的理性经济效用,而是更多地追求情感上的满足,政府或企业在旅游扶贫发展规划、决策等重要关键点应征求并重视村民的意见,即使他们的意见可能不成熟。这一现象在前些年某公司对肇兴侗寨开发中就已经显现过,并因此引发公司与村民矛盾。在类似肇兴景区这种以民族资源为中心进行开发的景区,少数民族对自身民族文化认同感“保守、保护”的心态极重,重视村民意见,各方互相妥协,寻找平衡更为重要,因而在对民族地区进行旅游投资时,要先谈合作平等,再谈利益分配。

(3)重视村中能人, 发展民族精神领袖加旅游能人“KOL”制。村民眼界决定其很难走出自己熟悉的生活范围和经济领域, 在学习知识和技能上, 往往倾向选择看得见、 摸得着、 有成效的经验或技术进行模仿或主动学习。 政府或旅游企业在支持服务上要优化完善, 不仅要鼓励社会各界、 扶贫工作人员对社区和村民进行帮扶, 更要因地制宜, 重视村中能人、 村民亲朋好友对村民的关心、 询问、 鼓励和指导, 根治旅游扶贫与分散村民逐一对接难题。 应在民族地区充分利用民族传统习惯, 比如可从少数民族中的“寨老制”借鉴、 演变并结合时代发展, 发展民族精神领袖“寨老”加旅游能人“KOL”制, 牵引贫困户进步。 旅游能人“KOL”是旅游扶贫中的关键意见领袖, 它与民族精神领袖都具有持久介入特征和较强的沟通社交能力, 前者观念开放, 旅游学习能力强; 后者未必对旅游有深入的了解与介入。 两者结合更易起到足够的带头作用和信息交流作用。 这种民族精神领袖+旅游能人“KOL”制更适合民族地区所具有的特殊性。

(4)重点从民族技能自信、文化自信引导和培育贫困户。肇兴景区调查中得到的贫困户参与旅游扶贫比较关键的影响因素中,Q19掌握参与旅游扶贫的相关技能和Q3为了盈利、改善生活品质遥相呼应,深度访谈亦说明贫困户大多在掌握一项技能后自信增强,积极参与旅游扶贫,而不参与旅游扶贫的贫困户大多有强烈的参与意愿但自信不足,个人素质更难以适应旅游职业,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在旅游实践中挖掘本土精神,依照贫困户特有“习惯”,组织贫困户参与适合他们的旅游活动。重点从本民族所特有的技能角度出发,找出关键贫困户,把他们树立成典型,再挖掘众多的贫困户自身的民族技艺,从技艺和文化上寻找优势,树立信心,以点带面。这样既丰富旅游产业,又寓教于动,从心理和精神上先加强对贫困户自信的培育,最后再进一步强化技能培训。

(5)旅游扶贫信息披露和传播重点向非贫困户群体倾斜。尽可能扩大民族旅游的覆盖面,让更多的人通过参与民族旅游来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从而摆脱贫困[18]。非贫困户参与旅游扶贫3个次要性因素均与信息相关。既然非贫困户参与旅游扶贫比贫困户更主动,也更注重信息的收集与了解,地方政府或旅游企业就应趁势而为。人们总是更愿意去关注自身感兴趣的或是有需求的内容,旅游扶贫信息披露和传播重点向非贫困户群体倾斜,最后通过人际传播逐步影响贫困户群体,应能提高旅游扶贫信息披露质量。

(6)研究民族性格并加以利用,联带联动,群学群参。从肇兴景区调查结果和访谈反映出民族地区群众特别是贫困户旅游参与积极性强烈,却受制于缺乏技能。少数民族热情好客,能歌善舞,重视乡情,但面对旅游人数的激增仍然显得腼腆。自然、淳朴、保守的特征往往在面对商业性活动时成为阻碍,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充分研究民族性格并加以利用任重道远。因此,建议开展联带联动,以一带十、以十带百、以百带村,更主动和更注重信息收集的非贫困户带贫困户,把民族地区“封闭”的性格点燃;群学群参,无论是否有能力参与旅游都应该组织学习,无论男女老少都应该组织参与,从无能力到有能力,思想、技能、实践全方位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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