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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雅集图像修辞转变的因素及其特征分析

2020-12-04

国画家 2020年6期
关键词:雅集文人书写

一、引言

自明代《杏园雅集图》将雅集书写关联到群像表达以来,雅集图像不再仅被单纯地看作一种文人酬唱聚会和包含“雅人”“雅事”“雅兴”三要素的文人文化的实践方式,从而也改变了雅集图像在明代的修辞转向。特别是《甲申十同年图》直至大量此类雅集图的问世,雅集所秉承的逸气和隐归的思想在其叙述中被一再弱化,雅集图像修辞的转向不仅是书写方式和艺术风格在时代的话语转向,还在隐含于其间的主题和思想阐释的多元化。在明代雅集图像中,修辞转向作为文人文化实践表达开始具有更大的现实性。有鉴于此,笔者以明代雅集图像着手,探讨明代雅集图像修辞转变的因素及其特征诸问题,以窥明代雅集图像的书写方式及其历史文化意义。

二、明代雅集图像修辞转变的因素

历史上,明代之前的雅集图像多与山川关联,明代雅集图像的一个特点是现实性和大众化。其区别不仅是形式、时空结构与主体的不同,更在图像呈现的方式和意味上有所不同。影响明代雅集图像修辞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物质文化的丰富及其实践。雅集与其时具体历史语境结合,使雅集在事实性的结构下参与到文化实践的逻辑关系中,它不仅是传统文人用于文化实践的模式,更在明代转向修辞的多元化。

由于明代中后期肖像绘画的发展,因此雅集图像的书写与这一历史现象紧密相关。雅集透过对参与结构的具体化,更凸显出雅集图像的现实性。雅集仅以一种形式,将参与结构在文化逻辑上并置,事实上是通过其与雅集之间的文化关联,参与结构的身份权力和地位及符合“雅集”符号化的形式,同时决定了他们与历史文化的关系。

首先,无论是《杏园雅集图》,还是《甲申十同年图》,其参与主体的身份和地位在特定的现实层面,被描述或构建成合乎伦理规范的原型。从这个角度来看,一、身份是构成雅集图像观看方式的唯一视角;二、雅集活动是其地位所展开的具有超越文士雅集规范的模式;三、利益共同体所展开的雅集活动方式的象征形式;四、活动和场景所遵循的秩序。杏园雅集参与主体为当朝阁臣杨荣、杨士奇、杨溥、王直、王英、钱习礼、周述、李时勉、陈徇及画家谢环。其中,杨士奇、杨荣、杨溥时称“三杨”,三人均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任至台阁重臣,权倾一时。正因此,杨士奇在《杏园雅集序》中言:“古之君子,其闲居未尝一日而忘天下国家也。矧承禄担爵以事乎君而有自逸者乎。诗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古之贤臣所以事其君也。今之居承明延阁者,职在文学论思,然率寅而入~~或阙矧取自逸者乎?固尽其分之当然也。”由此可见此类雅集参与结构的权力、关系、组织和安排所遵循的伦理规范和秩序。正因此,雅集图像呈现出“序于图之次,而诗又次”的合理结构,以此展开对雅集图像的合乎其所建构的新的表现方式。

其次,物质因素引入的雅集形式和场所的变化进而改变了雅集图像的表达和风格。如果雅集不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疏离和更冷静的审视,那么它直接导致的是对非自然的表达关系。明以前雅集地点虽然较多,无外乎山中、郊野,整体呈现出“山中”文化的旨趣。明代雅集重新发现到关乎物及其对应所属文化和身份属性的转向,而雅集图像热潮的兴起,也与这一物质文化消费热潮的兴起有关。其背后的文化或者说是能指的阐释层面,能体现出其内在的身份和文化、权力和地位、教化与人伦的建立,即透过雅集图像,对雅集参与结构理性化的书写,并赋予其某种文化的目的。在此,雅集图像空间架构的变化导致其修辞不再局限于自然空间的语境中,而更多的与富有现实性的意识形态相勾连。

最后,多样性的社会阶层对文化的趋从无疑也决定了这些雅集图像在形式和构成上的重新建构。尽管雅集本身有其文化体系的限度,但这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密切关联。雅集结构的多样化,正可以看出其作为文化实践的一种价值,这样一来,雅集图像的书写同时关联着事实的机会和文化的追求。正是这个因素,雅集作为一种文化的实践的形式,同时也作为文化的符号与参与结构的诉求存在关联,在此,雅集作为文化的符号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指向新的文化逻辑。

应该说,明代雅集图像修辞的转向,作为图像形式不同的直接阐释,是一种更理性的梳理,其事实的改变,在雅集图像结构关系上并不具有偶然性。更进一步说,这个书写的结构和其呈现的图像的形式,是完全服务于其所展现的文化、身份和权力的秩序的,并带有泛文化的意味,并且,那些象征雅集的场所和物也象征性地反映出其思想,雅集的功能映射出参与结构的有意安排,而与之前较为松散的文人集会逻辑显现出较大不同。对明代雅集图像来说,环境与物具有“局外”的属性。在肖像绘画和官员宦迹图盛行的时代背景下,雅集的参与结构恰恰被“发现”可以书写进一种更具有文化意味的结构中,而雅集由此同时成为“观者”。这一点,在《甲申十同年图》等雅集图中也得到了阐释,即通过雅集意在展示“人”。物和环境的安排,成为书写“人”的唯一方式。

当然,明代雅集图像的修辞转向因素要复杂得多。简单地看,历史性、历时性包含在其中,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文本的独特性。对明代雅集或雅集图像来说,雅集事实上凸显出对雅集文化的消费。

三、明代雅集图像修辞特征

无论雅集图像修辞如何变化,“雅”始终是一种隐在的逻辑。《甲申十同年图》虽然弱化了对雅集具体活动的描绘,但是仍然用书卷桌椅等元素阐释与“雅”存在的关联。明代中后期,无论是官员雅集、商人雅集还是有名妓参加的雅集图像都在试图证明这种逻辑。当雅集成为一种传统后,雅集图像开始应时应势变化,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文化生产的属性。

首先,晚明雅集图像修辞转向具有时间上的服从性的特征。语境的生成,在时间上决定了修辞的服从性。永乐成化年间,是明朝的“太平盛世”,文人百官的诗文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多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应制”和应酬之作,脱离社会生活缺乏实际内容,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应酬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此时雅集图像亦是如此。

明代盛行程朱理学,朱子学被尊为官方意识形态。为与之契合,雅集图像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其次,为反映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多,雅集图像也向这种功用转变。而且与永乐之后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况相对应,文人士大夫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雅集在此语境下也服从于社会现实做出改变,减少了因退隐抒发恬淡的意味而加增了积极的书写意味。雅集图像的修辞随着明代经济的繁荣和物质的充足而减少了其山野自然感,增加了现实形态意义。

雅集图像修辞在时间上的服从性,可以解释为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其中被书写的环境及其“雅事”在肯定中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参与结构。这种范式,在明代中后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沿用并发展。明代雅集图像修辞是历史建构的结果。

其次,晚明雅集图像修辞转向具有空间上流动性的特征。空间的架构变化,在时间上决定了修辞的流动性。此前的雅集地较为固定单一,而在晚明雅集场所由固定扩展到不定,由单一发展到多样。场所的流动性决定了雅集图像修辞转变具有空间上的流动性。

这种流动性从宏观上看是从“自然”空间流入人造空间和半人造空间,从微观上看也可以表现为人员活动的流动性、人员群体的互动性和流动性。到了明代,雅集图像由一幅画面表现一个空间内所有主体在同一瞬时的状态发展到将一幅画面分成几个部分表现同一大空间内不同小空间中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的不同主体的状态,以叙事的手段,采用散点透视增强雅集的叙事感和流动感,而其所建构的修辞关系,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相关。

四、结论

雅集图像在中国文人群体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实践模式。明中期后,随着社会转型带来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多样化,雅集参与结构增多,可供其进行的场所增加,活动也更频繁,雅集图像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明中后期雅集图像不再是单一的传统文人文化实践活动的集会书写,而转向了多元修辞。此时的雅集图像还可叙述官员间维护人际关系充满政治意味的雅集、延续传统的文人结社运动雅集、商人模仿文人雅士进行的聚会、有名妓加入的带有享乐性质的聚会等。

作为文人文化的一种实践模式,明中后期雅集图像也绝不是简单的模仿或形式的沿用,而是有着更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的逻辑。事实上,对明中后期雅集图像修辞转向的原因及其特征的考察并非在雅集图这一形式的框架之内,雅集图像和雅集参与主体与其所处时空架构变化有关,明中后期雅集图像所产生的意义及其修辞在时间上的服从性和空间上的流动性特征,除给雅集图像带来画面事实的价值,亦将社会、经济、文化的阐释隐含在其图像中,从而凸显其在明代的历史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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