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飞天》，是在中学时代。那时，爱书入迷，却苦于无书可读。每个月最幸福、最期待的时刻就是从县城十字街的邮局买到《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的时刻。那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会一字不落地去读。喜欢的文章，会反复读。

我從小学三年级转到离家六公里的城里走读。夏天，一本杂志从学校到家里，能读三分之二。有时读着读着，会撞到路边的行道树。愣一下，又接着读，全然记不得脑袋撞到行道树会疼。只是那时的路上车少，树荫遮天，鸟鸣其间，我霍然发出的笑声会惊了枝头的鸟。如今想来，沉浸书中的心灵何其幸福！

读《飞天》时，我已上初中了，《儿童文学》里的作品已经满足不了我的文学胃口。读了《飞天》才知道，还有一个比《儿童文学》更美妙的世界。在那个时候，我通过读《飞天》知道了张弛，知道了周大新，知道了邵振国。尤其张弛的“四大红”，我至今记得：“杀猪的盆、庙门的门，女儿的月经火烧云”。我喜欢文学是从小说开始的，可不知何时，突然又喜欢上了诗歌。也许，是通过读《飞天》，才引起了我文学兴趣的变化。记得有一期《飞天》上有高凯老师写陇东的诗，一读，就爱上了。那时真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会把诗写到这个份上，心想，这也许就是世上最好的诗吧。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写一首像高凯老师那样的诗，那该是多好啊！后来，又读了何来老师的诗，记得何老师在《飞天》是以“周触”为笔字发的，是组诗节选，题目叫《什么在锯着灵魂》，内容是与俄罗斯诗人阿赫马托娃的灵魂对话。那组诗我是边读边抄边背，好多句子至今都能背下去。与此同时，《诗刊》等好几家大型刊物都在同步发表这组诗。再后来，又读了老乡、林染、阳飏、叶舟、娜夜、牛庆国、阿信、古马、小米、波眠等老师的诗，才知道甘肃有这么多好诗人，他们一个个的作品都写得那么好，让我无限神往。

1991年秋天我到兰州上学，到金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去《飞天》编辑部看看。临行，舅爷给我一封信，让我交给何来老师。此前我并不知道我的舅爷刘志清还认识何来。当我揣着一摞自己的诗稿，拿着舅爷的信，在兰州天水路近代物理研究所五楼，叩开何来老师的门时，我紧张得话都说不出来。何老师性子温和，待人亲切，始终是一副微笑着的慈祥面孔。他看了舅爷的信，让我把稿子留下，过几天再来看。当我再次去找他，他告诉我，稿子他看了，诗不错，留用了，你等通知吧。那真是一个幸福时刻。当天晚上，我就给家里写信，分享了我的喜悦。第二年的《飞天》第六期，我的组诗《有一只鸟的名字叫火》发表了。这组诗，也开启了我的文学之旅。

能在《飞天》发表作品不是一件小事。我在《飞天》发表作品之前，我们县上上过《飞天》的作者不超过五个人。我的作品在《飞天》发表，也在县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一个场合，县上的一个分管文化的领导当着我母亲的面问我，你就叫包苞？我说是。他接着竖起了大拇指说，了不起！能在《飞天》发表组诗，了不起！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了骄傲和自豪。如果不是地球引力，我真觉得自己会飘起来。从那，县上也开始把我称为“诗人”了。有些文学活动，也会叫上我。而市上的文化部门，也开始注意我了，那时何等的让人高兴啊！

《飞天》发表作品不易。当时全国有名的诗人几乎都在《飞天》能看到，李瑛、牛汉、公刘、昌耀、杨牧、周涛、章得益、顾工、于坚等等。尤其《飞天》“大学生诗苑”栏目，几乎成了全国诗人亮相的重要阵地。但《飞天》也不只重名不重作品。记得老诗人顾工给何来老师说过：给《飞天》寄稿子，我要选最好的。是的，何来老师说过，《飞天》选稿，质量是唯一的标准，这是《飞天》的传统。从《飞天》发表作品之后，我的作品也断断续续在《诗刊》等刊物发表，随之，我的内心也膨胀了起来。有一次，我又拿了诗稿去找何老师，他当时就看了我的稿子，突然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写？那时海子泛滥，整个诗坛都弥漫着青春的混乱和亢奋。但何老师的这一问，犹如当头棒喝，我甚至不敢直视他的眼睛。我只能照实说：人家都这么写。老师听了哈哈大笑。他说：包苞，你是个老实娃娃，但诗不能这么写。你一定要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写，写什么，要搞清楚。含蓄不等于含混。再含蓄的情感都要清晰表达。只有这样，你才能走得更远。这一问，也把我从云头问到了尘埃中。几乎在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在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着何老师的教导。也是这一问，成了我一生坚持的创作向标。

多年后，我和退休在家八十高龄的老师闲谈时，我再次说起这段往事，老师已经记不得了。但正是这一问，把我拉到了一条大路上。如今，我用老师的这一问也问那些年轻的作者，希望把老师给我的教导传给他们，也希望他们在文学之路上走得更好更远。

如今，我每在外面发表作品，简介中的第一条总是“曾在《飞天》发表作品”，这似乎成了我的一个标签，一份荣耀。《飞天》是甘肃的，更是世界的。我来自《飞天》，也必将以“飞天”的名义，去赢得蓝天。

感谢《飞天》，祝福《飞天》，愿《飞天》越走越远。

责任编辑 郭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