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科霖

(深圳大学 城市治理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一、现象与问题：应急管理缘何“碎片化”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暴发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了一次“大考”。在这场“大考”中，各级政府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通过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取得了抗击疫情的全面胜利。这一胜利体现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1]。但在这种制度优势的背后，个别地方政府在疫情应急初期出现的一系列“碎片化”现象同样值得关注：

一是应急管理主体的碎片化。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作为在职责定位层面负责对各类突发事件开展综合协调的应急管理部门，在实践中暴露出了协调困难、部门联动响应不及时等诸多问题[2]。尤其是在应急管理部门对卫生健康部门和物资储备部门的协调方面，缺乏必要的权威且机制未能理顺，致使疫情抗击初期的治理主体不明确，随着中央组建指导组并进驻武汉开展现场协调，这一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二是应急数据信息的碎片化，例如湖北黄梅与江西九江之间曾出现因“湖北健康码”与“赣通码”无法互通互认而导致人员往来受限的案例[3]。随着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推出全国一体化的“防疫健康信息码”，绝大多数省市的健康码互认互通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三是应急资源分配的碎片化，例如大理市曾出现暂扣并紧急征用重庆、黄石防疫物资的事件[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