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硕（北京服装学院，北京 100029）

关键字：文明对话；金玉合璧；交流；互鉴

金、玉材质自古以来就备受我国人民喜爱和推崇，这不仅因其物、化性质的优越，还因为它承载了华夏民族几千年的精神情感，寄托着国人的信仰与美好愿景。从日常用词到实践体验，再到精神品格，我们都不难看到金玉文化的身影。金玉崇拜已融进了中华文化的构建过程中，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金玉合璧的出现不单是一种艺术形式，更多的是其背后以材质输送为媒介的文明交流、互鉴和发展的过程，是中华文明吸收外来文明，融合、消化，包容、纳新，再创民族风格的过程。

一、金、玉的碰撞和结晶

金和玉在形态与角色功能上的相互借鉴和嬗变，不仅反映了古人对不同材质和工艺技法的精进、认知，同时还触发了金玉互动与合璧的探索。从精神层面上看，金玉合璧的出现或许不是为了“审美”，也不是纯粹自然的“模拟”，而是“具有巫术礼仪的图腾性质”①的流露，承载着从实用性物质走向偏重审美意味的物品。

从巫的美到理性的文明，从精神的激情到知性的平衡，“浪漫的”与“古典的”，构成了中国艺术风格交互不断的两个主题②。金玉结合饰物同样遵循这样的发展规律，在浪漫与古典两个主题间相互转变。如：春秋时期的金铺首衔玉环，它是我国较早时期的金玉结合饰物，因其材质上乘、工艺精湛和造型优美等因素，可推测此铺首已淡化了其实用价值，仅保留了装饰作用和“兽面衔环辟不祥”的吉祥寓意，呈现出浪漫主义风格特征；而两汉时期的金缕玉衣，作为当时重要的丧葬用品，从其数量、规模和材质类别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均体现出严格的等级特征，表现出强烈的古典主义风格。金玉结合饰物在两个主题间不断的调整与转变，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金玉文化体系，同时也反映出华夏文明螺旋上升式的发展进程。

二、金玉之路中的文明对话

物质基础是精神文明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同样需要借助真实、可触的物质来承载和演绎。金玉合璧作为文明交流、互鉴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它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相关材质、工艺和造型理念的输送传播，有赖于不同国家或地区间贸易渠道的畅通。

丝绸之路是贯穿古今，跨越欧亚非大陆的贸易通道，是“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链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③。此外，众多学者还一致认为金、银和珠宝玉石等也是丝绸之路上涉及到重要商品物资。因此，丝绸之路还有“黄金之路”“玉石之路”的称谓④。

1.黄金之路

据史料记载，我国中原地区至迟在商代起黄金就被认识和应用，到东周时期开始被大规模使用，但是仍旧无法替代青铜器和玉器的功能与社会地位。两汉之后，黄金首饰在传统农区不断出现，到了隋唐阶段贵金属首饰在社会上层已十分普及⑤，大量黄金开始被广泛应用到工艺品的制作之中⑥。因此可推测，我国中原地区对黄金使用规模的转变主要发生在汉朝时期。笔者的推测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导致本地金矿的开采和冶炼得到提升；二是丝绸之路开通后，方便了外域金、银的流入。

对我国历史上有关黄金产地和开采史料的梳理发现，西汉时期中原地区正在开采的金矿十分稀少和难得，且采金技术极其落后。下述史料可证实这一状况：

《史记·货殖列传》：“江南出……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又云：“豫章出黄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

《汉书·地理志》豫章郡、鄱阳县，班固本注云“武阳乡右十余里有黄金采。鄱水西入湖汉，莽曰乡亭”。唐颜师古注：“采者，谓采取金之处。” 又金城郡，注引应动曰：“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

《后汉书·郡国志》益州、永昌郡、博南县“南界出金。”左思《蜀都赋》，刘逵注，“永昌，有水出金”。又，兖州山阳郡金乡县，刘昭注，引《晋地道记》曰：“县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十三丈。傍却入，为堂三。方（书）云，得白兔不葬，更藏南山。凿得金，故曰金山。”《水经注》曰：“汉司隶校尉鲁峻，穿山得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凿得金。”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我国所发现的金矿多且产量低下。同时，这也就排除了基于生产技术进步而导致本地金得到高效利用的设想。

丝绸之路的开通将我国中原地区与西羌及其后方的青康藏高原紧密联系起来，这为该地区大量金块作为商品运转到中原提供了可能⑦。再者《匈奴传》中记载，“匈奴往地，亦多自然金块”。《盐铁论》言与匈奴市易之利，谓“以中国一端之缦，待匈奴累金之物。”足见匈奴市易多有黄金。至于西域，则葱岭内有于阗、高昌等国，葱岭外则罽宾大秦诸国，皆以产金银著称，并铸有金银货币流行西域和华夏地区。英人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写道：“中国之丝‘至罗马，与黄金同价，用之者众，故金银乃如潮东流’。”又因史籍记载西汉黄金最多，且本地黄金大规模的开采和利用已被排除，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黄金经由古丝绸之路由外域向中原地区输入的可能。

2.玉石之路

我国玉文化源远流长，自古就有“爱玉之国”“崇玉之邦”的美称。新疆所产和田玉是我国传统玉文化的主要载体，它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资料证实，最晚在距今3300年以前和田玉就已开始向中原内地输入⑧。1976年河南武丁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量和田玉器物证实了新疆和田玉向中原内地输入的事实，使人意识到古代“玉石之路”的存在。1994年臧振发在《玉石之路初探》中也提出了“玉石之路”的概念，并将良渚、石峡文化玉器和西域联系了起来。2004年杨伯达先生对玉石之路网络进行了重新勾画：从和田向东的 “玉石之路”改称“昆山玉路”，距今6000 年左右的东北、东南和北方玉文化区分别形成了夷玉、越玉、鬼玉之路，夏、商、周三代又有“贡玉之路”，相互交流而形成玉石之路网络。基于此，也就有了《穆天子传》中传说周穆王驾八骏西巡天下，行九万里，至西王母之国，会见西王母，终“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的故事。这条连接新疆与中原地区的“玉石之路”一直延续使用至今，为和田玉料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提供了保障。

翡翠是我国人民所深爱的另一大玉石品种，它的输送、传播与使用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玉文化体系。距今为止相关研究和挖掘已证实：高质量翡翠只产在缅甸，主要分布在缅甸西北部克钦邦的的帕敢—道茂（Hpakan-Tawmaw）一带⑨。而“西南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缅甸之间最早的联系纽带，使得产自缅甸的翡翠得以大量进入云南腾冲，而后输往我国其他省市。

《腾越厅志》载：“今客商之贾于腾越者，上则珠宝，次则棉花，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路塞道”。腾冲寸开泰《腾越乡土志》记载：“翡翠，非经腾过无由入内，所以腾为翠薮，玉工满千，制为器皿，发售滇垣各行省。”《民国腾冲县志稿·商务》中记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腾冲进口翡翠271担；宣统三年（1911年），628担；民国六年（1917年），801担。

此外，“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等地区的海上路线，也为翡翠进入中国内地提供了重要渠道。广东口岸粤海关“Jadestone”的进口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其中Jadestone已被证实为翡翠⑩。英国人市赛尔在所著《东南亚的中国》中提道“有船自勐拱运走大批玉石，石块大到三人才能举起”也佐证了翡翠经由水路进入中国的可能。

3.金玉输送中的文化交流

在伴随国人传统认知意义上金、玉材质输入的同时，世界其他文明古国高度重视和崇尚的玉石品种，如绿松石、青金石等，也不断进入到我国中原地区。其中，绿松石与和田玉、岫岩玉、独山玉并称中国四大美玉，构成了华夏民族的用玉观和玉文化体系。而关于我国古代饰品中绿松石来源的问题不同专家和学者持不同意见：干福熹等认为史前或先秦绿松石器可能来源于古代伊朗，是经由古丝绸之路运送至中原地区，而栾秉嗷则认为甘青等地出土的绿松石可能来自新疆黑山岭古矿，方辉认为东北地区的史前绿松石器很可能来源于西北地区，可能与新疆哈密、陕西白河的绿松石矿有关。

上述史料不仅证实了金、玉材质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这一事实，同时还从侧面反映出在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史上，金、玉作为特殊的商品物资，在其开采、运输、加工和贸易等环节上均对我国社会经济和工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纵观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出土文物中的金玉器物，可发现在玉石材质运用、装饰纹样、工艺类别和造型特征等方面均有外域艺术风格的体现、流露。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可大胆推断我国玉文化在构建、形成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和消化外来文明，并在此基础上更新和再创了华夏文明。

结语

金玉合璧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跨区域贸易、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对话，金、玉材质和工艺文化的传播与输送拉近了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距离，消弭了时空造成的文化隔阂，呈现出民族经济文化跨域传播的立体格局。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写照，反映出了中华文明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也使得世界各民族各的文化、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并逐渐形成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为世界文化共同体和人类生活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② 蒋勋.美的沉思[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

③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④ 易华.金玉之路与欧亚世界体系之形成[J].社会科学战线，2016(4)：73-80.

⑤ 乔梁.美玉与黄金——中国古代农耕与畜牧集团在首饰材料选取中的差异[J].考古与文物，2007(5)：47-52.

⑥ 尼斯.金子：一部社会史[M].王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⑦ 任乃强.我国黄金铸币的历史考察[J].社会科学研究，1980(3)：51-57.

⑧ 蔡家艺.清代新疆玉石的开采与输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3)：121-130+150.

⑨ HUGHES R W，GALIBERT O，BOSSHART G，et al.Burmese jade：The in-scrutable gem[J].Gems and Gemology，2000(1)：2-26.

⑩ 谷娴子，杨萍，丘志力.粤海关“Jadestone进口记录”的发现及其意义[J].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07(2)：4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