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雷

辽金两朝，阻卜、阻䪁活跃在蒙古草原上，长期受到辽金两朝的羁縻统辖。关于辽金治理阻卜、阻䪁各部的问题，学界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如：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1］，贾敬颜《从金朝的北征、界壕、榷场和宴赐看萌古的兴起》［2］，程妮娜《金朝与北方游牧部落的羁縻关系》［3］，田晓雷、王万志《辽朝对阻卜各部的治理述论》［4］，分别对辽金两朝对阻卜、阻䪁各部的治理做了考察。学界基本认为，辽朝以属国属部体制治理阻卜各部，而金朝则专以羁縻朝贡体制治理包括阻䪁各部在内的北方游牧部落。这些研究虽然厘清了辽金对阻卜、阻䪁的治理模式，但却没有注意到辽金两朝对阻卜、阻䪁不同的治理方式背后反映出的两朝在西北治边问题上不同的政策取向。因而，本文试图通过对辽金两朝治理阻卜、阻䪁模式的综合性比较研究，探明辽金两朝在西北的不同治边政策。

一、辽金对阻卜、阻䪁各部治理体制及差异

辽朝以属国属部体制治理阻卜各部。属国属部体制之下，辽朝主要是通过在阻卜各部设立属国属部建置，统辖阻卜各部。同时，辽朝以西北路招讨司节制阻卜各部的属国属部官员。属国属部体制之下，辽朝在阻卜各部设立的属国属部官员虽然由阻卜各部的豪酋担任，但具体人选却由西北路招讨司负责举荐。大安五年（1089）五月辽朝之所以“以阻卜磨古斯为诸部长”［5］336，正是由于时任西北招讨使“挞不也所荐”的结果。［5］1538

属国属部体制之下，辽朝可以通过西北路招讨司，直接统辖阻卜各部的军事力量。太平六年（1026）时任西北路招讨使的萧惠“讨回鹘阿萨兰部，征兵诸路，独阻卜酋长直剌后期，（萧惠）立斩以徇”［5］1151。萧惠对贻误军期的阻卜酋长直剌斩首以肃军纪，表明西北路招讨使对阻卜豪酋有生杀予夺之权。同年，“时直剌之子聚兵来袭，阻卜酋长乌八密以告，惠未之信。会西阻卜叛……乌八请以夜斫营，惠又不许”［5］1551-1152。乌八所部在西北路招讨使萧惠的统辖下，要求夜袭直剌之子所部，被萧惠所拒绝。乌八所部参与了对直剌之子的平叛战争。因而，元人在编撰《辽史》时，才会在《兵卫志》的序言中认为，“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5］485。

属国属部体制之下，阻卜各部需对辽朝贡以示臣服。《辽史·圣宗纪》载“（太平八年）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5］208。“依旧岁贡”表明此前辽朝对阻卜贡品的数量一直有具体要求。阻卜各部不仅要对辽朝贡献方物，辽朝对其贡物的具体数量和类型也有具体要求。辽代，除贡献方物外，阻卜酋长也会对辽朝皇帝进行纯粹的朝见活动。按《辽史·道宗纪》载，大安二年（1076）“（六月）乙巳，阻卜猷长余古赧及爱的来朝，诏燕国王延禧相结为友”［5］330。阻卜各部酋长的朝拜地点应在辽帝捺钵之处。阻卜各部进贡方物的地点与朝见地点并不一致。按《辽史·耶律滌鲁传》载“（耶律滌鲁）改西北路招讨使，封漆水郡王，请减军籍三千二百八十人。后以私取回鹘使者獭毛裘，及私取阻卜贡物，事觉，决大杖，削爵免官”［5］1424。时任西北路招讨使的耶律滌鲁因私取阻卜贡物被罚。由此，西北路招讨司治所可敦城（今萌古国布尔干省青托罗盖古城）［1］可能是阻卜进献贡物的主要地点。

与辽朝不同，金朝以朝贡体制治理阻䪁（萌古）诸部。这种体制下，以阻䪁各部对金朝的朝见、进贡活动为方式，实现金朝对阻䪁（萌古）诸部的治理。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鞑靼）方金人盛时，岁时入贡，金人置东北招讨使以统隶之”，“盖金国盛时，置东北招讨司以捍御蒙兀、高丽，西南招讨司以统隶鞑靼、西夏”。［6］590，591可见，与辽朝一样，金朝仍然实行以招讨司为主要机构，治理阻䪁（萌古）各部的办法。

朝贡体制之下，金朝需要册封归附的部落以确认这些部落的对金臣属关系。如：天会三年（1125）册封萌古部谋葛失，并“授印绶”；皇统六年（1146）“命册其酋鄂伦贝勒为萌古国王”［8］2514；明昌六年（1195），授萌古部铁木真“札兀忽里”名号，册封脱斡邻“王”号。同时，金朝有时还需要仲裁归附部落之间的矛盾。世宗朝，时任同知西京留守事曹望之曾上书称：“边部有讼，招讨司无得辄遣白身人征断，宜于省部有出身女直、契丹人及县令、丞、簿中择廉能者，因其风俗，略定科条，务为简易。”［7］2038曹望之所言“遣白身人征断”边部诉讼的现象应是金朝处理归附部落争端的一种常态。这种做法下，导致了“诸部有狱讼，招讨司例遣胥吏按问，往往为奸利”［7］1968。为此，由西北路招讨使入朝晋升参知政事的移剌道“请专设一官，上嘉纳之，招讨司设勘事官自此始”［7］1968。此后，金朝在招讨司之内设有勘事官用以处理归附诸部的纠纷。此外，对归附的阻䪁诸部落，金朝还要求其提供军事力量参加金朝在北部的军事行动。明昌五年（1194）九月，章宗欲讨伐反叛的北方诸部，“命诸路并北阻䪁以六年夏会兵临潢”［7］233。承安中，萌古复叛，宗浩率军在征服广吉剌部后，“遂征其兵万四千骑，驰报以待”［7］2073。

朝贡体制之下，虽然阻䪁各部也会对金朝贡献方物以示臣服。不过，这种朝贡行为的经济意义更为重要。首先，阻䪁各部贡献方物时，金朝常常回赐。双方的这种互动，实际上可以视作一种物物交换的贸易行为。章宗朝，李愈曾言“诸部所贡之马，止可委招讨司受于界上，量给回赐，务省费以广边储”［7］2129。从李愈所言来看，金朝回赐阻䪁的物产往往比较丰厚，以致给金朝带来了相当的经济压力。按《金史·地理志》载，抚州榷场附近有燕子城。贾敬颜认为“燕子城”殆“燕赐城”之讹误，金人诗句中提到的“燕赐城”即是此地［2］，可见，金朝主要在这里宴赐前来朝贡的萌古、阻䪁诸部。按《蒙鞑备录》载，“（萌古）每朝贡则于塞外，受其礼币而遣之，亦不令入境”［9］6，阻䪁（萌古）诸部的进贡地点一般在诸部与金朝交界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今特默津（铁木真）乃黑鞑靼也，皆臣属于金。每岁其王自至金界贡场，亲行进奉，金人亦量行答赐，不使入其境也”［6］591。铁木真每年在金朝边境的榷场对金进贡。可见，阻䪁（萌古）诸部与金的朝贡地点一般选择双方在边境的互市地点为主要场所。阻䪁各部在贡献方物之时，还会借此机会与金朝开展榷场贸易。由此，对阻䪁（萌古）诸部而言，贡献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显然是诸部对金朝贡的动力之一。

综上，辽金在对阻卜、阻䪁各部的治理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体制。有辽一代，阻卜各部始终是作为辽上京道境内的臣附部族接受辽朝的统治。辽朝对阻卜各部的治理，主要是围绕着在各部构建属国属部体制而进行。属国属部体制中，辽朝以西北路招讨司为直接的管理机构治理阻卜各部。阻卜各部豪酋在西北路招讨司的管理下，接受辽朝的任命和封赏，领导其部众对辽朝履行经济、军事义务，接受辽朝的统治。辽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阻卜进行了较为有效的治理。

与辽不同，金朝单纯以朝贡关系，对阻䪁（萌古）诸部进行羁縻统治。金朝早期虽然对归附的阻䪁豪酋授予官号，但这些官号只是金朝对归附者在诸部领导地位的一种政治上的认可。金朝自始至终从未在阻䪁（萌古）诸部之中建立如辽朝属国属部一样的行政建置。朝贡体制下，阻䪁（萌古）各部对金朝的臣属关系主要表现为在双方边界榷场的对金朝见、进贡活动，而且这些活动还往往伴随互市贸易。可见，朝贡体制下，对阻䪁（萌古）各部而言，诸部对金朝臣属关系中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旗鼓相当。此外，除了金朝在北方对反叛的游牧部落的军事行动之外，其他的金朝对外征战中不见有阻䪁（萌古）各部出兵助战的记载。史籍中也不见金朝的将领在北部用兵之时，赏罚出兵助战的阻䪁（萌古）部族首领。较之辽朝治理阻卜各部的属国属部体制，金朝在朝贡体制下对阻䪁各部的控制力明显减弱。

二、辽金采用两种体制治理阻卜、阻䪁各部的原因

辽金采取不同体制治理阻卜、阻䪁各部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两朝在西北军事力量的差异。辽朝以属国属部治理阻卜各部的基础，是辽朝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征服。辽朝自太祖建国至圣宗六朝，进行了长时间的西征活动。其中，对阻卜各部多有征伐，史载圣宗统和二十九年（1011）之前，辽朝对阻卜各部的直接军事征伐就达7 次之多。此外，辽朝还常跨过或借道阻卜诸部，征伐甘州回鹘、党项等地方政权和部族。至统和二十九年（1011），辽朝的军事力量基本征服了阻卜各部。因而，时任西北路招讨使肖图玉才会对圣宗进言“阻卜今已服化，宜各分部，治以节度使”［5］1516，建议在阻卜各部建立属国属部建置。此后，辽朝以可敦城为中心，在西北草原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存在。直到兴宗朝，仍能依靠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征伐西夏。这是辽朝能够以属国属部体制治理阻卜各部的基础。

与辽朝不同，金朝从未在蒙古草原保有强大的军事存在。金朝从始至终从未凭借军事力量征服阻䪁（萌古）诸部。辽朝灭亡的过程中，虽然部分阻䪁（萌古）部落归附金朝，对金朝贡，但天会十三年（1135）即发生了“萌古斯扰边”。此次阻䪁（萌古）诸部的扰边，金朝以太师宗磐与左丞相完颜希尹“奉诏往征之，□□其□落俘□□□□□以□□□入朝奏捷”［10］1772。不过，金军虽然大胜，也只是压制住了各部的军事力量。宗磐和希尹没有乘胜追击，深入诸部之地将阻䪁（萌古）诸部彻底征服。因而，直到皇统六年（1146），“金都元帅宗弼……自将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万人讨萌古，因连年不能克，是月，领汴京行台尚书省事萧博硕诺与萌古议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团寨与之。岁遗牛羊米豆，且命册其酋鄂伦贝勒为萌古国王，蒙人不肯”［8］2514。此后，“金人用兵连年，卒不能讨，但遣精兵分据要害而还”［8］2529。宗弼的北征不仅未能征服阻䪁（萌古）各部，而且还以割西平河（今克鲁伦河）以北二十七团寨为条件与诸部和议罢兵。此后，贞元元年（1153）闰十二月，海陵“命西京路统军挞懒、西北路招讨萧怀忠、临潢府总管马和尚、乌古迪烈司招讨斜野等北巡”［7］101；世宗大定七年（1167）闰七月，“甲戌，诏遣秘书监移剌子敬经略北边”［7］139；大定八年（1168）十二月，“戊子朔，遣武定军节度使移剌按等招谕阻䪁”［7］143。可见，金朝虽然自熙宗至世宗陆续对阻䪁（萌古）各部进行了军事征伐，但直到世宗朝，却始终未能以军事力量征服各部。以致金朝被迫在双方边界修建界壕。金界壕不仅是金朝与阻䪁（萌古）各部的界限，同时也是金朝防御阻䪁（萌古）各部侵扰的手段。由此可见，金朝与阻䪁（萌古）各部之间的朝贡关系，未能建立于金朝军事征服的基础之上。金朝在西北地区军事力量的薄弱，使其无法在阻䪁（萌古）各部之中建立部族行政建置，只能转而以朝贡体制较为松散地羁縻治理阻䪁（萌古）各部。

其二，金朝阻䪁（萌古）各部实行的朝贡制度，实质是对辽朝后期治理阻卜各部方式的继承。辽道宗大安八年（1092），爆发了以北阻卜磨古斯为首的反辽战争，这次反辽战争，辽朝在阻卜各部建立的属国属部体系全面崩溃。阻卜各部先后脱离辽朝的控制。虽然这次阻卜反辽被镇压，但重新归附的阻卜各部已经不再向辽朝履行属国属部义务。辽朝平定磨古斯反辽后，辽朝对于阻卜各部是以松散的朝贡体制进行治理，阻卜对辽朝的臣服仅表现在不定期的朝贡活动，同时也不时与辽朝发生军事冲突［4］。

收国二年（1116），太祖下诏曰：“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室韦、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7］29金朝仍采取原有的辽朝制度对归附的各族进行治理。辽朝灭亡后，金朝取代辽朝，成为阻䪁各部的“共主”，仍以辽朝后期的朝贡制度治理阻䪁各部。这种情况下，原先依附辽朝的阻䪁各部转而对金朝贡以示臣服。因而，天会三年（1125）出使宋朝的金人乌歇才对宋朝称“沙漠之间系是鞑靼、蒯古子地分，此两国君长并已降拜了本国”［11］63。可见，此时金朝已经继承了辽朝在阻䪁诸部中的原有地位，并以辽朝后期的朝贡羁縻体制治理阻䪁各部。

其三，辽金两朝不同的治理模式，是辽金两种不同政治思想的反映。辽朝通过数次的军事征伐，最终以在阻卜诸部设立属国属部的方式，确立了辽朝在西北蒙古草原的统治。辽朝在阻卜各部设立的属国属部建置，以契丹自身的部族建置为模板。这彰显了辽朝在“草原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力图将整个东北亚游牧地区纳入同一政权统治下的政治理念。因而，辽朝对阻卜各部的治理始终是以将阻卜各部纳入辽朝的直接统治之下为目标。

与辽朝不同，金朝虽然是女真人建立的王朝，但始终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黄纯艳认为，金朝与周边民族朝贡关系的建立，是确立其王朝正统地位的关键举措［12］117。金朝不允许阻䪁（萌古）诸部诣阙朝贡和在边境榷场对朝见、进贡行为进行回赐、宴请的举措，与南宋羁縻治理西南蛮族的方式基本一致［12］117-119。可见，金朝在朝贡体制的具体运作中，并没有完全继承辽制，反而在具体举措上更多参考了唐宋制度。金朝建立后，为了彰显其王朝正统地位，制度建设上“参国朝及唐法制而增损之”［11］1595。金朝上下认为，“自古享国之盛，无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并依唐制。衣服、官制之类皆是宇文相公，共蔡太学并本朝十数人，相与评议”［11］1177。金朝的制度建设，以盛唐制度为理想模板，又因具体订制的官员多是北宋旧臣，在一些具体的制度操作上多参考北宋后期的做法。对周边部族的治理上，金朝也努力效法唐制，建立羁縻朝贡制度，并在具体操作上参考宋制。金朝追附盛唐，努力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政治理念，也是金朝放弃在阻䪁各部设立属国属部建置，转而以羁縻朝贡制度对阻䪁各部进行治理的重要原因。

结语

辽金两朝对蒙古草原上阻卜、阻䪁诸部300余年的治理，是蒙古草原最终与中原内地形成统一政治实体的关键时期。辽金两朝，阻卜、阻䪁作为臣属于辽金两朝的北方民族，通过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各部始终向辽金两朝履行政治、经济、军事义务，阻卜、阻䪁各部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已不可扭断。辽朝在阻卜各部设立的属国属部建置，这种仿效契丹自身部族制度的行政建置，是蒙古草原上第一个具有皇朝制度特征的民族行政建置。辽朝通过属国属部体制，实现了对蒙古草原上阻卜各部的有效治理，将其纳入辽朝上京道的行政范围之内。金朝虽然没有在阻䪁（萌古）各部设立类似猛安谋克的民族行政建置，却通过带有中原色彩的朝贡体制统治维系了对蒙古草原阻䪁（萌古）诸部的治理。辽金两朝对阻卜、阻䪁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反映了辽金两朝在西北蒙古草原地区政治力量的消长，同时也是辽金“草原本位”和“中原本位”两种不同政治理念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