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凌飞

(上海政法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701；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在日本内亚史研究学界，曾流行使用“东部欧亚”(东部ユ-ラジア)一词来指代其“内亚”研究(1)相关学者主要有森部丰、铃木靖民、川本芳昭、福岛惠、石见清裕、菅沼爱语、古松崇志、井黑忍和专攻日本史的广濑宪雄等。他们研究的历史时段多位于从北朝后期至金元时代。对“东部欧亚”这一概念的全面诠释见妹尾达彦《中华の分裂と再生》，《岩波讲座·世界历史》9《中华の分裂と再生(3-13世纪)》，岩波书店1999年版，第8-13页。，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内亚史(大体涵盖了我国的北方民族史和西域史等领域)学者则倾向于使用源自英语Centural Eurasia的“中央欧亚”(2)“中央欧亚”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丹尼斯·塞诺在1954年提出，但他并未给出精详的地理范围，而主要是从欧亚大陆的地缘构造出发，强调历史上传统的几大文明区域皆位于该大陆的边缘和接近边缘地带，而面积更为巨大的大陆的广袤中心区则是由时常游离于传统文明区之外的蛮族所占据控制。详见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编译的《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0页。(中央ユ-ラジア)一词来代指其“内亚”(3)传统的“内亚”一词除了容易受到欧亚地理分界线的天然限制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海洋中心主义”的对立产物，因大航海时代以后兴起的西欧列强主要是依托海上航线进行殖民扩张并最终实现在全球区域内瓜分势力范围；与之相对，“内亚”则意味着因距离海岸线遥远而从海路难以抵达的深僻纵深地带，属于西方海洋文明教化的边缘之区。转引自钟焓《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对日本内亚史学界新近动向的剖析》，载于《文史哲》2019年第6期，第10页。研究(英语的Inner Asia，日语的内陆アジア)或“征服王朝史”(4)关于“征服王朝”的命题，最早由美国学者魏特夫提出，他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中将中国的历代王朝划分为传统的以汉族为主导的本土型政权和以北族统治者为主导的非汉族王朝，后者又再细划分为以十六国北朝为代表的渗透型王朝和以辽金元清四朝为载体的征服型王朝，但无论是渗透型王朝还是征服型王朝，他在导言中均将其列入中国王朝的一种特殊形态，绝未将其摒弃于中国之外。因此，与日本曾经的“满蒙史”研究及国外学者在内亚史研究中倡导的“去中国化”是明显不同的。参看Karl A.Wittfogel and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907-1125(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9),1-35.此后日本学者田村实造、护雅夫等人进行了一些扭曲改造。详见(日)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上、中、下)，京都：同朋舍1964-1985年版；(日)田村实造《北アジアにぉける历史世界の形成》，哈佛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委员会1956年版，第1-5页；(日)田村实造《北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国家の类型》，京都大学文学部编《京都大学五十周年记念论集》，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56年版，第475-492页；护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Ⅰ，东京：山川出版社1967年版。转引自钟焓《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对日本内亚史学界新近动向的剖析》，载于《文史哲》2019年第6期，第7、8页。领域，尤其是在以提倡使用非汉文史料为研究特色的学者中使用尤为广泛和频繁(5)具体代表人物有山田信夫、杉山正明、森安孝夫、梅村坦、冈田英弘、杉山清彦、志茂硕敏、承志等。。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加强，“中央欧亚”学派中坚人物的相关著作逐渐被翻译并进入中国等汉语读者的视野(6)相关译著有：(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与世界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新北：广场出版2012年版，同书简体字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13年推出；《游牧民的世界史》(增订版)，黄美蓉译，新北：广场出版2013年版，同书简体字本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北京)在2014年推出；《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日)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陈心慧译，新北：八旗文化2016年版，同书略有删节的简体字本由北京出版社于2016年推出。(日)森安孝夫《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从中央欧亚出发，游牧民眼中的拓跋国家》，张婉婷译，新北：八旗文化2018年版。，森安孝夫即是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学者，其较早便开始以中央欧亚的视点来构建研究丝绸之路各民族如粟特、突厥、回纥等的历史空间场域及理论[1]，而《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便是其观点的集中体现。本书日文版于2007年付梓，并于2016年发行文库本，中译本由日本学者石晓军(7)石晓军是日本关西大学文学博士，日本姬路独协大学人间社会学群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文化交涉史以及隋唐史，著有《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点石斎画报”にみゐ明治日本》，东方书店2004年版、《隋唐外務官僚の研究》，东方书店2019年版等，译著有日译“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第一卷《历史》，大修馆书店1995年版、中译《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翻译完成，2020年1月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森安孝夫现为大阪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前伊斯兰时期的中央欧亚大陆史研究，善于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蒙古高原之古代突厥语碑文及相关汉文古籍等多语种史料著书立说，所著《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1991年大阪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史》(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版)等，均以各类考古文献为基础，结合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历史地理学等多领域成果，为学界了解中央欧亚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章节排布与内容简述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在批判明治以来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欧中心史观的同时，对日本语境中的“自虐史观”进行详细诠释，并提出未来历史学应以开放而包容的全球史视野为思想脉络，在欧亚大陆的历史长河中把握唐帝国的本质。全书共分十章，其中主体部分八章，较为集中地呈现了唐王朝与丝绸之路各民族间的历史与文化交流情形。

序章“何谓真正的‘自虐史观’”，在批判日本国内的“自虐史观”、打破西方中心史观的同时，阐明本书的目的是以粟特人、后突厥、回鹘与唐朝和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为主线，从中央欧亚大陆的视点叙述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的历史(第1-38页)。

第一章“丝绸之路与世界史”，定义了“中央欧亚”“中亚”的地理概念，简述了游牧族群及其生存环境。在对丝绸之路多重内涵及网络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指出丝路贸易本质是奢侈品贸易。并对“丝绸之路史观论争”进行梳理和辨析后，从环境史、宗教史角度对世界史分期做出新提案(第39-76页)。

第二章“粟特人的登场”，从粟特人故乡索格底亚那、粟特语言文字、粟特商人及商业、粟特聚落和网络构建等方面的发展演变中对粟特人在丝绸之路及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了系统论述，集中凸显了粟特人的历史作用(第39-128页)。

第三章“唐朝的建国与突厥的兴亡”，考证了唐王朝建国过程中的中坚力量及唐皇室血统与少数民族间的渊源与流变，并梳理了唐初及盛唐时期突厥民族与唐王朝间政治军事的沉浮(第129-178页)。

第四章“唐代文化的西域趣味”，以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为引，从文化史的角度对风靡于唐的胡姬、胡服、胡旋舞、胡腾舞、胡乐等胡俗进行细致梳理和考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初唐、盛唐及安史乱后的中唐文化由开放到保守的转变逻辑(第179-212页)。

第五章“释读奴隶买卖文书”，通过对粟特文《女奴买卖契约》最新汉译文的认真解读，结合契约产生背景，追溯了粟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踪迹，并进一步对比和论述了中央欧亚史上的奴隶与唐朝良贱制、奴隶市场、奴隶贸易的异同(第213-248页)。

第六章“突厥的复兴”，结合鄂尔浑碑文和古突厥碑文的记载探讨了突厥第二帝国在崛起过程中与唐王朝之间政治、军事、外交关系的发展演变，并通过公贤力毗伽公主阿那氏的墓志铭考证，分析了公主在唐与突厥政治博弈中的悲惨命运(第249-272页)。

第七章“回鹘的登场与安史之乱”，对粟特、回鹘及唐王朝三者间关系进行了重要梳理，在阐述摩尼教在回鹘传播的过程中，指出粟特人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此外，还对安史乱前后唐王朝与粟特、回鹘的关系作一对比，尤其是突出了粟特网络在回鹘与唐王朝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博弈中的重要意义。最后还从中亚欧亚的长时段历史发展视角对安史之乱进行再评价，认为其可被视为征服王朝的先驱而具有积极意义(第273-308页)。

第八章“粟特网络的变质”，详细考证了伯希和发现的藏文文书Pt.1283写本《五名霍尔人的报告》，认为霍尔实际上是粟特人，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粟特人在欧亚大陆东部所构建的庞大商业与情报网络，并阐明了唐王朝利用粟特网络在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间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事务经略的实质(第309-342页)。

末章“唐帝国的黄昏”，指出中亚史上促成唐、吐蕃、回鹘三足鼎立的“关原大战”实为回鹘与吐蕃的北庭争夺战，其意义在于阻挡了吐蕃的北进，并由此确立了突厥语系回鹘人在今日中亚的地位。在考证了三国会盟和回鹘西迁的历史史实后，追溯了粟特人的踪迹(第343-356页)。

二、研究特色与观点创新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可视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从中央欧亚视角对丝绸之路与唐王朝历史和文化进行系统考察的著作。通览全书，不难发现该书特色鲜明、建树颇多，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史观宏大，立论高远。正确而宏大的史观是历史研究者所必备的，关系到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和全球史观在本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开篇便毫无忌讳地批评明治以来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欧中心史观，同时也反对将中国史视为汉族史的华夏中心主义(8)即“中华主义史观”，详见(日)森安孝夫《内陆アジア史研究の新潮流と世界史教育现场への提言》，载于《内陆アジア史研究》第26号，2011年，第22页注释28。，在摆脱“纯粹”思想的束缚下，主张历史学研究应具备开放而包容的全球史视野。正如作者所言：“我深信，无论民族、文化还是语言，都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互相混合融汇而发展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认识到，名曰‘纯粹’的排他思想完全没有学术方面的根据。只有具备这样的认识，才能真正开拓人类的未来之路。”在具体论述中，作者通过重点考察曾活跃于中央欧亚大陆并沟通东西方的突厥、回鹘与粟特人的历史，借此挑战西欧中心主义以及华夏中心主义这两个位于不同极端的历史观点，并从民族交流史的角度来检视唐王朝与突厥、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交流情形。另外，作者还对丝绸之路史观进行了辨析和阐释，批评了间野英二等人否认基于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的意义，并企图在学术上从中亚史中抹杀丝绸之路的观点，作者并引用茨默(P.Zieme)、松田寿男、妹尾达彦等人的观点予以有力反驳。作者对“中央欧亚”“中亚”“丝绸之路”等术语的背景及欧亚大路史和全球史做断代区分，选取“中央欧亚”概念进行论述，通过对回鹘文书和环境史个案的分析，回应间野英二的“反丝绸之路史观”，指出绿洲农业文明亦具有沟通东西的商业性。还有，在对世界史进行分期时，作者一改以生产力为中心的农业地域中心、农耕都市文明中心史观，更多地注重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粮食生产能力、工商业、能源)及其背后的信息收集和传达能力作为划分依据而将世界史划分为八个阶段。毫无疑问，这种基于比较史以及关系史等视点的“全球性的世界史”研究将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

第二，视角独特，富有新意。运用多维视角，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趋势。在整体上，作者从中央欧亚史的侧面，包括游牧民族集团和丝绸之路两个方面来重新审视欧亚大陆的历史，即重新审视前近代的世界历史。在具体研究中，更是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学科方法，从世界史、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文化史、商业史等角度深刻阐发了粟特民族的历史地位及唐王朝与诸少数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博弈与融合。首先，作者结合“关陇贵族集团”“武川军阀集团”的演变，从北亚史、中亚史和中央欧亚史角度对唐朝的民族国家组成进行界定，认为其绝非狭义的汉民族国家，或可称之为“鲜卑裔王朝”和“拓跋国家”。由此，由多民族形成的唐民族及唐王朝对于汉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采取兼容并蓄的世界主义、国际性、开放性的文化汇通正是唐王朝国家的本质特征。在探讨唐与突厥的关系时，作者在援引陈寅恪“关陇集团”和杉山正明“拓跋国家”的概念下，亦进一步说明唐帝国并非单纯汉人政权，指出唐王朝的统治核心具有显著的非汉色彩(鲜卑背景)，在欧亚世界将唐王朝视为拓跋国家的基础上，唐初年与突厥汗国间的斗争可被视为拓跋与突厥实力的角逐。从中央欧亚史的角度对唐初的唐突关系做了重要解析，并充分肯定了儒家思想和汉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唐王朝的此种特性有别于辽、金、元、清等王朝。另外，作者亦从政治史的角度试图以欧亚大陆与丝绸之路的视点出发，对安史之乱的历史意义进行再评价。改变从中国史内部视野探讨政治斗争及其对唐王朝的颠覆，从中央欧亚大陆长时段的历史发展入手，认为安史之乱可被视作征服王朝的先驱而具有积极意义，是与10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动向联动的事件，是整个10世纪欧亚大陆变动的先兆，是一个“过早的征服王朝”。即中央欧亚大陆骑马民族通过结合游牧社会军事力与丝路贸易经济力，试图将南方的中原纳入势力范围的一种历史发展趋势。其次，作者从文化史的角度尤其是对于粟特文明在中央欧亚大陆所产生的深远遗存进行了重点分析。如就文字书写系统而言，粟特、回鹘、蒙古、满洲实际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从更广泛的世界史视野来看，粟特文的渊源则可追溯至叙利亚文、阿拉姆字母乃至腓尼基字母。因此，粟特文明在书写系统上上承叙利亚文，下启回鹘文，对于整个中央欧亚大陆的文字发展发挥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并从政治史角度检视文化史的发展演变，以安史之乱为节点探讨了唐中后期文化的排外主义色彩。另外，作者还将全球史与宗教史相结合，对中亚史、摩尼教史与回鹘史三者的关系进行了阐释，强调了摩尼教的世界史意义。当然，粟特商业的发展与文化传播尤其是摩尼教的传播亦是息息相关，有时候甚至将摩尼教寺院当做储备物资的地方或者银行[2]，因此摩尼教是先在粟特人中传播，之后利用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而逐渐东传[3]83。再次，作者从商业史的角度对粟特国家集商业、情报与军事等网络的构建以及唐王朝对于粟特网络的运用进行全方位梳理。如根据穆格山文书分析认为粟特社会结构是以商业立国，因此其商人地位很高。把公元前的初期丝绸之路看作是“前近代中央欧亚”，其贸易方式是商人们通过短距离到中长距离的接力过程。而丝绸之路贸易的本质其实是奢侈品贸易，除了阿兰、印度、巴格达、粟特、波斯、阿拉伯、叙利亚、犹太、亚美尼亚、回鹘等地商人外，佛教、祆教、摩尼教、基督教等僧侣和朝圣者在从事宗教活动的同时亦从事商业活动，而这其中最活跃的当属粟特商人。作者还考察了粟特商人成为历史上闻名遐迩的跨国商人的必然性缘由，其一是地理环境因素，即粟特人居住地索格底亚那位于欧亚大陆正中间，是丝绸之路网络的心脏地带；其二是语言文字因素，即由最初使用阿拉姆文字书写到从阿拉姆文字草书中产生粟特文字，进入唐代后甚至以粟特文字为基础相继产生了回鹘文字、蒙古文字和满文，粟特语及粟特文字无疑是丝绸之路东部的国际语言；其三是民族特性因素，即粟特商人常被形容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利之所在，无所不到”。作者根据斯坦因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分析，认为粟特人有一套邮驿制度，为贸易往来和信息传递提供了便捷。并结合“称价钱文书”、买卖契约文书等进一步应证了粟特人从短距离到中长距离再到长距离的中转贸易过程。作者还根据史料绘制出了10世纪前的“粟特网络”图，粟特网络包括商业网络、情报网络、军事网络、外交网络等，粟特商人则是兼具商人和武人的双重身份。尤其是作为一个武装集团，拥有以骑兵为主的军事力量，为包括唐王朝在内的汉人军阀以及突厥等游牧集团提供有利可图的军事援助，从而活跃于丝路沿线各国的国际关系中。商业与情报网络的经营与扩展对丝绸之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意义重大，亦为探讨和比较中央欧亚帝国的延续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因此，从帝国统治系统角度而言，粟特民族商业情报网络和多语种文书传递系统的建立，对于粟特与唐王朝在丝路的经略意义重大。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从人类史的视点，对民族、国家、爱国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并且意在凸显学习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者认为学习历史的终极意义在于必须明确认识到无论人种、民族，还是语言、思想等，均没有所谓纯粹的东西，这些都是长期混合形成的历史性产物，因此没有任何优劣差别之分。力图敦促并推动社会上的广大读书人，以及肩负日本未来的学生彻底改变看问题的角度，彻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的束缚。的确，人文学科的基础研究常有脱离社会现实的诟病，对蓬勃发展的时代缺乏感知，时代呼唤学者走出象牙之塔，在追求职业理想的过程中，更需有现实关怀的精神。历史作为过去现实的投影，它虽可以提供对当下社会有益的殷鉴，然绝非庸俗的削足适履[4]。由此不难看出作者深切的人文情怀。

第三，史料多元，论证充分。作者通晓回鹘文、藏文、汉文及其他古今语言文字，尤其擅长于从出土文献中解读历史，如通过与汉文以及中央欧亚等地出土的怯卢文与大夏语契约文书的比较研究，重点解读了粟特文奴隶买卖文书，并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巴克特里亚语文书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其与汉文和中央欧亚契约文书的特征，追寻并印证二者间的文化交流踪迹。根据伯希和发现的藏文文书Pt.1283写本《五名霍尔人的报告》进行分析，认为所谓的霍尔人实际上是以凉州为根据地的粟特人。在重构了当时粟特人在欧亚大陆东部所建构的庞大国际商业与情报网络后指出，唐朝通过对“兴胡”的户籍管理政策以及发放名为“过所”“公验”的旅行证照，试图将游走于欧亚大陆东部各地的粟特人纳入帝国体系，其主要目的与柔然、突厥、回鹘等游牧国家一样，在于利用粟特网络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力量。根据鄂尔浑碑文、希内乌苏碑文等古代突厥语史料认为中央欧亚东部的突厥裔诸民族把唐王朝及唐帝国称作“桃花石”即“拓跋”之意，由此作者认为630年各诸君长奉唐太宗为“天可汗”是一种过分评价，并非意味着唐王朝已经成为真正的“世界帝国”，而是草原世界诸君长在唐王朝强大的军事征服之下顺理成章地拥护大可汗即“桃花石可汗”。根据《哈喇巴喇哈逊碑》中汉文碑文记载认为是牟羽可汗在洛阳结识摩尼教僧侣，并将其带回回鹘，从而开启了回鹘摩尼教的传播史。另外，通过释读吐鲁番文书中的回鹘语Mainz345残片，并结合《哈喇巴喇哈逊碑》粟特语碑文的记载进一步证明牟羽可汗曾与摩尼教东方教区唯一领袖慕阇有过交涉。最后还根据《哈喇巴喇哈逊碑》粟特语碑文的记载，印证了安史之乱中唐朝在紧要关头首先向回鹘求援而非回鹘先请愿的历史事实。此外，作者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尤其是对历史地理学方法的驾轻就熟令人印象深刻。我们知道，在论著写作当中，一定篇幅的图像展示可以起到辅助文字解释和论证的作用。已经有学者明确指出：“图像提供的‘具体’内容，补文字资料所未备，给那些原先在文字书写中‘没有历史的’人或者物提供鲜活、具体的历史实相。”[5]“插图配合文字表述，补充文字所不能表达清楚的问题，利于节约、活跃和美化版面，使读者阅读时有赏心悦目之感，提高阅读兴趣和效率。”[6]通观全书，可发现作者共附有各类图片55幅，其中经作者精心制作的各类路线图、地形图、关系图就有18幅之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中央欧亚与四大文明圈的位置关系图》《北部中国与中亚主要王朝交替略图》《丝绸之路网络概念图》《索格底亚那的绿洲城邦国家分布图》《粟特网络图》《唐朝的势力范围与都护府、节度使分布图》《安史之乱示意图》《十世纪前后的中央欧亚型(征服王朝)国家》，这些关系图的绘制，为我们了解相关史实提供了视觉上的直观感和空间上的立体感。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探讨许多史迹时往往都是亲临现场，从书中所展示的图片可以看出，作者曾亲临吐鲁番、敦煌地区、天山山脉草原地区、蒙古草原地区、中亚戈壁沙漠地区、高昌故城、乌兰巴托暾欲谷遗址、阙特勤遗址、昭陵、毗伽可汗庙遗址、哈喇巴喇哈逊遗址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和拍摄。对于一个日本学者来说，在从事非本土研究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如此细致的实地勘察研究实属难得，从中不难窥探作者治学之严谨。丝绸之路不单单是一条东西贸易之路，更是突厥、回鹘、吐蕃诸民族纵横驰骋之地，是当时世界历史的最前线。本书以粟特人的行踪为线索，从7世纪初唐建国写到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其间各民族势力在中亚舞台上彼此较量，唐帝国与诸多政权既有军事冲突，又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密切往来。本书最大的目的，就是从中央欧亚大陆的观点，即既非西欧中心史观又不同于中华中心主义思想的视点出发，尝试着雅俗共赏地叙述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的历史，其视野之宏大、立论之翔实，令人叹服。

三、些许遗憾与启发警示

尽管《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视角独特，立论新颖，但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该书部分观点和研究亦值得进一步审视。如作者从中央欧亚视角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命题，并借此置换并取代被日本内亚史学界长期沿用的“征服王朝”概念，此后又在其论文集序言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概念[7]。他将欧亚大陆自东而西出现的辽(契丹)帝国、沙陀诸王朝(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王朝)、西夏王国、甘州回鹘王国、西回鹘王国、喀喇汗国(黑汗王朝)、伽色尼王国、塞尔柱帝国、可萨汗国等视为“中央欧亚型国家”[8]304，并将安禄山建立的“大燕”看作是“过早出现的征服王朝”。因此，其在对安史之乱进行解读时，认为安史之乱可被视作征服王朝的先驱而具有积极意义，是与10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动向联动的事件，是整个10世纪欧亚大陆变动的先兆，是一个“过早的征服王朝”，即中央欧亚大陆骑马民族通过结合游牧民族军事力量与丝绸之路财富积累，试图将南方的中原纳入势力范围的一种历史发展趋势[8]305。此处，作者的观点虽不乏新意，但其“中央欧亚型国家”概念的创新在客观上有割裂北族王朝与中国历史血脉关联的嫌疑。作为“中央欧亚学派”新生代中坚人物的森安孝夫，虽然结合欧美学者的研究(9)森安孝夫关注的欧美学者及其著作主要有：(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美)丹尼斯·塞诺《论中央欧亚》，王小甫译，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编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美)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全四卷)，郭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原书各卷分别出版于 1974、1980、1989年等)版；(美)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原书出版于1989年)；(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等(原书出版于1998年)。对于杉山正明等人提出的中央欧亚史观(10)有学者认为“中央欧亚史观”的正式诞生以杉山正明在《中央欧亚的统合》一书中所作的长篇导言为标注，见(日)杉山正明《中央ユ-ラシアの历史构图———世界史をつなぃだもの》，《中央ユ-ラシアの统合(9-16世纪)》，第3-92页。详见钟焓《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对日本内亚史学界新近动向的剖析》，载于《文史哲》2019年第6期，第12页。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和批评，但在具体研究中亦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其“中央欧亚型国家”概念的提出，亦警示我们在学术术语的创新方面要多一分谨慎和反思。另外，我们知道，粟特人在整个欧亚大陆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流动的桥梁[3]104。因此，作者在批评民族主义即西欧中心主义与华夏中心主义史观的同时，深入阐发粟特人的历史地位，所论虽不乏新意和深度，但也不免陷入“粟特中心史观”的窠臼。纵观全书，可以发现几乎每个章节都对粟特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或者专门大手笔论述，或者以粟特做对比论述，或者做相应联系等等。因此作者在探讨粟特、突厥、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与唐王朝的关系时，更多关注粟特、突厥的历史，而对于吐蕃的史料关注不够，对于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及唐王朝的经营亦着墨较少。尤其是在唐王朝经略丝绸之路过程中，其所构建和借助的情报网络是否真的如本书所描绘的那样由粟特人独树一帜？事实上，吐蕃、于阗、龟兹、焉耆、疏勒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丝路及唐王朝的边疆行政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理应予以重视。另外，对于归义军等河西政权与丝路的关联问题等本书亦未能做出具体研究和解答，以上问题均有待学人作进一步探索。

总体而言，《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尽管存在些许缺憾，但瑕不掩瑜，作为日本学界研究丝绸之路与唐王朝历史的代表性著作，尤其是从中央欧亚视角对当时的世界史进行解读，所论富有新意，对于学界的丝绸之路史、隋唐史及民族史研究大有裨益。细细品之，综合其建树与缺憾，笔者认为该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一，历史研究必须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一带一路”倡议大踏步向前的今天，回顾“一带一路史”，尤其是丝绸之路史已然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丝绸之路不单单是一条东西贸易之路，更是突厥、回鹘、吐蕃诸民族纵横驰骋之地，是当时世界历史的最前线。本书最大的特色便是从中央欧亚及世界史视角以粟特人的踪迹为线索，勾勒了唐王朝在建国至安史之乱前后与各民族在中亚舞台上的政治军事博弈与较量，以及文化宗教艺术交流与融合。论述过程中，无论是对于粟特人历史地位的蠡测，还是对世界史分期的新提案，抑或对唐王朝在当时世界史的地位与影响，无不体现了全球史的史观与方法。全球史观是当今学界研究的新理路、新范式，对于当前中国学界和国际学界而言都极为重要。诚如于沛所言：“对当代中国史学来说，所谓的‘全球史观’，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思维、一种历史认识的‘方法’，而非理论基础。”[9]国内首倡全球史研究的刘新成教授也认为：“全球史有其理论，但这种理论属于历史编纂方法论，确切地说是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10]但是我们不能对全球史学者所标榜的全球视角下的客观公允寄予过多期望。因为观察者不论站在哪里，它都带着自己时代的眼光和价值判断标准，也即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世界。“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历史家的绝对客观不可能存在[11]。的确，任何史观都有其困境，全球史观亦不例外。如有学者就曾论述了民族优越感对全球史模式的影响：“民族优越感是所有全球史模式都面临的困境，因为模式的建构者都是其所属文化的‘囚徒’，并且，他向历史所提出的问题都深深地根植于他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根深蒂固的相对主义是无法避免的，那种认为存在着某些完全超越种族优越感的历史全面观点的看法是天真幼稚的。”[12]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杉山正名与冈田英弘所倡导的“内亚中心-中华边缘”的“中央欧亚”史观便是典型代表，在他们所重构的“世界史”叙事中，将“中国史”视为“中央欧亚史”的组成部分或其附庸产物，企图以“依附学说”为基础的扭曲史观将深具“世界史”气象的“中国史”浸没于“中央欧亚史”之中(11)二人具体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论著中：(日)杉山正明《帝国史の脉络——历史のなかのモデル化むけて》，山本有造编《帝国の研究-原理·类型·关系》，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3年版，第59页；(日)杉山正明《世界史と游牧民》，板垣雄三编《世界史の构想》，东京：朝日新闻社1993年版；(日)杉山正明编《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1《中央ユ-ラシアの统合(9-16世纪)》，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版；(日)杉山正明《世界史と游牧民》，板垣雄三编《世界史の构想》，东京：朝日新闻社1993年版，第186-190页；(日)杉山正明《中央ユ-ラシアの历史构图——世界史をつなぃだもの》，《中央ユ ラシアの统合(9-16世纪)》，第3-92页；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译本)，第140页；(日)冈田英弘《中央ユ ラシア史が果たす役割》，《世界史とは何か》，东京：藤原书店2013年版，第156-157页；(日)冈田英弘《シナとは何か》，东京：藤原书店2014年版；(日)冈田英弘《中央ユ-ラシアとは何か》，《世界史とは何か》；(日)冈田英弘《中央ユ-ラシア史が果たす役割》，第157-158页；(日)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中译本)，第59、106-107、118页；H.Okada(冈田英弘)and J.Miyawaki Okada (宫胁淳子),“The Birth of the World History in the Mongol Empire :History Education in Modern Japan.”in Florilegia Altaistica:Studies in Honour of Denis Sino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90th Birthday ,ed.E.V.Boikova et al.(Wiesbaden:Harrassowitz ,2006).转引自钟焓《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对日本内亚史学界新近动向的剖析》，载于《文史哲》2019年第6期，第18-20、25页。。尽管这种带有民族偏见的研究不可取，但对于代表社会及政治主张重要历史形式的民族国家史的叙事依然重要。有鉴于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一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在全球史的研究中探索更恰切的研究视野和理论方法。“世界史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在知性上值得尊敬的研究领域。”[12]放眼世界，全球化已经向我们走来，全球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世界史体系的重构和创新，作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新的史学思潮，已经并将继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国际史坛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它是时代的产物，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13]。吴于廑教授曾精辟地阐释了有丰富的全球历史观思想的新的世界史体系，认为“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12)详见吴于廑系列论文：《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游牧民族》，载于《云南社会科学》 1983年第1期；《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载于《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历史上的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载于《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载于《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显然，“全球史观”倡导的整体性、跨国别叙述方式正与吴先生的思想相一致[14]。由此，中国学界要积极树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全球史观，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彻底摒弃“西欧中心论”，在具体研究中既不脱离世界史坛主潮流，更不脱离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13]，在现有话语体系基础上不断修正和补充，在不忘记宏观世界史学的本初指向的基础上，从而“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15]，不断深化史学研究。

第二，历史研究必须综合运用跨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历史是个“庞杂学科”，其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是仅仅依靠历史学本身专业层面的知识能够说得清、道得明、 研究得透的。现如今，传统的史学考证和辨析已难以受到学界的青睐，而跨学科知识的运用及论著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处理(如图表、数据库建设)却越来越得到学界认可和追捧，并且被视为衡量论著创新或者成功与否的天平[16]。《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的一大成功就在于综合运用全球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理论方法，尤其是运用生态环境学、历史地理学、图形学方法对欧亚非大陆都市的形成与发展的考察，即考虑到生态环境中的农牧边界线问题并绘制相关地形分界图即是一大亮点，亦启发我们对跨学科方法的实践运用。

第三，历史研究必须从多维视角对零碎史料进行细节考证，在保证史料运用的多元性同时尤其注重对考古材料的准确运用。从本书中可知，作者善于多维度视角进行研究，包括中央欧亚史、世界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人类史等视角，尤其是运用中央欧亚和世界史视角的解读，大大加深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另外作者还充分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与石窟壁画、漠北回鹘碑文、汉文史籍、阿拉伯波斯史料、日本藏史料等，尤其是对于回鹘文和藏文文书资料的准确运用。我们知道，随着考古发掘成果的不断涌现，对于结合考古新材料所进行的研究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甚至填补史学研究的空白。然而，要想更加充分地解读他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实物证据”的功能，就必须对传世文献有更充分的掌握。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说过：“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旧材料而予以新解释，很危险。如作史论的专门翻案，往往牵强附会，要戒惕。)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17]的确，考证的结论只能是增加接近真实的可能，但不能代替真实。本书作者通晓多国语言，尤其对于汉文献及考古出土文献有很深的解读功力，因此其对于考古史料的运用才显得如此驾轻就熟，令人佩服，亦值得年轻学者学习。

第四，历史研究应充分把握学术前沿，重视与国际学界的交流与接轨。由本书参考文献中不难发现，作者所收录的文献除了大量的日文著作外，还有英文、中文、法文等代表性论著，且在具体论著的注释中为了符合国际标准尽量精确到具体页码，正如作者所言：“凡是不注明论文页码的文献目录，则其价值将大打折扣”[8]371，这充分说明了作者的治学严谨以及在其自身研究领域对于国际学术前沿的充分把握和接轨。

第五，通俗而不失学术性著作的书写范式。本书虽是一本通俗性读物，但其学术价值却丝毫未减。首先，通览全书各章节可以发现作者每一小部分论述都拟定一个小标题，对所述内容进行精准概括，使读者对所论内容的主旨有了更为明了的把握；其次，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部分不仅详细列明其在具体论述中所提及的相关学者论著，而且还根据作者的判断给读者提供了一些供参考的专著和综述书，并且按照作者姓名和作品年代进行排序，便于读者检索和查阅。最后，在本书末尾作者还绘制了数十页的历史年表，以年代和国别为序，详细列举了公元3世纪至10世纪间丝绸之路史上的中国、日本与沿线少数民族及国家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大事记，便于读者更系统、直观地了解丝绸之路历史。综上可知，本书虽为通俗入门读物，但却早已超出传统研究的藩篱，加之其在研究中的创获，学术价值已然凸显，不仅值得学术界同仁所重视，更为通俗性读物的书写提供了新的范式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