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成

（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我国的交响音乐创作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国管弦乐的发展始终与中国革命的“红色经典”息息相关。如丁善德创作的《长征交响曲》、李焕之创作的《春节序曲》、施永康创作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等。“红色经典”作品在创作特点、知识水平、文艺思想等方面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独特的文艺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建设的需要，在新时代被赋予更加深刻的含义和价值。

一、新中国十七年党的文艺思想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继承和发扬党在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文艺思想成果，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任务。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总的指导方针，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加强艺术实践，力求使艺术作品体现现实生活的新人物和新思想，更要体现出代表性的民族作风与气派。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受当时“左”倾政治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以政治标准代替文艺标准的错误评价倾向，其标准和原则也不是从音乐本体出发，而是从阶级、政治的角度加以评论。由于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突出“阶级斗争”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致使创作受到很大的束缚，当时的创作也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公式化”倾向。这些文艺现象逐渐引起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觉察，因此，党在1956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为当时的文艺创作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不仅体现了党在文艺指导思想上的解放，同时对繁荣新中国文艺创作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该时期也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的活跃期。当时《人民音乐》编辑部发表了题为《为了更旺盛、更繁荣——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受到了音乐界的欢迎和拥护，文章对我国之前的音乐工作进行了全面反思，从而调动了文艺创作者的积极性，产生了许多经典音乐作品。

随着党对新中国文艺发展认识的逐步深入，在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对文艺的“古今”“中西”问题也做了全面阐释。1956年8月24日，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胜利闭幕后，毛泽东在中南海邀请一部分音乐界领导和音乐家，就当代音乐实践中的“古今”“中西”关系发表重要讲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在此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更要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主张提倡民族音乐，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形式，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学习外国科学的原理，是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谈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阐释“民族化”思想最为集中的一次重要讲话。1964年，毛泽东在《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批示中，正式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原则。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充分阐释了“古今”“中西”的重大文艺课题，在理论上发展了党的文艺思想，使其和“双百”方针共同成为党指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思想。

在党的方针正确指引下，新中国的音乐创作呈现出“推陈出新”的局面。社会主义新生活与广大人民群众新面貌激发了新中国音乐家们极大的创作灵感，反映新时代和新生活的优秀管弦乐作品接连不断，如《春节序曲》《红旗颂》《长征交响曲》等，都成为今天广为流传而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管弦乐作品。这些作品的时代性、先进性、民族性彰显出独有的民族记忆和国家叙事，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音乐文化建设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

二、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管弦乐创作

新中国初期的红色管弦乐创作是我国当代艺术史、音乐史上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此间涌现了一大批不同题材、不同体裁、不同风格、不同内容和不同技法的优秀作品，如《瑶族舞曲》和《貔貅舞曲》等管弦乐小品，《山林之歌》《春节组曲》和《云南音诗》等组曲，《汨罗沉流》《黄鹤的故事》等交响诗。这一时期的管弦乐创作，规模各异、题材多样、音响丰富、色彩绚丽，通过各种中西乐器的功能和表现力的发挥塑造出不同的音乐形象，以表现中国大地的气象万千，揭示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抒发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

《瑶族舞曲》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曲作者之一刘铁山先生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瑶族同胞欢歌笑语的场面，结合当地传统音乐素材创作了《瑶族长鼓舞曲》合唱曲，后经茅沅先生改编成为《瑶族舞曲》管弦乐作品。整首作品汲取了瑶族民间音乐素材，以民间流传的小调风格为创作基础，乐曲中的很多旋律在演奏时更贴近广大群众的欣赏品味，更易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使之成为一种人民群众自愿接受的音乐形式。这种创作方式 “贴近群众”、“深入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思想源泉，是体现人民情怀、体现时代风貌作品的充分呈现。

《山林之歌》是一部以“山林”为题材的交响组曲，由马思聪于1954年创作完成。这部作品由五个乐章组成，在云南民歌的基础上，融入作者的种种情感，表现出新中国西南山林地区栩栩如生的生活画面，体现出浓郁的民族音乐风格。《山林之歌》在当时的同类音乐作品中开创了管弦乐作品人民性和民族性风格的先河，为当时的音乐创作开拓了新思路。

《春节序曲》是作曲家李焕之于1955——1956年创作的管弦乐曲。抗战期间在延安过春节时，亲身感受到军民互致问候，共同鼓舞革命斗志的情感，从而产生了创作灵感。在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大背景下，创作出了《春节序曲》这样一首展现革命根据地人民热烈欢腾的场面及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的管弦乐作品，充分体现了生动活泼、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春节序曲》以陕北民间乐曲为素材，铿锵有力、节奏明快的秧歌锣鼓，豪迈欢腾的秧歌舞步，表现了人们尽情地歌唱、欢快地舞蹈，欢度春节的喜人场面。乐曲旋律明快的特点、优美富有民族的风格，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时借鉴西方音乐创作的形式，将代表性的西方曲式结构融入中国传统音乐中，这种“洋为中用”的尝试与创新，为新中国“红色音乐”创作拓宽了视野。

三、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管弦乐文艺思想体现

社会主义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坚持这一方针，文艺就应服务于人民大众，表现人民大众，使人民大众成为文艺创作的主体。作为外来表现形式的管弦乐创作在新中国初期出现了佳作频现的局面，创作者以高涨的创作激情和丰富的艺术灵感，全身心地投入到讴歌新社会、赞美新生活的创作实践中。此间的管弦乐创作紧紧围绕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心，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管弦乐作品。

《红旗颂》作者吕其明的父亲是一位革命烈士，在战争的峰火中为国捐躯，在其父亲的影响下，他于1965年创作完成《红旗颂》管弦乐作品。《红旗颂》奏响了新中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的号角，乐曲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亿万人民将永远高举旗帜跟党走。整部作品革命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体现得淋漓尽致，使作品广泛流传，获得了较深的社会影响。《红旗颂》是新中国红色经典交响乐作品的典型代表，作者在欧洲传统的创作技法基础上，研究借鉴并结合了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民族性的特点，使旋律保持了音乐的民族风格，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该作品在结合“外来题材”表现“自己内涵”方面表现出“洋为中用”“古今”“中西”的精髓，在交响乐创作的民族化与通俗化的尝试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部作品深刻表达出作曲家对祖国深深的爱，其“群众性和民族风格”的艺术创作氛围，使《红旗颂》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

丁善德创作的《长征交响曲》是一部表现长征奇迹的经典管弦乐作品，在结合各地民族民间曲调的基础上，吸取西方音乐的创作特点，“古今”“中西”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革命光辉事迹的大型管弦乐作品。作品通过五个乐章：《踏上征途》《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和《胜利会师》，分别刻画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五个画面，热情歌颂了我党领导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辉煌业绩。作品选取了当年的红军歌曲、革命民歌，以及长征途中各族人民的民间歌舞，作为各乐章主题的音调，这正是“中国的革命史实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现。

四、小结

新中国十七年的红色经典管弦乐创作在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洋音乐文化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此阶段中国红色音乐创作已经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红色经典管弦乐在我国近现代及当代音乐发展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对20世纪中国音乐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文艺大众化”思想是指引中国文艺创作方向的核心原则，是红色音乐创作的主导思想。新中国建立以来，毛泽东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党的“民族化”文艺思想是“大众化”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为具体的音乐创作指明了方向。“双百”方针的确立为红色音乐的创作营造了自由民主的空间，在当时带来了音乐创作的繁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的提出，明确了在继承优秀民族音乐传统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洋音乐文化，并推陈出新的创作思路。纵观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管弦乐作品，正是因为其特有的“民族性”“思想性”“融合性”而成为20世纪音乐创作的艺术经典，是20世纪我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同时是20世纪我国社会意识形态中先进思想与文化的突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