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士，他们属于贵族，只是这个贵族比较特殊，没有封地，没有家臣，只是一种身份而已。他们受过属于贵族的教育，这使他们拥有了不同于平民的才学和智慧，又因为一无所有，他们被逼迫只能去周游各国，凭借自身的才学智慧去博取功名。这种特殊的身份，让他们具有独立的自由，也使他们具有了某种责任担当意识。他们“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他们以纯粹自由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会中；他们以其独立的人格，在社会边缘守望文化。这个特殊的群体，每当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时，就特别忙碌。他们心怀天下，在乱世当中卓尔不群，熠熠生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华彩篇章。

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群士人探寻着拯救社会的方法，以他们的脚步丈量游说的路程，以他们的思想闯荡天下，儒、墨、道、法……各家思想竞相绽放，百家争鸣；孔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思想家群体出现，成为中国历史上哲学思想最为辉煌的时期。

而在乱世民国，在一个强权与自由并存的时代，也出现了一大批清流，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辜鸿铭、鲁迅……他们似乎是诸子百家遥远的回响，并与之遥相辉映。民国时期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碰撞、文化变革，多年来一直吸引着人们敬仰的目光，吸引着人们去关注去研究去探寻他们的脚步，去追寻他们深刻多姿的灵魂，以至于形成一股股民国研究热潮，相关的研究著作也是汗牛充栋，前几年的《南渡北归》更是掀起一波民国阅读热潮，一时间洛阳纸贵。但是在我看来，汪兆骞的《民国清流》在众多研究民国的作品中尤为出众，他以恢宏的叙事和独到的思想，为民国清流群体作传，使作品具有史诗级的价值和意义。

一 恢宏的叙事结构

作品以时间为纵向的叙述轴，起始于1917年，终结于1927年，以这段时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串联起在历史舞台上展跃身姿的民国清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时空结构。从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引出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和教授的陈独秀、胡适，他们率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创办《新青年》，使得暮气沉沉的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一代新型知识精英，由此登上历史舞台，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因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1918年，《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李大钊与胡适开展“问题与主义”的学术讨论，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直至1927年北伐军席卷江南，北伐成功，“四一二”的空前屠杀，中国政局的巨变。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民国清流们或用文字或用行动，或独当或配合，以其强烈的责任和参与意识，挑起变革的重荷，推动着中国这艘巨轮乘风破浪不断前行。

二 历史细节的生动再现

作者不仅具有宏观巨眼，而且也善于洞察细微，善于通过一些细节的刻画，让历史的瞬间在此刻凝固，让我们感受这一瞬间对历史发展方向的影响。作品开篇，蔡元培走马上任北大校长之前拜见孙中山的那一刻：“在中山先生的寓所，先生用惯有的平和语气，精辟地分析起时局，谈到教育时说：‘……你几次出国，考察西方教育，对如何办学自有一番宏图大业想择机施展，你应该去北大，我支持你。’”读到这里，我们也会如蔡先生般“激奋自信起来”，而作者更是在借此告诉我们，蔡元培接任的绝不仅仅是北大校长这个职务，而是改变中国教育发展的重任，这是一种崇高的使命。蔡元培进入北大校园后，“突然发现一排校役整齐地列队在大门两侧，脱帽向他鞠躬行礼”，蔡先生见状“也忙脱帽向他们一一鞠躬还礼”，从此形成惯例。从这件小事开始，蔡元培校长带来的平等、民主、自由之风开始鼓荡在北大校园，并强劲地涤荡着整个旧中国。

书中类似的细节比比皆是，蔡元培和陈独秀见面、陈独秀与黄侃的宽容相对、辜鸿铭的辫子等，写人而不失人的情趣，这些瞬间让我们看到隔着历史尘埃的思想者的清晰面容，一洗教科书中留给我们的刻板模样。

三 还原历史真相，客观中肯评价

如对周作人的评价，充分肯定他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尤其是在1918年的激进的思想言论，用事实写出他投入的高度热情；肯定他的新诗《小河》朴素清淡的鲜明风格，赞扬他在新诗形式变革方面作出的贡献。引述《前门遇马队记》中周作人亲历“六三事件”及他对爱国学生的声援支持，特别记录了周作人“新村”运动的践行，认为“1919年的周作人，短暂的激进，掩盖了深藏在他骨子里的‘隐逸’，让他成为令人瞩目的政治明星”，其评价中肯而不失历史真实。

而对胡适的评价，更让人看到作者思想的高度、见解的深刻、断言的大胆。他认为“胡适是位相对清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是最早洞悉强调平等忽视自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是认定只热衷主义、不研究问题会给中国造成灾难的人。后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评，没有研究的格局，便是这种恶果”。发现并肯定胡适提出的“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的见解，称赞此见解与60年后邓小平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何等相似；认为“胡适与鲁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并峙的双峰”。汪兆骞先生的这些见解，引导读者去思考、去重新发现、去客观评价历史迷雾中的种种真相，而不是让历史成为任人粉饰的小姑娘。

四 再现君子之风

民国清流骨子里是“士”，是知识分子，作者抓住一个个历史瞬间、一些历史事件，再现他们的君子之风，最典型的莫过于“林蔡大战”中蔡元培对林纾的回击信《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蔡先生以婉转谦和的文字，犀利却不失君子之风，有力地回击了林琴南对北大改革的攻击，感动得林琴南四处登文道歉。另外还有胡适和辜鸿铭之争以及释然后的相互交好，胡适和陈独秀之间的深厚友谊，同为章门的黄侃拜师兄刘师培为师的雅举……都让我们看到民国之“士”的风范。这一切如一股股清流，清洗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正如作者所言：“早年民国，清流的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飞蛾投火式的文化壮举，写就了中国‘士’的短暂而辉煌、灿烂的人文精神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