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国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广东省新安县（辖地包括今深圳、香港，1914年易名“宝安县”）西风东渐的历程肇始于“大航海时代”。据清嘉庆本王崇熙《新安县志·防省志》记载：“正德十一年（1516），番彝佛郎机（葡萄牙）入寇，占据屯门（今属香港）海澳，海道汪鋐讨之。”屯门之役缴获葡人铳炮数十只，官兵对这种武器无以名状，遂以“佛郎机”命名这种威力强大的西洋火器。

屯门之役是西风东渐过程中，中西之间爆发的首次大规模武装冲突，“开眼”看世界的广东巡海道副使汪鋐仿铸西洋武器“佛郎机”，萌发了“师夷制夷”的想法并付诸实施。据《明史·佛郎机传》记载，在这场驱逐殖民者的战役中：“官军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副使汪鋐进之朝。（嘉靖）九年（1530）秋，(汪)鋐官右都御史，上言：‘今塞上墩台城堡未尝不设，乃寇来辄遭蹂躏者，盖墩台止瞭望，城堡又无制远之具，故往往受困。当用臣所进佛郎机，其小止二十斤以下，远可六百步者，则用之墩台。每墩用其一，以三人守之。其大至七十斤以上，远可五六里者，则用之城堡。每堡用其三，以十人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帝悦，即从之。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1]明代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九引《月山丛谈》云：“汪鋐由此荐用。后为南赣巡抚……，会北吉口虏入寇，鋐建议请颁佛郎机铳于边镇。凡城镇关隘墩台缺口，皆用此以御寇。诏从其议，下所司施行，至今三边，寅赖其用。然鋐奏疏词语，谆复可厌，兵部郎中吴缙卿见而笑之，鋐闻之怒，黜为铜仁府知府。或戏之曰：‘君被一佛郎机，打到铜仁府。’”[2]

英国史学家赫德逊曾经说过：中国领海在16世纪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17世纪是荷兰人的。屯门之役结束不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海盗商人接踵而至，广东沿海无日不警、无地无贼。1572年（隆庆六年），广西按察司副使刘稳调补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负责广东海疆的防御及安全，“以戎事”巡视岭南海防要塞东莞守御千户所南头（旧址位于今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明代深圳尚设有大鹏守御千户所，1997年拙著《大鹏所城——深港六百年》付梓，2001年6月25日，大鹏所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0月8日，大鹏所城所在的鹏城村被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4年6月28日，大鹏所城被评为“深圳八景”之首），召集南头父老吴祚等人，听取设立县治的吁求。刘稳体察民情，秉报朝廷，获准，于明万历元年（1573）析东莞县，立新安县，治所设在南头城。据清康熙本《新安县志》可知，万历元年新安县有7608户人家，丁口33971人——如果说447年前的这个岭南滨海新邑，那时还是个“小渔村”的话，今天看来并不为过。

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世界整体化新高潮的来临。这场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革命”以棉纺织业技术革新为起始，以瓦特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使用为枢纽，以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机器制造业机械化的实现为标志，影响范围不仅席卷欧洲与北美大陆，其冲击波还扩展到了遥远的亚洲。清季的新安县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正当新一轮西风东渐的“暴风眼”。郑毓秀《我的革命岁月》写道：

当然，中国谈不上是《圣经》里所说的那种到处“流淌着牛奶和蜂蜜”（a land of milk and honey）的富庶之邦，或者更恰当些说，中国是个“莲花盛开、茶香四溢”（lotus blossoms and fragrant teas）的国度。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过如此完美的境界。然而，就总体来讲，中国人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价值观,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尽管偶尔发生动乱、爆发饥荒——但这是所有国家都有过的经验，就整体上而言，中国还算得上是个和平、静谧之邦，人们对自己的家园充满归属感、自豪感。

与此同时，地球另一端的民族，他们的文明、观念和风俗习惯与我们截然不同。工业革命的力量不仅使英国发生巨大的变化，它注定会对地球上最遥远的另一端带来冲击。

最后，他们来到中国，看见一派和平美好的景象。如果他们以正常的商贸方式与中国互通有无，自然会受到欢迎；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一手拿着货物敲打中国的大门，一手端着火药枪。很自然的，不管站在门口的陌生人是谁，仅仅是这副模样就足够令人警惕起来。此外，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在当时彼此相知甚少，谁也没想到试图了解对方。这就不难预料，事态发展下来会酿成怎样的后果。[3]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马克思在《鸦片与贸易史》指出：“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4]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廷代表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英国代表砵甸乍，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英国旋即宣告正式割占新安县辖地香港，砵甸乍于1843-1844年任香港殖民政府首任总督，人称“开埠港督”。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评述《南京条约》时写道：“英政府要求签订条约只具有一般性的目的，即废除纳贡制结构。1842年《南京条约》取消了只准在广州进行中外贸易和由广州特许的公行垄断商来进行中外贸易的限制，从而开始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5]费正清认为：“商埠向外扩散的外国影响的滚滚洪流，它大大地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国家政体及社会制度的解体和改组——通商口岸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萌芽”，千年一贯制的封建体制被冲开了一个缺口。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状况，诚如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所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时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打破，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6]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方冲突接连不断，“天朝上国”豆剖瓜分、岌岌可危，民间抵抗屡仆屡起。恩格斯在1857年5月22日写的《波斯与中国》进行了详尽的记叙，对中国人的反抗进行了歌颂。“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正用自己的方法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恩格斯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7]

谈及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标志的近代中西冲突，郑毓秀《我的革命岁月》指出：“在这段时间里，常常听到西方人指责中国人‘排外’（anti-foreign）。如果‘排外’一词，意味着中国人对异邦人士怀有敌意，这可能是一项错得离谱走调的指控。中国人实际上排斥的是外国人的手段，而并非反对外国人本身。事实上，中国人或许是世界上最富宽宏大量的民族之一。”这场冲突一直绵延到20世纪，郑毓秀1943年写道：“中西关系方面如今遭遇的最大难题，就是因为彼此缺乏了解、相互缺乏信任。如果双方都能下定决心，努力理解彼此的行为与动机，将会出现一个让人怎样愉悦的前景呀！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太难以理喻了，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来调和、化解双方对立的态度。”[8]

郑毓秀出生于西风东渐的“风暴眼”新安县西乡屋下村（今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乐群社区），少小年纪赴京津、日本求学，参加同盟会秘密组织，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作为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她信守誓言，冒着生命危险，携带炸弹，投身于清末兴起的革命运动，急欲把宗庙倾颓、锦缎腐朽的封建帝制中国，改造成一个反抗西方列强武力干涉、经济侵略，但却对欧美工业文明满怀兄弟般最高憧憬的民主共和国。”[9]“二次革命”失败后，郑毓秀负笈法兰西，求索强国富民之道。B．凡·沃斯特说，“在过去的十年里（1914—1925），郑毓秀一直是巴黎中国留学生（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精神领袖。她位于拉丁区的寓所成了一个备受青睐的沙龙，经常光顾这里的既有地位卑微的‘一战’华工、求学欧洲的中国女性，也有赴巴黎观光访问的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学问家和外交官。”[10]

郑毓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学业，1917年获法学学士学位。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旋即准备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由南北政府组成，郑毓秀被广东军政府推举为巴黎和会代表团随员。她在《我的革命岁月》一书中写道：“作出这一安排的考虑在于，不仅希望我能协助中国代表团的南方代表王正廷博士开展国民外交（people’s diplomacy）工作，同时也需要我与北洋政府代表保持密切联系。此外，我还有另外两项工作：代表中国女性在巴黎和会上发表声明，协助中国媒体获取巴黎和会内幕消息、及时发布新闻。”[11]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及时传递、发回国内，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五四”爱国学生运动。郑毓秀在巴黎和会期间的所作所为，写入了其自传《我的革命岁月》，其中最为人知的莫过于“玫瑰手枪”事件。但她1926年出版的口述自传《来自中国的少女》却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在巴黎和会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空段里，我的冒险活动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我曾多次在法国律师、政治家的小型集会上发表演讲，协助组织召开大型公共集会，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达成的协议。我们经过一番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努力，终于促使年轻的共和国及其代表团拒签《凡尔赛和约》。”[12]

至于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全权代表之一的顾维钧博士，直到暮年还念念不忘郑毓秀在巴黎和会期间的壮举。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13]6月27日晚，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从陆徵祥处返回市里时，受到中国学生和华侨商人的袭击。“他们拦住了他，诘问他为何赞成签约。甚至在他保证说，他不过是代表团的秘书长，对签字与否并无发言权之后，人们还围住不放，并扬言要将他痛打一顿。他们把他看作是陆总长的心腹，并认为陆不顾代表团其他人的劝阻，已经决定签字。岳先生讲，人们威胁说要杀死他，人群中有一女学生甚至当真在她大衣口袋内用手枪对准了他。”顾维钧接着写道：“几年之后，我在纽约常常见到魏道明夫妇。魏夫人名叫郑毓秀，西名苏梅，她曾参与过1919年6月27日圣·克卢德的那次聚众之事。距今四年前的一天，她缅怀往事，对周围的宾客们大谈我在危机之中是何等勇敢。我答称，对那次事件我了如指掌，我当时断定她那假冒手枪之物不过是藏于口袋之中的一段树枝而已。她笑道：‘你猜得很对，可是岳先生当时真吓坏了。我那时站在一旁暗自好笑呢。’她又说，她认为我很勇敢。我说：‘我知道你并无手枪呀！’虽然爱国学生与华侨在那次事件中是认真的，但这一事件还是一出喜剧。”[14]顾维钧回忆录中的记述，如实地反映了巴黎和会期间旅法学生、华侨、华工的爱国之举，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阻止中国代表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坚定性，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暴力干预行动，而郑毓秀则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民国日报》于1919年10月22日刊登的一则新闻称：“汪君此次来法，对于国民外交活动，颇为尽力。前日我国代表之拒绝签字，尤以汪君及郑毓秀等之力为多。”

中国留法学生、旅法华侨以及滞留巴黎的“一战”华工，一致强烈要求中国代表团拒签凡尔赛不平等条约，表现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一腔血浓于水的家国情怀。巴黎和会结束后，郑毓秀与一批欧美记者结伴访问位于比利王国的佛兰德斯战场，以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许多城市，对欧美人士反复阐述中国的愿景与奋斗目标。郑毓秀此行，还萌发了鼓动同胞姊妹赴欧洲留学的想法，她说：“我每天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必须鼓励我的同胞姐妹们离开她们的城镇和村庄，到欧洲国家的首都去学习。我渴望中国女性明白，无论人与人之间，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必须民胞物与、结为一体。这样一来，为满足少数人的野心而发动的战争将不复可能。”[15]

此后不久，郑毓秀以“女子俭学会干事”身份取道美国归国，招收留法女子俭学生。据《旅欧周刊》第二号（1919年11月22日）刊登的《郑毓秀女士赴美》记载：“华侨协社社员、女子俭学会干事郑毓秀女士这次来法，对于我国在法之外交及教育上尽力极多。近又因协社的事务及女子俭学竭力扩张，决计取道美洲回国一行。女士已于七日离法云。”郑毓秀回国后，用了一年的时间走遍了全国大半省份，“敦促为人父母者鼓励女儿出国留学，让她们能够在大学里继续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16]期间，郑毓秀带领即将留洋的勤工俭学女生最后一次拜会孙中山先生。在郑毓秀的印象里，孙夫人宋庆龄“容颜静若处子，内心勇猛如狮”。她说：与孙中山、宋庆龄夫妇相处的时光，“宛如聆听一阙神圣、曼妙的乐曲（原注：我并非夸大其词）。他俩能让人内心平静、信念坚定，使得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理想——或者更重要的是人性本身一一油然萌发全新的信念。无论是谁，如果他认识孙中山先生夫妇，却没有从他们那里濡染上与百姓甘苦与共这一不可动摇的理念，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一个民族，每个年代都能够出现两个这样的杰出人物，国家就不会瓦解，民族就不会衰亡。”[17]

1920年12月，郑毓秀以“监护人”的身份带领20名勤工俭学女生奔赴欧洲。这批女学生里既有中共早期党员刘清扬、张若名等，又有后来成为广州市荔湾区街道居委会“著名大妈”的关爱莲女士。期间，郑毓秀与留法勤工俭学生生周恩来、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刘清扬、陈延年、赵世炎、李隆郅（李立三）、邓希贤（邓小平）、何长工、李维汉、郑超麟等早期共产党人关系密切，对生活困难的勤工俭学生多有资助。周恩来1921年5月在天津《益世报》（周恩来此时任该报的海外通讯记者）连载的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中，对郑毓秀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生义举多有称赞，并说：“四川同乡会因郑毓秀女士之赞助，曾向某法人借得佛郎一万，因人数众多，每人只分得二十余方。其他同乡会尚未闻对于维持事，有若何具体办法。”[18]向警予在1922年3月14日《给中法协会信》中写道：“自去年三月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以来，勤工俭学生大起绝粮、绝学之恐慌。法上议员于儒先生夫人，不忍苦学青年之沦于悲境，以女生人数不过四十，慨然出而维持，时吾国郑毓秀先生亦与夫人表热烈之同情。是二人者以其托钵乞施之所得，月给勤工俭学女生学膳费每人三百方。厥后以款项来源有限，乃自去年十月起，每人每月缩减至二百方（实际上只够食住），预计如此才能勉强敷衍到今年一月。于夫人及郑先生同是焦头烂额，不知所措。”[19]

向警予给民国政要熊希龄等人的信函中，亦高度赞扬了郑毓秀的侠义之举。抗战期间，郑毓秀在重庆会见了一些自己当年担任“监护人”的留法勤工俭学生，而他们此时正戮力投身“抗战建国”大业，郑毓秀不无感慨地写道：“我终于明白了，没有什么——实在真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她们的脚步。于是，在这座炮火连天的城市里，我发现自己过去的努力和付出有了最初的收获。这种收获，足以让每个‘农夫’在骨子里深信，大地和种子都会复活、重生。这些人是新中国的真正中坚力量，在她们（他们）的手上，中国的未来绝对不会失败，只会一天天变得更加美好、强大。”[20]

郑毓秀于1925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就像法国作家B．凡·沃斯特为其自述《来自中国的少女》一书所作前言说的：“1925年7月，首位中国女性郑毓秀通过考试获得学位成为索邦大学法学博士。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标志着首位东方女性以平等身份登上了西方学术舞台。”“通过索邦大学的考试，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所有这些都是了不起的骄人成绩。但是，郑毓秀更引人瞩目的是其个性特征，是因为她是一个怎样的东方女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她具备了何种专业学识。她的性格显示出一种罕见其匹的健全智力、强大的意志力和敏锐洞察力的有机组合。”[21]B．凡·沃斯特曾经预言，郑毓秀学成归国后，“将继续与中国年轻的政治家密切合作，耐心、坚定地唤起民族团结意识，用鲜活的现代精神激活一个古老民族固有的潜能”。[22]事实证明，郑毓秀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法学女博士，她在近代国民外交、法制建设、教育领域颇多建树，为争取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殚精竭虑。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郑毓秀投身全民抗战的洪流，感叹“爱国主义不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须臾不可或缺的必需品”，[23]她从浴血抗敌的前线将士、山区游击队员以及普通工人、农民和家庭妇女身上，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并说：“中华民族生存的支柱，是建立在这些纯朴的‘小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之上的。他们对于民主、自由的信仰，是构成中国人民愿意与盟友同心协力、建立一个美好新世界的最佳保证。这个新世界的宗旨是正义、安全与全人类的和平进步”。[24]所有这些，郑毓秀博士的“娘家人”姚任先生，在为这套“郑毓秀研究丛书”撰写的“总序”中均予以高度评价。

尼采有言：世间文字，余独爱血书者。这也是我们译介郑毓秀这两部英文著作的初衷。当然，还有个十分充足的理由：我们在她的故里广州府新安县（深圳）成长、生活，满心热爱这块光荣的土地，愿为粤港澳大湾区时代宝安“湾区核心”文化建设竭尽绵力。

（本文有删节）

注释：

[1]张廷玉等撰：《明史》，第8431-8432页。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一版，1987年11月湖北第三次印刷。

[2]参见刘中国等著：《大鹏所城——深港六百年》。海天出版社，1997。

[3][8]郑毓秀：《我的革命岁月》，刘中国、柳江南译。广东经济出版社，第37、38页，202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76。

[5]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6-22页。

[9][10][21][22]郑毓秀自述、【法国】B.凡·沃斯特笔录：《来自中国的少女》，刘中国、柳江南译。广东经济出版社，第8-9页，2020。

[11][17][20][23][24]郑毓秀：《我的革命岁月》，第135、159、163、294-295页。

[12][15][16]郑毓秀自述、【法国】B.凡·沃斯特笔录：《来自中国的少女》，第269-270页。

[13]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5。

[18]原载1921年5月18日天津《益世报》。

[19]戴绪恭、姚维斗：《向警予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