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泽宇

孔子在《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将“中庸”视为最高的道德标准。那么随之就带来了一个疑惑：“中庸”为何能成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笔者认为，这需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中庸”的来源是什么；第二，“中庸”的具体表现是什么；第三，“中庸”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一、“中庸”的来源是什么

“中”“庸”二字在《论语》之前就已经出现。首先解释“中”字，“据甲骨文研究的成果，以及早期文字释义，‘中’可以‘引申为一切之中’”(唐兰：《殷墟文字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页)。宝鸡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何尊”铭文上的“中”，是指方位上的“中央之地”。《周易》里“中”字出现多次，《讼》卦中说“有孚窒惕，中吉，终凶”，“中”与“终”相对应。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的解释是：“筮遇此卦，战争中有所俘虏，但须恐惧警惕，其过程是中段吉，终段凶。”(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86页)“中”在此代指时间空间之意。《中孚》的卦辞为：“中孚豚鱼，吉。”“‘中’，射中也。孚，借为浮，漂浮在水面。‘中浮豚鱼’，射中漂浮在水面上的豚鱼。”(《周易大传今注》，第426页)此时“中”为动词。以上“中”字都还不具有道德的涵义。而在《尚书·酒诰》中记载：“丕惟曰尔各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此时，“中”与德联系在一起，具有了道德的引申意义。其次是“庸”的涵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的“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意思是周武王把长女太姬嫁给了胡公满，此处“庸”解释为“用”。

“中”与“庸”二字虽早已有之，但“中庸”一词则首次出现于《论语》之中。在书中，孔子讲“中庸至德”(《论语·雍也》)，那“德”从何来？《论语》中解释为从“天”而来。《论语·述而》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就说明人的道德来源于天，而“中庸”为德，自然就来源于“天”。

关于《论语》中“天”的观念，笔者认为，孔子是继承并发展了“三代”以来“天”的观念。“三代”的“天”是指“最高的神明”，主宰人类的一切，具有至上性，而孔子继承了“天”的至上性。“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只要得罪了天，谁都救不了你。这说明“天”在孔子思想中仍然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此时，“天”还仅仅是“神明”吗？在《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尧非常了不起，天是最高最大的，只有尧能够向天学习。只有尧可以学习“天”，而尧是具有完美品德的圣人，只有具备了完美品格的圣人才可以向“天”学习，那“天”不就应该具有道德品格吗？否则圣人就不能学习“天”。另外，孔子还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将鬼神与怪力放在同一层面上，说明孔子并没有将鬼神置于崇高的地位，那就不可能将鬼神等同于“天”，视为唯一的至上性存在。而且他还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天”给予我德行，并不是“神明”赋予我的。可见，孔子继承了夏商周有关“天”的至上性特点，但“天”具备了道德属性，不再完全等同于“神明”。“道德”是“天”的一部分，具有了至上性，违背了道德就是违背“天”。而在《论语》诸多德目之中，“中庸”为至德，最高的道德，属于“天”的一部分，违背“中庸”，就相当于违背“天”。

“天”虽然有规定原则，但实际上人在做事的时候并不是全部符合“天”的标准，有可能会符合“天”，也有可能会违背“天”，违背“中庸”。《论语》中提到“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那这些言论为何不正确？因为违背“中庸”。“中庸”就是“恰到好处”，防范“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以老师教授学生知识为例，站在老师的角度，所有“教授不成功”的情况无非两种：教授的知识过于浅显，学生不愿意听；或者就是教授的知识过于深奥，学生听不懂。而只有老师教授得恰到好处，即学生愿意听，也听得懂的情况就是符合“中庸”的。前两种情况都是违背了“中庸”，第一种情况就是“不及”，而第二种情况就是“太过”，都不符合“中庸”的原则，是失败的教育。

“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指导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具体表现在《论语》中的教育思想、工夫论、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同时也显现出“中庸”对于做人做事的重要意义。

二、“中庸”的具体表现

在《论语》的教育思想中，“中庸”主要体现在教的方法和学的方法这两个方面。孔子关于“教”，主张“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教育方法。它蕴含于“中庸”里，是“中庸”的要求。《论语·颜渊》中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个人都向孔子请教“仁”，但孔子却分别给出了“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其言也訒”这三种不同的回答。这几种不同的答案正是针对不同学生的情况所作出的不同回答，恰如其分地解决了学生的疑惑，是孔子践行“中庸”的具体表现。孔子能做出恰当的回答，是因为他十分了解这三个学生的特点。可见，要做到合乎中庸，前提就是要了解不同的情况，然后才能做出恰当的回答，也就是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要践行“中庸”，这一方法认识是必不可少的，“中庸”包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学”的方面，“中庸”是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方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中的“叩其两端”的学习方法是指针对不同的事物都要从开始和结束的两端出发，仔细了解之后就可以确定事物的本质。从“开始”和“结束”出发，最后是在“中”点汇合，那就说明“中”等于本质。但如果认识偏向于“开始”或是“结束”，就是“过犹不及”，都无法正确认识事物。合乎“中”才可了解事物的本质。这种学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在学习中所采用的普遍方法，是一种平常日用之法，这也就是“庸”的含义。可见，《论语》的教育思想中一直贯穿着“中庸”之道。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成人，也就是学会如何做人，而要做人就必须按照人的标准行事，践行这一标准的过程就是工夫论。

《论语》中的工夫论是以“仁”为核心，将人按照践行“仁”的程度分为小人、君子和圣人三个层次。在这三种层次里，孔子认为圣人的境界太高，众人能努力做到君子这一境界就已经很不错了。“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而“中庸”就贯穿于成为君子的方法之中。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君子朴实和文采两种德行都要具备，就如同于一个杠杆，朴实与文采两种同样重要的德行各在两端，要让杠杆平衡，就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点不一定一直在最中间，要看具体情况，有时需要偏向朴实，有时需要偏向文采，但“平衡点”是一直存在的，这个“平衡点”就是“中庸”。当“平衡点”确定后，就不能再向任意一方倾斜，过与不及都不行，否则平衡就会被打破，就没有坚持“中庸”，自然就不是君子。就如同《论语·季氏》所言：“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在不同时期所要警戒的问题也不一样，“戒色”对于少年君子来说就是“平衡点”，“戒斗”“戒得”也分别对应壮年君子和老年君子的“平衡点”。另外，“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文要受到礼的约束，如何约束？就是找到文采与礼的要求相符的完美“平衡点”。在这里要强调，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平衡点”，但每个“平衡点”的要求是会随着不同的条件发生不同的变化的。即在不同的情况下，“中庸”作为最恰当的处理原则不会改变，但恰当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君子在做事时就要坚持“中庸”，防范“过犹不及”。

“中庸”也同样适用于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论语》中所提出的政治思想，涉及了君臣问题，“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礼”与国的关系，“子曰：‘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以“德”治国的重要性，“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这些政治理念中的每一个都针对国家管理中的一个问题，想要解决治国理政中诸多复杂的问题，就必须依靠“中庸”而行，要在每一个方面达到恰当合理。如在“君臣”关系方面，孔子认为君臣双方对对方都要有应尽的义务，君礼臣，臣尽忠。单纯的仅要求一方，就会出现“太过”与“不及”两个问题。若君不礼臣，蔑视臣，纵然有忠臣尽心尽力，向君进言，蔑视臣的君又怎么会重视臣的建议？而臣不尽忠职守，又如何肯为君分忧，为国出力？而君礼臣忠，正是使君臣双方都处于一个恰当的位置，不会出现过与不及的情况，正是“中庸”的具体表现。

三、“中庸”的最终目标

“中庸”来源于具有道德属性的天，作为“至德”，规定了每个人的行为，从而指引人前行在正确的道路上，而根据《礼记·中庸》所讲，这条路的终点就是“和”。“喜怒哀乐之未发，是谓中；发而皆中节，是谓和。”(《礼记·中庸》)感情未发的状态是为“中”，感情显现出来后还必须坚持“中节”，就是人与他人相互交流时，根据具体内容而双方都做出正确的反应，就是坚持了“中庸”。而相互之间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反应，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相互协助，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国家稳定的状态，这就是“和”。“在中国早期的文化形态中一样，‘和’不仅仅代表着古代的一种乐器，而且也相应地体现着演奏该乐器时所产生协调、和畅的音韵，以至令人愉悦的整体氛围。”(吴霏：《中国古代和谐思想考略》，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而国家要处于和谐的状态正如演奏音乐一样，音乐要有不同的音节相互组合才达到和的状态，国家和谐就要有不同的人发挥出不一样的作用，相互配合，共同促进社会进步，国家繁荣。如果忽视人的差异性，想要把所有人都变成一样的，那根本就不是“和”的状态，而是“同”。正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所言，求“和”是君子的做法，求“同”则是小人的行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礼记·中庸》)。

想要达到“和”的状态，则必定要有“中庸之道”做支撑。“和”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协助，要做到这点，孔子提倡“爱人”，“爱人”才可以相互协助。而“中庸”之道就贯穿其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从自己的父母兄弟开始爱，逐渐把爱扩充到其他人身上。不爱父母则“不及”，过于爱他人则“太过”，要把握好“爱”的分寸。在此基础上，人与人才可以相互合作，做到了这一点，那社会自然和谐，国家自然太平，也就达到了“和”的状态。另外，“和”不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美满的状态，还包括了自然界中的其他万物，“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达到“中和”，即可天地定位，万物生长。

《论语》的“中庸”既是一种道德，也是处理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在做人做事当中都可以依靠它，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因为“中庸”具有以上这些特性，才会被孔子称为“至德”，称为“中庸之道”，成为天下人学习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