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晚清政府风雨飘摇，西方列强步步侵蚀。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他力行实业救国，成为近代湖南工商业的卓越开拓者；他力主兴学育人，为近代湖南新学教育点燃星星之火；他积极投身革命，影响了毛泽东等一批后来者。他叫禹之谟（1866—1907），字稽亭，湖南双峰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先驱，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创始人（初创时名为惟一学堂）。

因强烈不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禹之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不幸于1906年8月在长沙被捕入狱，先后关押在善化县监狱、常德监狱、洪江监狱、靖州监狱，最终在残酷的审讯之后于1907年2月6日被杀害于靖州东门外。

禹之谟在监狱的半年时间给亲友写了许多书信，表达了他对国家、社会、朋友和家人的殷切期盼。在他留存的11封书信中，表现出强烈的“保种存国，我志长存”的家国情怀——

为革命九死而不悔

1895年，禹之谟以幕友身份随湘军参加了甲午战争，负责运送粮弹，后去上海研究实业，与谭嗣同等人相识，倾心变法维新。1900年，他参加了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秘密筹备工作，起义失败后东渡日本。1902年回国。1904年，他与黄兴、陈天华在长沙创立华兴会。次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他应黄兴之邀，建立同盟会湖南分会，任湖南分会首任会长，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后，他通过书信传达了对家人的强烈眷念与愧疚之情，但始终不改为革命九死而不悔的至高至尚的情感。

1906年11月14日，禹之谟在《上诸伯母书》中说：“吾家有负先觉之责，若因循不进，或一蹶不振，其负罪于社会也深”，因此“侄十年以来……大声疾呼，唤世人无（毋）为奴隶，近年所唤醒而有国民志者，可万数计。宗旨甚正，程度渐高，思想甚大，牺牲其身，无所惜也。且不计当时之毁誉，只求达其目的。……祈大人转忧为喜，喜吾家有甘为国民死，不为奴隶生者”，并希望曾接受清政府五品顶戴奖励、“不图上进”的堂弟禹立亭“早脱奴籍，幸甚！”

他在1907年2月2日晚（牺牲前三天）写的《与蓉、立、泽、蔚、健、康六弟书》中写道：“余幼失恃，劳三婶、四婶抚养，未能报答万一，反增痛伤，罪重不可言！惟望诸弟兢兢自立，皆成有用之材，以慰堂上之望，社会亦得幸福。”他还向诸弟告知自己狱中受刑过程，再次自述“救国保种”的宗旨，不舍革命救国事业，“我死矣！哀哉同胞！”

为革命救国，在狱中的禹之谟仍不忘争取湖南铁路的修筑权。禹之谟在《致留日同志书》和《致同学诸君书》中均论及湖南铁路修筑之权：“至湘路又有官督商办之说……督者执其权，办者仅供资财，款归中饱，资本无着，人皆悭而不前，势必大借洋款，路权去矣，而湖南与之俱亡。”“欲存湖南，必争路权，是所望于诸君”；“湘路之能否专归商办，必得学界为之援助……争路权者，商界、学界之天职，责无旁贷。”身陷囹圄仍尽心于家国之事，可见其公而忘私的情怀。

“精心实业，尽国民生利之债务”

留日期间，有感于“空言不是救国”，禹之谟花了很大力气在东京学习新兴的应用化学，又到大坂千代田工厂学习纺织工业。1903年，他利用从日本带回来的铁木混合织机，在湘潭县城设织布厂，生产毛巾，其产品质优价廉，畅销各地。1904年迁至长沙，取名湘利黔织布厂，规模逐渐扩大。禹之谟创办织布厂的成功，引导他人纷纷仿效，湖南近代织布工厂“一时创设不少”，“湘省工业之发达，盖自此始”。

被捕入狱后，禹之谟仍希望通过创办实业改变社会风气，拯救国家。他在《与蓉弟书》等信中充分表达了他对实业救国的情有独钟，希望家族中人积极参与。他叮嘱堂弟禹蓉亭“俟年终工厂彻底稽核盈绌……倘敷衍得来，明年可专立一女工厂，拟令纯卿（禹蓉亭之妻）带咏、月两侄（禹蓉亭之女咏湘、月松）学习织工”；鼓励六妹“学工艺，归而自办”；并用商量的口气对蓉弟寄予殷切希望：“蓉弟其静心思之，能否将家眷移省，从事实业乎？”

在《与泽、蔚二弟书》中，禹之谟就实业事务详细寄语家人：异母弟禹蔚亭“精心实业，尽国民生利之债务”，“至于厂中调度，全仗吾弟主持，以身作则为要！如学生有不守规则，或仅织以敷伙食，请弟破除情面，去之可也”；堂弟禹锡康“从事实业，殊出意外”，然提醒他“总要实践，不可徒作口头禅”；对继母贺氏，“厂中一切，有劳主持”；充分认可女婿贺棣轩“以实业为心”“竭力经营”的话说得“正合我心”，且“总要实践力行，不在说得好听也”；对长子禹金简所说的“厂中实业，渐见兴旺”和“叔父（禹蔚亭）在厂，比上半年更加上紧”， 表示“我信是真的，我亦甚望是真的”。

禹之谟在谈及从乡邻家带出的女工美青（陈美青）时说，美青“毛巾织得好又快，回忆春间在家招女工之言，人多疑惑，今可信吾言之不欺也”。并建议年假时，若要回家，“明年可多邀带女工来省矣”。他还在《与蓉、立、泽、蔚、健、康六弟书》中说，“省局明年可专办女工厂，求继母大人主持内务，一嫂（禹之谟妻赵聪贞）、七嫂（禹蔚亭妻刘瑞贞）从事工业”。“男女皆生利之人，非分利之人，家道之兴，可（操）左券;社会风俗，亦从而改良”。

禹之谟办实业不为一己私利，而是心中有国家，并且主动帮助他人，共建社会进步。他对湖南宁乡人黄钺（1869—1943）办实业“煞费苦心，本抵于成”甚为敬佩，表示“我厂所经历之事，当无不尽情告知”。他向湘乡人朱惠棠所办的敬修纸厂建议“试用苛性曹达（日本语，即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等强碱）煮化稻草”；他还希望家人“带几张纸厂生产的纸过来看一看”，并“购买苛性曹达，应用何药料与漂粉数磅”，交在湘潭经商的堂弟禹健翰托人带来靖州（其时禹之谟关在靖州监狱），“以便试验，为靖州开一生面”。

“极力提倡学校，灌输革命精神”

禹之谟不忘孙中山和黄兴的嘱托，“极力提倡学校，灌输革命精神”。他希望通过教育培养革命人才，意图实现保种存国、革命救国的目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首捐百金，借湘乡会馆创办湘乡驻省中学堂。继而建立惟一学堂（禹蒙难后改名广益中学，现为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并发动其他州、县旅省人士，纷纷办学。

1907年1月3日，禹之谟在靖州狱中遗书《遗在世同胞书》中表达了自己强烈的醒世救国情怀，向他“所最亲爱之在世同胞”指出，“世局危殆，固由迂腐之旧学所致，亦非印版的科学所能挽回。故余之于学界，有保种存国之宗旨在焉！与若辈以摧残同种为手段者，势不两立”。他“正告同胞曰：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甚毋奴隶其心而生！”

作为教育救国的重要实践，禹之谟曾与宁调元等组织湖南学生自治会，目的在于“以自治会为政党会、新国会之基础”，“再进一步，创立群治大会，为各省倡”。禹之谟被推举为湖南教育会会长。

禹之谟被捕后，仍寄希望于学界同志积极作为，“我遭倾陷，无能为矣，能继我志者，学界必有人”。所幸“我所希望之学生自治会，幸诸君之大魄力，于大风潮、大势力、兴大狱之际，放大光明于黑暗世界。狱中人闻之，喜而不寐”（《致同学诸君书》）。更强调“望诸君以百折不回之气概，振刷精神，整齐秩序，力求进步，毋少懈怠，毋少退让。以自治会为政党会、新国会之基础，其责任之重且大也如此，诸君勉之！”禹之谟建议，“今学生自治会成立矣，请再进一步，创立群治大会，为各省倡，亦惟诸君是赖！”为表支持与鼓励，“学生自治会成立，之谟敬捐银二元，以答盛情”。在《与泽、蔚二弟书》中，他强调“都学、族学之实践，是师范诸君之责任”。

禹之谟对子辈教育十分严格。他批评长子禹金简，“来禀只云学算、看书，不云写日记、作论说，其未耶？抑作矣而未禀耶？我今与厂中诸人约：年底或明春有人来靖，要将各人所写日记与出货表及所成布巾，每带一份来，以备考核勤惰，察艺术，观志趣。届时来者记着，切莫托故忘记带来也”；寄语次子禹金伟“明年入学堂，今冬在家要认字，我前信写明方法矣”；提醒从事实业的堂弟禹锡康，“工余之暇，宜定规则，看书、写字，作论（说），写日记，不可间断，为要”；对其女婿，强调“工余之暇，宜看书、细算、写日记。因循二字，误尽平生”；认为“若泽弟（堂弟禹泽亭）之种族思想，禀于天性，迩来研求学理，琢磨益光”，“明年宜在省垣学堂办事，可兼顾一切”；肯定“蔚弟（禹蔚亭）之知识，较往年大有进步”。

禹之谟十分尊重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当时，其异母妹继虞和长媳恢夏（禹金简妻）均在长沙周氏家塾（周南女校前身）读书，禹之谟写信鼓励：“自知发愤，不致嬉笑，我甚放心。……要读一日有一日之功，勉之！勉之！”

对织布厂技工，禹之谟同样予以谆谆教诲，如提醒湘利黔织布厂培养出来的技工、被派往宁乡织布厂当教习的陈荫闾，“工余之暇，宜看书、写字、习算”，“管教生徒，不可任意嬉游”；对湘利黔织布厂培养出来的技工、曾被派往衡州织布厂当教习、归来仍留厂中的王五楼也寄予厚望：“弟国文尚好，晚间宜率诸生看书、习算、写日记，因曾为教习归来之人也。”

禹之谟从被逮捕关押直至杀害，一直强烈牵挂着他未竟的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事业，他的家国情怀和保种存国的革命实践激励着当时和后继的中华儿女。时至今日，禹之谟已离世113年，但他那种至高至纯的社会担当意识和实践将激励我们奋发有为，努力践行“公勤仁勇”的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训，在学校培养“民族复兴之大器”和“人类进步之先锋”的教育事业中，在同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历史征程中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积极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