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一

日本是個尚武的社會。尚武的社會也有學者，武士學者，一手拿刀一手拿筆的學者。此種獨特的學者，為自己的國家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學術史，獨特的文化史，獨特的歷史。

差不多是中國的南北朝時期，漢字傳入，日本才開始萌芽自己的文明。到隋唐時，中國的儒學、佛教和其他文化成分開始傳入日本，加上其民間的一些土著信仰（天照大神是其中之一），形成了日本文化的雛形。奈良、平安時代的日本知識份子，有點類似於今天中國的知識份子——揮舞著手裡掌握著的“西方”文化，在向本國人民顯擺自己的學問的同時，也為其培育民族自卑感。

彼時日本人的身份感是矛盾的：一方面，在文化身份上，以接受聖人教化的化民而自豪;一方面，在民族身份上，又以偏居島國有夷狄之嫌而自卑。所以，彼之日本人對儒學中的華夷之辨的理論非常敏感，研究也很深入，目的就是琢磨著如何能摘掉自己頭上的蠻夷帽子。我們知道，大陸歷史上也有一些華夷之辨的官司，如楚國的華夷身份問題，甚至秦國的華夷身份問題，而鮮有人知道日本人為這事在那裡偷著折磨了自己一千年。

起初日本人學中國文化，就是要用其作為精神營養來哺育日本文明，規範日本社會，而並無國家安全意義上的憂慮;沒有人會去想，我把國民培育得這麼崇拜中國，中國若是來打我，百姓會不會都去當帶路黨。那個時候，學習外來文化與國家安全，還挨不上邊。

到鐮倉幕府時代，蒙元的兩次侵日戰爭對這個美麗的師生夢有所破壞。有人開始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理解學術問題和文化問題。北畠親房寫《神皇正統記》，很可能就是基於這個思想背景。他把天照大神、天皇家族、日本民族、日本列島用一條邏輯線穿起來，用天皇萬世一家作為日本優越性的本體性證據，建立起“神國論”體系，開始為日本的學術獨立和文化獨立開闢道路。孔孟之道，作為道德教化的思想體系，仍然可以學;佛教，作為人格昇華的有效法門，仍然可以修;但這些東西與日本民族並無親緣關係;你老師只是你老師，不是你爹;以前講師講得太多，講爹講得太少，現在是講爹的時候了，是告訴日本人民是師大還是爹大的時候了。日本學界萌生出的這種文化警惕心，文化安全意識，無疑是外來威脅刺激出來的，沒有元日戰爭，就不會有《神皇正統記》。

日本歷史走到戰國末期，世界範圍內的大航海、大貿易、大掠奪、大殖民、大屠殺開始了，更大的外緣刺激、更大的外部壓力來了。日本武士們清晰地感覺到了世界大勢的變化——日本的戰國時代結束了，世界的戰國時代開始了。荷蘭人、葡萄牙人、俄國人、美國人等等的威脅和壓力，哪個也不比當年的蒙古人小。叢林世界裡的物種結構大大簡化，只剩下了兩種動物，狼與羊，一個民族，要麼做狼要麼做羊，沒有第三選擇。日本，做狼還是做羊，要做出自己的選擇。

武士知識份子們清楚，選擇不是一念之間的事，要選擇做狼，那就需要付出艱難而持久的努力，尤其是學術努力、思想努力、文化努力，因為，狼還是羊，不是個國土大小的概念，不是個人口多少的概念，不是個武器利鈍的概念，不是個科技水平的概念，不是個GDP概念，也不是個制度優劣概念，而是：精神概念，心氣兒概念，團結概念，文化概念！

此時，恰好上蒼扔給了日本歷史兩個大禮包：一，德川幕府統一國家;二，中國大陸以清代明，“華夷變態”。

國家統一，社會安定下來了，武士知識份子們可以靜下心來做學問了，可以觀察世界，認識世界，反思歷史，設計學術，雕琢文化了。

以清代明，中國為滿清少數民族所據。日本思想史上糾結了上千年的日本人的華夷身份問題，現在大大地好說話了。聖人之國既已為蠻夷所據，它成了夷，那我日本當仁不讓，我就是正宗的“華”。華夷本來就是可變的嘛，本來就是依禮樂而辨、依聖教而辨的嘛。文化雕琢工程，學術造狼工程，從華夷正名為切入點，以培育民族自豪感為著眼點，把日本民族從思想上統一起來，從感情上團結起來——整個江戶時代一代代武士知識份子們，很少有人在這一點上犯糊塗。三百年學術大革命開始了。

藤原惺窩等學者首先向佛教發難，把佛教先從主流中踢出去。做這事的時候，他先拉著儒教，與儒教結盟，說儒教與神道同根，而佛教不是。在此基礎上，以著名學者山鹿素行為領袖的日本主流學術界再著手“去儒學化”。山鹿認為，所謂聖道，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由孔子集其大成，孔孟以下，漢唐宋明之徒已無聖道。然而，聖道的香火雖然在大陸斷了，在日本卻一直在續著的。日本神道，具有與周孔聖學的“暗合之妙”，並且，這個暗合也不是平等的，真正的聖學大本還是在日本神道那裡，中國聖學只有個佐證的作用，日本人學儒學，只是為了“摘其經典，便其文字，以為今日之補拾也。”在對中華聖道做出如此貶低性定位的基礎上，山鹿認為，日本既有天皇萬世一系的法統優越性，又有彰揚武德的文化優越性，所以日本才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才是世界的中心，才是真正的“中國”。

山鹿素行腰斬中國儒學道統的思路，其實也並非完全是為了意識形態設計之需的理論編造，包括腰斬的時間點，也並非是他的獨創，中國思想史上也有同論。與山鹿差不多同齡的清初大儒顏習齋就持這種觀點，也認為孔孟之後無聖學。另外，梁啟超《中國之武士道》一書中所表達的觀點與山鹿的理論也能接上茬，雖然他不是認為孔孟之後無聖學，但他認為中國文化由尚武向尚文的轉折，也在這個時間點。從尚武尚文的角度理解中國歷史，其實極為深刻！耐人尋味的是，顏習齋也是主張尚武的，也認為真正的聖道是勇士之道。有理由相信，山鹿選擇那個時間點腰斬儒學，其根本考慮，也是在尚武尚文上——說聖學在孔孟之後就斷了，是說中國的尚武精神從那以後就斷了，中國文化從那以後就成為懦夫文化了;說日本接上了聖道，是說只有日本神道與周孔先聖的尚武精神“暗合”。

與山鹿素行同時代的另一位大學者山崎暗齋，他在“去儒學化”上用了另一種理論手法——不是腰斬，而是分離。他認為，道是人創的，各國各有自己的道，日本神道是獨立的，與他國之道沒有關係，如果中國聖道與日本神道有相同之處，那只是“妙契”而已。這就從本體上對日本神道與中國聖道進行了完全的切割。如此，神道與儒道孰高孰低的問題，就無多大意義了，關鍵是，一個國家的人民，只能信自己的道，不能去信一個外國道。山崎的高明之處，它不是從學理上去貶儒，而是從意識形態上去棄儒——中國聖道好不好與我們關係不大。這種學理，對於培育日本人的文化獨立意識，確有實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