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 宋毅军

周恩来和彭德怀相识于1931年。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彭德怀的上级，两人就经常战斗在一起。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周恩来和彭德怀相知甚深，患难与共，共同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进行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担当后方的“总后勤部长”，与在前线直接指挥战争的彭德怀相互配合、共同谱写了一曲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精彩华章。

抗美援朝战争决策时期，周恩来和彭德怀在国内外奔走，保证出兵朝鲜顺利实施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对此，6月28日，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发表严正声明：“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

7月7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讨论保卫国防会议，决定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开到鸭绿江以北地区，随时准备支援朝鲜人民军，保卫东北边境的安全。这时，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正在胜利地向南推进。而周恩来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指出：“不经过反复多次较量，不消灭美军的力量到不能支持的时候，朝鲜战争是不可能轻易结束的。这个战争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斗争。”至于持久到什么时候，要看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才能确定，“我们宁可把情况估计得复杂一点”。

在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指出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8月26日主持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上说：“我们对朝鲜问题采取的是积极态度，所以将东北边防军组织起来。”他指出，要设想战争长期化，“根据这种情况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还是不够的”。他强调：“我们的装备对付国内敌人是够了，但对付美帝国主义是不够的。”“一切都要准备，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一出手就胜。”他认为美国也存在几个重要弱点：战线过长;运输线太远;戰斗力太弱。为此，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建设应有一个较长远的计划。必须先定出一个短期的至少三年的建军计划，作为准备阶段的计划。以便在九、十、十一三个月讨论决定，明年开始实施。”对东北边防军，周恩来要求主要做好两项准备工作：一项是训练，另一项是补充。

9月3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向他们报告了近日拟定的《关于加强边防军的计划》，准备将东北边防军兵力逐渐增加到11个军36个师，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共三线部队，连同特种兵部队、后勤部队共约70万兵力。

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具体负责处理有关朝鲜局势的问题。而以主要精力领导着大西北恢复经济建设的彭德怀，这时也接到毛泽东电报：“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四个军），但此事可于九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这时，彭德怀也对朝鲜局势表示不安：“这样向南打下去可能会出问题。”9月29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进至“三八线”附近。9月30日，周恩来在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上严正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事态发展到1950年10月，中国边境已受到严重威胁，全国的主要注意力不能不转移到抗美援朝这方面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遇到的最重大的军事、对外、政治斗争。作为从革命战火硝烟中冲杀出来的周恩来和彭德怀，不得不共同面对这样一场重大而又特殊的挑战。

同统筹抗美援朝各项准备工作的周恩来不同，彭德怀是仓促参与到抗美援朝中来的。10月4日，周恩来亲自安排专机把彭德怀接回京，并交代“一刻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在10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在连续听取不同意见后，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与会者慨然：彭德怀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部队入朝，他表示坚决执行命令。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参谋长聂荣臻回忆：“彭德怀同志在会上的坚定态度，给我以深刻印象。”

10月6日上午，彭德怀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军委会议，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及组建指挥所等问题。彭德怀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对于出国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彭德怀建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导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日，党中央派周恩来等秘密前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关于苏联是否出动空军支援和提供武器装备给志愿军等问题。因为在美国空军掌握制空权，严重地威胁着中朝军队的后方保障和交通线的情况下，苏联空军的支援显得尤为重要。因而这也是彭德怀等志愿军将士所特别关心的首要问题。同日，彭德怀等来到沈阳，会见了金日成的代表。随后他又两次赶到安东（现丹东）、沈阳，两次返回北京，参与党中央、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等在苏联同斯大林的商谈情况，作最终的决断的问题。

10月11日，周恩来在同斯大林会谈时说，中国可以出兵援朝，但请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斯大林表示可以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和装备;提供苏联空军支援，但不能进入敌后，以免造成国际影响。周恩来后来在1960年7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回忆：美国逼近了鸭绿江，我们就下决心去与斯大林讨论。斯大林说有出兵或者不出兵两种意见。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然困难不出兵也可以，北朝鲜丢掉了中国还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得到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电示已赶赴东北前沿地区的彭德怀等：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彭德怀等来京一谈。10月13日，彭德怀等赶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政治局同志商量后一致认为：我军采取积极政策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随即把上述会议内容向周恩来通报。周恩来即致电斯大林。最后，苏联同意派空军到中国帮助防空和训练，但不得越出中国国境，并在中国出兵时提供军事装备。10月18日，从苏联回到北京的周恩来和第二次从东北前沿赶回来的彭德怀等，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会议。会议研究了入朝后的作战部署和方针，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19日入朝作战。

10月19日，凌晨还在北京的彭德怀，途经沈阳、安东，于当日晚进入朝鲜境内。而周恩来密切关注着彭德怀，当日，他电示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代办：“彭总到后，彭金（日成）之间可以建立直接联系。”战友情意，溢于言表。

抗美援朝战争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国内进行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彭德怀在朝鲜前线组织实施和直接指挥

在同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合国军”的军事斗争中，中朝两国、两军在同一国家的同一地区并肩作战，如何统一认识，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是取得胜利的首要问题。

在朝鲜战场上，参战的中、朝、苏三国军队如何协调作战指挥，是一个非常关键而又必须及时解决的重要问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南进作战的同时，遭受严重损失的朝鲜人民军主力正从“三八线”以南后撤向北转移休整。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协调行动，志愿军发起第一、第二次战役时，两军多次发生误击事件。从11月起，苏联出动空军一部在鸭绿江上空作战，朝鲜人民军部分主力整编完毕准备作战。朝鲜人民军空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开始实战练习和准备参战，中、朝、苏三方作战部队的协调行动、统一指挥也就势在必行。

早在10月14日周恩来就电询斯大林：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应如何解决？苏联志愿空军在参加朝鲜作战时，其与中国志愿军的指挥关系应如何解决？为此，11月8日，周恩来电告中国驻朝鲜大使代办：毛泽东建议请金日成在10日左右战役间隙与彭德怀等晤面，“商讨在朝作战和供应，与朝鲜人民军和机关进入东北后的训练、安置及其他问题”。11月12日，周恩来又转告金日成、彭德怀等，对外声明要改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是“在朝鲜人民军总部指挥之下的参加作战”。

11月中旬，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斯大林的电报，并将“彭来电所述朝鲜情况和建议及我对战局观察”包括其中，建议由金日成、彭德怀和苏联驻朝鲜大使组成3人小组，统一指挥在朝作战的三方部队。斯大林和毛泽东、周恩来都相识，也比较了解，相对于林彪他不熟悉彭德怀。但是，彭德怀在人民解放军中担任的职位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他是听过介绍的。显然，中共中央选用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前方统帅是知人善任。而“彭来电所述朝鲜情况和建议”也说明久经沙场的彭德怀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指挥艺术。所以，斯大林复电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向金日成等通报。这样，协调行动、统一指挥三方军队在朝作战的繁重责任，就由周恩来担负了起来。特别是三方空军出动方式、数量、使用机场作战，以及在朝鲜境内选择、修建机场，所需物资和人力等，均由周恩来等与苏、朝领导人协商。

那么，中朝两军如何协同作战和统一指挥呢？12月上旬，毛泽东、周恩来同来到北京的金日成经过协商，最后确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协议草案提出：中朝两方同意立即成立联合司令部，“两方相互同意推任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这是为更有效地打击共同敌人，“统一指挥朝鲜境内一切作战及其有关事宜”，并且“有权指挥一切与作战有关之交通运输（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有线无线的电话和电报等）、粮秣筹措、人力物力动员等事宜”。凡属朝鲜后方的动员支前、补充训练及地方行政的恢复等工作，联合指挥部得根据实际情况和战争需要向朝鲜政府提出报告和建議。联合司令部的一切命令统一经过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达。

1951年3月中旬和8月上旬，联合司令部之下又先后组建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东海岸和西海岸防御联合指挥机构等，从而顺畅地解决了中朝两军协同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保证了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高效。

从周恩来和彭德怀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作战的数千份文电中可以看出，对志愿军入朝作战期间的第一至第三次战役，毛泽东高度重视、亲自指导，周恩来予以协助。

1950年12月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等，对攻占汉城的时间等问题提出了4点意见。首要一点是分析攻与不攻的利弊，他主张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以便明年再战时歼敌主力。同时说明兵员补充、空军组织、物资补给等方面的严重不足。接到毛泽东转来的彭德怀电报，出于战略意图和战役计划相结合的考虑，周恩来基本同意彭德怀的意见，提出1951年3月初再进攻汉城。那时，兵员等“最主要的还是空军及铁道运输”现状会有大的改善。而毛泽东考虑了几天，认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遂于12月13日复电彭德怀并告高岗：“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此次南进，希望在汉城不远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如果敌固守汉城，我军主力休整，准备攻击条件;如果敌弃守汉城，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要抽派干部至沈阳加强管训新兵，空军掩护铁道运输线正在筹备。彭德怀为执行毛泽东南进指示，放弃了原来休整过冬的设想。1951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虽然仅歼敌1.9万余人，但是攻占了汉城，极大地振奋了人心。

从第四次战役开始，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用相当多的精力指导志愿军作战的军务，一直持续到彭德怀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1952年7月。其间，毛泽东离京休养（1951年3月初至4月27日），就由周恩来全权指导志愿军的作战军务，由他起草或审定签发的有关电报就达数百份，事无巨细。

第五次战役自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4月26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战役情况和下一步作战计划：（1）此役目的是我“为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提前于4月22日发起，所以各项准备不充分。敌军兵力部署齐头靠拢，没有间隙;战术上前进时步步为营，后退时节节抗击。作战已经三昼夜，没有达成截断敌人退路的计划。估计战果有限，不足以打破敌之登陆企图。（2）敌人可能根据朝鲜地势狭窄、海岸线长、港口多等地形和地貌特点，依恃强大海军、空军等登陆便利条件，企图在我后方登陆更加明显。下一步战役阶段，“须准备打敌登陆部队”。因为敌不登陆，陆地上兵力集中，亦不易分割。“不如利用敌之登陆，隔离其联系，反而有利于各个击破”。（3）如敌很快登陆，我虽有准备，但尚难应付两面作战。如能将敌登陆推迟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我即能同时应付两面作战。（4）据此，我们决定：“此次作战，我军主力不宜南进过远。拟在打破敌之抵抗后，以一个兵团及人民军两个军团（共五个军）相机追击至三十七度线为止。”如敌扼守汉江及汉城桥头阵地，我以小部队监视并袭击，使敌预备兵团部分增援正面，推迟其登陆时间，减弱其登陆力量，以便歼灭之。“我军主力则置于三八线及其以北机动地区，准备歼灭敌登陆部队，或各个打击正面反攻之敌”。毫无疑问，这是彭德怀等根据战况发展，综合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条件，力夺战场主动权的作战方针。

周恩来和毛泽东商议后，于4月28日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同意来电所拟作战方针及在这一战役结束后的兵力部署，望照此执行”，并通报了敌情和我军交通运输、空军出动等情况。毛泽东加写道：“如能在此战中歼灭敌军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针对敌军调动情况说法不同，周恩来命令作战部、情报部和新华社集中注意力，分别收听日、美、蒋、李四方面广播和电讯，“以便弄清情况及时电告你们”。随后，他进一步论证了彭德怀作出的判断和提出的方针。他认为，“从此次敌人且战且退及在此以前的沿海袭扰的情况看来，敌人确有诱我南下然后在北部登陆的企图。但我主力如停在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而只以一个兵团及人民军向南进逼，估计敌人在未得到大量补充（估计五月份将有一批新兵）或援兵（即运日的军队）能使用以前，还会有一个犹豫时间而仍然与我们进行拉锯战，企图消耗我们。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对我们并无不利，只要我们避免主力消耗，转而消耗和分散敌人，则推迟敌人登陆或向北进攻，便我完成各种准备，倒是合乎理想的。不过目前自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作准备，免陷被动”。这是有备无患、掌握主动所必须。他还提醒，要注意“元山、镇南浦之线的东西策应”。

1951年夏季、秋季防御作战，反“绞杀战”、反细菌战，1952年春夏积极防御巩固阵地的斗争，周恩来也提出了许多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观点，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主持中央军委确定志愿军实施轮番作战的方针。中朝联军发起第三次战役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很快组织反扑，意图是占领阵地后，经过休整寻机反攻，扩大地域，而不容许我在前线作较长时间休整。同时袭扰朝鲜沿海，轰炸运输线。如何解决休整补充问题，也就成了事关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重大战略问题。1951年2月7日、8日，周恩来起草审定的《中央军委关于轮番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为粉碎敌人之意图，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大量消灭敌人之目的，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因为“如此轮番作战，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且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与持久性，又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军委责成的出动部队在出动前及出动后应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及政策教育”。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对此，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这个“今后在朝鲜的作战方针”。

此后，主持中央军委的周恩来同彭德怀一起研究，确定以国内完成整编的部队全面轮换战场作战部队的方针，他制定了第一批以國内3个军轮换战场的计划，并于1952年9月开始实行。与此同时，还组织了第二批轮换，以及高级指挥员和高级指挥机关的轮换。

第二，提出多兵种联合作战，特别是加强空军建设，以便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早在东北边防军整训期间，周恩来主持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的会议时即确定了制定空军和特种兵建设的三年规划。周恩来要求各军兵种分别作出一个三年建设计划，以便在9月、10月、11月三个月讨论决定，1951年开始实施。组建这些部队所需装备、器材及训练计划和场地也均责成有关部门作出计划，这些计划后来均得以实现。这次会议上确定的空军和特种兵建设计划，不仅有力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同美军作战的需要，而且也成为后来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开端。

第三，主持中央军委确定作战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的方针。1951年7月初以前，被繁重工作累倒的周恩来在大连休息了1个多月，因为朝鲜停战谈判，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他和彭德怀把战场和谈判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打与不打，打的规模大小，打的目标和时机的选择，都需根据谈判的需要而定。8月中旬，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起草中央军委关于志愿军计划发起第六次战役部署的指示指出：在作战上，我们也应与谈判的要求相配合、相适应，从而明确了停战谈判期间，志愿军作战与谈判关系的重要指导方针。

此外，周恩来还组织领导了反对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斗争。1952年2月10日，周恩来于当夜即拟定了反细菌战要做的6项工作，领导展开了反细菌战的斗争。周恩来一方面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志愿军发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组织防疫队和检验队派往前方，并向前线输送防疫药品和器材;另一方面还组织在政治上、外交上揭露和控诉美军细菌战的罪行。

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直至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实际上起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军事总指挥的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中，周恩来担当“总后勤部长”，彭德怀任前线军事总指挥

作为百万大军前方统帅的彭德怀经常说：“仗打胜了，前线战士的功劳算一半，后勤工作算一半，没有可靠的后勤保障，再好的指挥员，再好的战士也不会打胜仗。”当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时，他谦虚地说不合适，应该授给主管后勤的领导，没有他们“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可见，他对后勤保障工作的极端重视和高度评价，更何况是在异国他乡进行如此特殊、惨烈的战争。

聂荣臻回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总之，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作出了宝贵贡献”。

周恩来主持研究组建东北边防军时，主持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中，就专门有一项是后勤工作准备，具体开列了准备的项目和数目，并责成有关部门具体落实。志愿军参战以后，中央确定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周恩来明确指出：“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凡为东北已决定者我们定做你们后盾，支持你们贯彻下去。”对彭德怀提出的要求，有求必应，尽量满足。1950年11月15日12时，彭德怀和高岗电告周恩来：前线汽车损坏极大，供应运输极为困难，部队经常断炊，第二次战役粮食准备更成问题，请周“无论如何请设法交涉借用”运往大连苏方汽车1000辆。收到电报，周恩来即于16日早上批示：请早上和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面谈，先借后还。

12月8日18时，彭德怀在致电毛泽东等关于对攻占汉城时间等问题提出的4点意见中，后3点主要是后方保障：一是需补新兵;二是空军和炮兵组织前方指挥所到平壤布置工作;三是派部分战斗机来平壤等地，掩护后方交通。毛泽东把彭德怀的电报批给周恩来：后三项请筹划具体办法。12日夜，周恩来书面报告毛泽东，对彭“所提各项问题，据两日商谈结果，具报如下”：（1）新兵7万来年1月中旬运至前方，“正合时机，分配方法，照彭来电”。（2）19兵团一切军需12月底保证补充完毕，1月中旬经东北时改装，然后开往前线。（3）西南军区3个军2月底装备补充完毕。（4）铁路修运“国内所能调动的抢修器材，均将供给前方”。（5）空军正派人前往朝鲜查明机场情况，后可派指挥所至前方，前方炮司留部分人在前方设指挥所。

1950年12月19日，也就是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整整2个月。这2个月中的后勤工作情况十分严重：部队大部分就地借食，常发生断粮、吃不上油盐等情况，一些部队没有棉鞋穿，棉衣大多已破烂，作战时弹药得不到及时补充，伤员不能及时抢救。由于运输无保证，后方准备的大批物资弹药在鸭绿江边无法前运。于是，志愿军司令部于当日致电中央军委，以及东北军区并转东北军区后勤部，说明志愿军入朝两个月，“后方用了很大努力，前方还是供不应求”。部队继续南进到三八线时，运输线延长，消耗损失必然增加。“目前整個供应运输情况未能改善，如长期下去将影响作战。”为此建议：一是后勤问题，请军委在全国范围内抽调一批强的后勤干部，组成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抽调周纯全、周玉成任正副部长。抽调看守物资，维持交通军运线。增加汽车，抽调运输工人。加强后勤通讯联络工具，增设电台，调配物资。利用穴洞贮存粮弹汽油。二是铁路问题，增加铁路管理干部，加强抢修力量，准备大量抢修器材。最好有飞机、高射炮保护主要交通线。

1950年12月25日，也就是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首战整整2个月。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志愿军后勤工作和铁路问题给彭德怀等复电，并告各大军区首长：我们同意志司19日电“所提各项建议，并将原电转发给关内各大军区使能了解志愿军现时所处情况，便于从组织上来动员支援前方”。并对志愿军司令部所提建议决定如下：一、后勤问题。同意加强志愿军后勤组织，调周纯全、周玉成分任志愿军后勤部正副部长，并已责成军委总后勤部订出从关内5大军区征调一批得力后勤干部的计划交军委批准，电告各地遵照施行。部分部队看守物资，维护交通问题，等志愿军后勤组织加强后视情况处理。拨给前方7千辆汽车已为最大数目。高射炮部队训练好派出，飞机掩护运输等待机场修好。为保证战时朝鲜境内铁路运输，周恩来还主持与朝鲜政府协商签订了《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建立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统一计划和指挥朝鲜铁路运输。12月27日，中央军委发出成立志愿军后勤部的通知。

为了尽快解决更多的后勤保障问题，周恩来和聂荣臻等专程赶往沈阳，指导东北军区于1951年1月22日至30日召开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作形势报告。会议重点讨论研究了在美国空军轰炸封锁的不利条件下，如何解决志愿军物资运输问题，特别提出了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从而确立了建设“钢铁运输线”的任务。

2月，鉴于朝鲜战场的复杂多变，彭德怀从朝鲜前线赶回北京汇报战况，除了领得毛泽东“能速胜就速胜，能缓胜就缓胜”的明确方针以外，就是研究讨论解决志愿军将士的后勤保障问题。在有关会议上，当听到有些人强调困难大、问题难以落实时，连同前线供应不上、苏联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交通线等情况，彭德怀发火了，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虽然尽力维持，会议还是不欢而散。彭德怀离京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明严重困难，斯大林复电同意派2个驱逐机师和3个高炮师参战，并增供6000辆汽车。周恩来则夜以继日地召开一系列会议，将所定各项工作迅速部署完毕。3月3日即将具体落实方案12条电告彭德怀等。彭德怀对周恩来惊人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效率大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