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焕然

（南方大学学院 中文系，马来西亚柔佛 新山）

厦门大学历史系曾玲教授的新著《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1］，是作者自21 世纪以来近二十年的研究心得之集成，亦可谓是对其2003 年出版的《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2］一书的延展和再深化研究而形成的又一力作。全书共分五卷，前三卷是作者对新加坡华人的宗乡社团、帮群坟山、庙宇组织以及华人传统文化节庆等的相关研究论文，卷四则以“走出新加坡” 为标题，叙述了作者多年来对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视野的思路心得。卷五为附录，收录作者为新加坡华人社会宗乡组织所撰立之碑文、为东南亚华人研究书籍写的序言及书评等。曾玲教授对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有着独特和精辟观察，一来是因其跨学科的学术训练，二来亦与其曾在新加坡居住（1994 年至2001 年）的在地经验有关，但更关键的恐怕在于曾玲教授在新加坡做研究期间，一直都很积极地参与当地人的社团文化活动，从而能深刻了解和体会新加坡社会对华人宗乡组织与宗乡文化在推广上的热度与冷漠。这份同理心和对历史的理解，使她对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的发展和建构历程，总是带着殷切的热情正面、乐观地来看待，并不断深入探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最新著作《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就是其体现。笔者认为，该书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一

该书所收的文章既有宏观考察，亦有个案研究，基本仍延续其《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以下简称《越洋》）一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即强调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的发展并非仅是中华文化向海外的简单移殖与在空间上的延伸问题，而是在东南亚时空脉络下的传承与再创造。这是曾玲教授华人研究非常核心的研究思路。事实上，这亦是对当下两种偏颇研究思路的回应：一是有点隔靴搔痒式的认为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就等同于大中华文化，［3］另一种则是片面强调华人文化是独立于中国的世界华语文系的文化思维框架。［4］曾玲教授一直在这两个偏颇的研究取向中尝试寻找可以兼容的平衡点。相较她本人2003 年的《越洋》一书，该书的新思考是从前者中提出的“具有新加坡在地特色的华人民间文化” 论点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 研究框架。

该书收录的多篇论文虽从不同个案和多重研究方法进行论述，但其结论总是一再强调，新加坡华人的宗乡文化其实经历了一个从中国华南地域文化到新加坡华人社群文化的建构过程，它既是闽粤移民在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重建其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的产物，亦是华南传统民间乡土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创造性发展的结果。也因此，这种华人的宗乡文化具有双重特征，它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同时又是华人社群在当地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华人文化双重性特征，并非新加坡所独有，而是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基本特征。它展现了东南亚华人文化与中华文明体系的渊源，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文化体系的开放、多元、包容，以及适应时空环境发展的内在生命力。它是维系东南亚华人与大中华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的重要文化纽带，也强化了东南亚华人的民族与文化认同，同时还发挥着促进华族与非华族友好相处等社会功能。这是贯穿全书之主旨，也是曾玲教授新加坡华人史研究非常核心的研究思路。

二

就研究方法而言，该书的特点还体现在文献资料的运用和解读方面，即对华人社团内部档案的研究。以往的华人研究，一方面受人类学影响，以在地观察的内在视角和深描，进行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研究。这种方法虽观察有余，但对文献的解读却显得薄弱，对有时间线的历史变迁之关注和解读，史料实证的依据常显不足。然而，另一方面，若就史学训练而言，东南亚学界特别是英文学界，虽然特别重视史料文献的使用，却更着重于殖民地时代官方档案的搜集。这虽有助于建构西方殖民时代的东南亚华人历史发展，却不一定能从中窥探出华人社会的“内情”、真切了解华人社会的内部运作。因为官方档案能提供的，基本上只是片段史实的“结果” 记录，与民间的认知毕竟是存在着距离的。“高高在上” 的局外人不一定能了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华人民间社会的故事。在田野调查、口述历史和官方档案之外，曾玲通过对二战前华人组织的内部档案，尤其是早期华侨社团和华文学校的账本账册、坟山埋葬记录档案等的细化研究，为华人研究开拓出一条新路。透过华人组织内部的账本账册和埋葬记录档案等的“数字记录” 之细化整理和解读分析，更能清楚发现华人社会内部因不同的时空情境重建的社群边界以及社群互动关系，通过对内部档案的分类整理和爬梳，了解早期华人社团、华文学校的财务运作之制度化及其经费来源的关系脉络。就此而言，账本账册和坟山档案等内部档案资料可以说是华人研究的两类新文献，对此的运用研究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意义。

其次，就华人社会的文化建构论述，相较于《越洋》一书，该书的另一个突破点在于对上层“国家机关” 的关注。以往的华人研究受到人类学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训练影响，偏向于“自下而上” 的民间社会自主自发的发展层面，容易陷入“进村找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迷思。然而，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一个社会结构的形成或一个文化形态的塑造建构，既有民间社会对特定时局的回应，也有着统治阶层或国家机关的制约和催生。很多时候，既有“自下而上” 的生命力，也有“自上而下” 的官方力量的作用和影响。该书中尤其是“宗乡社团和宗乡文化的当代图像” 章节的4 篇论文，就正视到这个“国家” 的层面，把握住20 世纪80 年代新加坡国家政策的改变和推展，官民合作振兴了新加坡华人的宗乡文化发展。伴随20 世纪80 年代中叶新加坡社会变迁新形势下的调整与转型，宗乡社团迎来发展的转机，进入21 世纪更是呈现出“凝聚、开放与融汇” 的特征。在此新时局之下，新加坡华文教育虽已相对微弱断层，然而新加坡华人宗乡组织却被赋予了传承中华语言文化与华族传统价值的新使命，亦使华人宗乡文化在国家脉络下的生存与发展有了功能上的新定位。不仅如此，新加坡华人宗乡组织还配合新加坡政府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种族和谐的国家政策，构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简言之，东南亚华人运用其传统的文化资源所构建的文化纽带（华人宗乡文化），事实上既是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与延伸，也是一个为适应在地国文化发展的重建历程。而这样的一个华人宗乡文化的延伸与重建，不仅仅是当地国的“本土” 问题，也不只是“中国” 的根源问题。曾玲教授指出，我们必须将当地国（如新加坡）、中国因素，以及与世界海外华人网络的关系等至少三个层面的脉络综合，才能全面研究和把握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的发展趋势。［5］

《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一书可谓是华人研究，特别是延续李亦园“文化调适” 论的再思考，既顾及文化纽带的延伸考察，也正视东南亚华人具有本土脉络的文化重建情境。当然该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该书是以单篇论文及附录多篇序言、书评的结集，体例篇幅不尽相同，难免一些内容有重复；二是作者仍主要从中华文化体系角度出发来看新加坡华人社会。然而，新加坡建国以来打造“新加坡人” 的国族，加之在普遍说英语（即使是华人）的新加坡多元复合的社会中，华人宗乡文化所居的角色究竟有多重要？它是否还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主流？这些问题恐怕还需要再谨慎观察。

［注释］

［1］ 曾玲：《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

［2］ 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年。

［3］ 二战后至20 世纪60 年代，西方人类学家进行的东南亚华人研究有其现实需求，但像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施坚雅（L.G. William Skinner）等，他们的研究对象虽是东南亚华人，但是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却主要是将东南亚华人社会视为中国社会的延伸。20 世纪60 年代李亦园开启了台湾人类学界对东南亚华人的研究，最初亦是把海外华人当作一种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验室来看待的，将东南亚华人研究置于人类学者在中国华南地区或台湾地区的研究中所建立的理论框架中，这样的研究取向有可能会忽略对东南亚本土社会脉络的观察。这种把二者等同的认知也见于中国学界的一般研究者。叶春荣和赵树冈等曾对此种研究倾向的偏差进行反思，并提出应该把海外华人社会放在当地文化脉络中研究，而不是把华人社会孤立看待。参见赵树冈：《东南亚华人的人类学研究：以区域及主题为分析焦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 年第3 期；叶春荣：《人类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兼论一个新的方向》，《“中央研究院” 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93年春季第75 期。

［4］ 史书美著，吴建亨、刘威辰译：《何谓华语语系研究？》，《文山评论：文学与文化》2016 年第九卷第二期。

［5］ 曾玲：《调整与转型：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宗乡社团》，《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101～10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