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南

《竹林七贤论》认为，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所言皆胸怀间本趣，大意谓先生与己不异也”(1)余嘉锡：《世说新语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47页。。可见，大人先生即是阮籍的精神写照，大人先生所选择的“不避物而处”“不以物为累”的逍遥也是阮籍在现实中寻求的处世方式，由此可以迹测阮籍之于曹魏和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的态度和出处行藏的款曲。

一、疏离曹爽集团然悯惜曹魏政权的没落

史学家认为，早在魏明帝青龙年间，司马懿父子就已“萌动了篡位的念头”(2)郭熹微：《论魏晋禅代》，《新史学》1997年第4期。。魏齐王芳幼龄践祚，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开始了魏晋之际的“曹马交争”。此时根本不具备阮籍《乐论》之重建和谐人伦社会秩序的历史环境，其“济世志”更无现实的可行性，其笃守的儒家价值观念与社会理想流于幻灭。他清醒地意识到“良运未协”(3)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0页。“生命辰安在”(4)同上，第339页。，所谓“良运”“辰”是指实现“济世志”的时运、机遇，当时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可能提供这种时运、机遇。阮籍失去了早年所寻求的人生理想的支点，深有英雄失路之感，不得不调整人生态度与处世方式。

对于阮籍而言，远离政治斗争漩涡的最好方式似乎是遐栖幽遁。其《咏怀》诗中对于隐逸既有向往，也有心存疑贰。“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随”(5)同上，第340页。，鸣鹤以喻隐者(6)靳极苍：《阮籍咏怀诗详解》，太原：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尽管山中的隐者来相召引，阮籍也不愿追随此辈，隐逸的清苦与阮籍对生命的重视相抵触，是以终不取隐逸一途。再者，诚如东晋张翰所言：“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7)[唐]房玄龄等撰、吴则虞等点校：《晋书》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84页。阮籍高名当世，士林咸推，其隐遁会被视为对于当权者的一种不合作与拒绝，同样会招来祸患。且隐遁未必是全身之策，正始三年阮籍辞太尉蒋济辟命就是一例。“蒋济为南方名士……其根本立场站在曹魏皇室一边。”(8)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172页。蒋济闻阮籍“有隽才而辟之”(9)[唐]房玄龄等撰、吴则虞等点校，《晋书》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59页。，阮籍托词“无邹、卜之德”，声称“方将耕于东皋之阳”(10)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60页。而辞蒋济辟命，致使蒋济大怒。在王默及乡邻的劝喻下，阮籍勉强到职，然终称病辞归(11)参见[南朝]臧荣绪：《晋书》卷9《阮籍》，[清]汤球辑、杨朝明校补：《九家旧晋书辑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7页。。这是阮籍要归隐农亩而不得的事例，故此他只能驻足现实。现实中的阮籍何趋何避呢？不归曹魏，则附典午，似无他途。

首先，阮籍为曹爽“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12)[唐]房玄龄等撰、吴则虞等点校：《晋书》第5册，第1360页。。阮籍辞曹爽参军的真实原因不得而知，但他对于曹爽集团和司马集团的政治角力自是知晓。且阮籍为曹爽参军，对于曹爽其人之德行才能必当了然。以阮籍的为人至慎来推想，为远祸全身，他必当审时度势，权衡跻身曹爽幕府将给自己带来的后果。曹爽以宗室受命辅政，无军功治绩，实为庸才凡品，曹爽集团当时或已识察司马懿的不臣之心，故此先为预防。曹爽改革吏制，为立威名以与司马懿相抗，于正始五年(244)兴兵伐蜀，无功而还。且史载曹爽骄侈淫靡、僭越礼制、拒纳规谏，由此见出阮籍当是预察曹爽将遭祸败，所以辞曹爽参军。正始十年高平陵事变，曹爽及其周围的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桓范等名士朝臣悉遭诛杀，试想阮籍如非有先前辞曹爽参军之举，此时能否免于覆灭之祸实在难说。

阮籍没有卷入曹爽集团，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曹魏政权。他对于曹魏王权的没落不能说没有恻隐悯惜，前人早已指出阮籍《咏怀》之八与魏晋易代有关：“灼灼西颓日，余光照我衣。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13)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235页。司马师废齐王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曹髦虽然“才慧夙成，好问尚辞”(14)[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4页。，史称有魏文帝之风。然而此时的曹魏政权历数将终，颓势难挽，犹如夕阳西下，落日的斜晖洒在诗人身上，苍凉之情见于其词。时局的危险艰难对阮籍构成一种严峻的氛围，好似强劲凄厉的“回风”贯透人心。当此曹马交争之秋，阮籍置身其中，个体生存受到极大威胁，倍感人命微浅，似朔风中瑟缩的“寒鸟”。像周周、蛩蛩那样的飞鸟、走兽纵为饥渴、饥饿所迫而饮水求食，也还不忘危殆，在饮水求食之前首先要“寻找一个托身立足的地步”(15)叶嘉莹：《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1页。。禽兽尚知如此，何况人乎？阮籍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存身的问题。他选取何种处世方式全身远祸呢？既然现实不具备实现其“济世志”的条件，阮籍只能如燕雀学鸠那样的小鸟一样游集于蓬艾桑榆之间，苟全性命。

二、托身司马集团然非司马氏一党

阮籍与司马氏的关系最费思量，史书评说纷纭。客观而言，司马氏谋篡魏鼎昭然若揭，但司马氏在政治上较曹爽集团更有作为也是实情。高平陵事变后，曹魏司空王凌之子王广云：“司马懿情虽难量，事有未逆，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16)[宋]司马光编著、郑天挺等点校：《资治通鉴》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384页。曹魏集团的成员在指出司马懿不臣之心的同时，也肯定其在各方面的建树。王夫之认为“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17)[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9页。。司马氏“重视农业生产”“擢用贤能”“注意农民的休养生息”“社会安定”(18)何兹全：《三国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8—229页。，得到社会基层和世家豪族的支持。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后，控制了曹魏政权，史称“宣王既诛曹爽，政由己出，网罗英俊”(19)[唐]房玄龄等撰、吴则虞等点校：《晋书》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4页。。尔时阮籍为司马懿从事中郎，“千石，第六品，职参谋议”(20)[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77页。，是司马懿霸府的僚佐，也当是司马懿“网罗英俊”的一个表现。司马懿死后，阮籍又为司马师的从事中郎。嘉平六年(254)九月，司马师废齐王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十月壬辰改元正元。这是继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氏代魏的又一重大举措，此时“司马氏的权力已大体稳固，朝廷中拥护曹氏的力量已很微弱”(21)何兹全：《三国史》，第236页。。高贵乡公即位，阮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22)[唐]房玄龄等撰、吴则虞等点校：《晋书》第5册，第1360页。案：关内侯在魏为“虚爵”，“关内侯无国邑”。(参见俞正燮：《癸巳存稿》卷11《关内侯说》，于石等校点：《俞正燮全集》第1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520页；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阮籍如何得以封侯呢？“正元元年冬十月……甲辰，命有司论废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进位、班赐各有差。”(23)[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第1册，第132页。此种“封爵、增邑”名义上出自新即帝位的高贵乡公，实则是司马师对于那些有功于废立之朝臣的奖赏。据此，阮籍封关内侯似当也有“废立定策”之功。阮籍之“功”究竟何在？按照“非功不侯”的通例，曹马之争中，“凡在中央或地方任官的大族名士，只要归顺司马氏，即可稳保禄位……三少帝时，每易一帝，文武百官有封爵者，皆可以迎立之功而增封加邑……在授爵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政治倾向”(24)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第130页。。稽诸史传，在表奏废黜齐王的群臣中并无阮籍，阮籍显然不像司马昭、司马孚、高柔等朝臣那样直接参与废立之举。故此作为司马师的从事中郎，阮籍对于司马师废立之举的“政治倾向”可能是他有“废立之功”的因由。从消极意义而言，阮籍对于司马师废立之举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对；从积极意义而言，阮籍对此举表示支持。究竟属于何种情况，史不足征，无法确知。但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阮籍作过司马懿的从事中郎，与司马家族有一定渊源，在这场废立大变之前，司马师杀夏侯玄、李丰等名士名臣，为了稳定人心、笼络士林，此番加封阮籍以安抚士林也未可知。

真正能让后人得窥阮籍对于这场废立事件之隐曲衷怀的，只有他的《首阳山赋》。赋前的小序提示，这篇赋写的是正元元年秋的事情，学者认为“端旬首而重阴”一句“是指初立高贵乡公的十月初六前后”(25)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9页。，正是司马师废立魏主的时间，作赋的时间则是秋后。阮籍于废立事毕以后，追记这个不同寻常的秋天的事情，而且特别点明时间，自曝当时仍为司马师的从事中郎，赋中所写的又是归隐首阳山的古之高士伯夷、叔齐，且首阳山上有曹丕和司马懿的陵墓，凡此不能不让后人将《首阳山赋》与废立一事联系起来。前人尝言阮籍此赋“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26)范钦、陈德文刻：《阮嗣宗集》，嘉靖22年刻本。，我们不妨本着寓意的解释方法，迹测阮籍寄托于夷齐的思、旨究竟是什么。历世褒称夷齐的原因有二：一是夷齐兄弟互相谦让孤竹国君之位，卒以相偕去国；二是夷齐诋訿周武王以臣伐君，耻食周粟而归隐首阳山，采薇而食，守节饿亡。赋中描写首阳山的环境恶劣，这种荒瘠之山，凤鸟飞过而从不止留，只有成群结队的枭禽栖居于上。枭禽是猛禽，在古诗文中多指凶人。这些似乎隐喻着某种险恶的处境及人物。“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27)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27页。“进”是指夷齐闻西伯姬昌善养老，于是毫不迟疑地背殷从周，追随西伯文王。夷齐来到周地之后，西伯亡故，碰上文王之子姬发载着乃父的木主前往伐纣。“不合”是说夷齐发现武王的行径跟自己先前对于周室的预期完全相悖。在夷齐看来，武王父死不葬是不孝，以臣伐君是不仁，武王之举哪里称得上仁义？夷齐对于周室极度失望。此中词情闪烁，文意迷离，熟加寻味，似乎隐含着阮籍以夷齐自况，自己之托身司马氏一如夷齐之投奔周地、寄望于周那样，自己对司马氏也曾抱有某种期望，但入幕之后，才发现司马氏的种种作为哪里称得上是仁义？

史载夷齐叩马而谏，反对武王以殷王之臣的身份征伐其主。夷齐临亡之前作歌，歌有“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28)[汉]司马迁撰、顾颉刚等点校：《史记》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23页。，批评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不自知其错误所在。这些都可看作是夷齐对于武王的“诽”，故知史上的夷齐原本是“敢诽”的。可阮籍为什么说夷齐“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29)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27页。？细绎文意，这是阮籍遥想夷齐完全被现实的处境所囚系困厄，自顾不暇，面对武王伐纣的大军，根本不敢言辞怨诽、谴责武王。表面看，阮籍是对夷齐之史事的辨伪，认为史上对于夷齐的记载不合实情，夷齐处身那种凶险的环境，根本不可能指斥武王。在深层次上，阮籍乃是据于自身的现实处境及心情，作为理解夷齐的解释学前见，自己身处魏主废立的危殆之秋，尽管发现司马氏的作为不仁不义，但哪敢对于废立之举置一词呢？以己揆人，以今推古，古之夷齐何尝例外！

阮籍如何评价夷齐之行？武王之行不合仁义，让夷齐进退失据，穷困窘迫，“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30)同上，第27页。。夷齐持守自己的价值立场，投止首阳山，耻食周粟，采薇饿亡。“肆寿夭而弗豫兮，竞毁誉以为度。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31)同上，第27页。夷齐置自身性命于不顾，临死前还惦念着世事是非。对此，阮籍颇不以为然，认为夷齐的所谓美行没有什么值得称羡的，前人也已见出阮籍“不屑夷齐之洁”(32)同上，第426页。的用意。“苟道求之在细兮，焉子诞而多辞”(33)同上，第27页。，这是阮籍与夷齐所守之价值观的分歧所在。阮籍认为夷齐关切的仁义是细微之事，仁义是大道废弛之后的产物，有仁义就有是非。当时世颠倒混乱的时候，夷齐所持守的仁义根本无法阻止武王以臣伐君。夷齐如果追寻的是微妙无形的大道，就不会执着仁义，留察是非，对武王伐纣说出那么多虚诞不切实际的话，卒至饿死首阳山。阮籍所追寻的是道，道超越是非善恶。追寻于道者，如同大人先生那样，“求乎大道而无所寓……应变顺和”(34)同上，第162页。，超越世俗是非，顺应时势的变化更替。阮籍的根本命意是“且清虚以守神兮，岂慷慨而言之”(35)同上，第27页。，以清净虚淡来持守内在精神，不必说那些悲慨沉郁之词。也就是说，身处天崩地解的时世，魏主废立的多事之秋，个人之于时局无能为力，而个体生命的存在高于一切，这正好密契阮籍诗文流露出的全身远祸取向。

总之，《首阳山赋》基于夷齐背殷从周之后的极度失望，质疑史传之夷齐诋訿武王伐纣一事的真实性，结穴于清虚自持、守性存真、全身远祸。其中隐含着阮籍投身司马师之后的失望，以及在司马师废立魏主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中的心灵自我追问、自我回应。阮籍内心上对于司马师的废立之举不能说没有异议。《首阳山赋》曰：“步徙倚以遥思兮，喟叹息而微吟。将修饰而欲往兮，众齹齹而笑人。静寂寞而独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怀分索之情一兮，秽群伪之射真。信可实而弗离兮，宁高举而自傧。”(36)同上，第26页。当此废立之秋，阮籍为何徘徊忧思、喟然叹息？为司马师的废立之举而忧虑，还是为被废黜的齐王芳而兴叹？司马师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没有什么值得阮籍叹息的，而齐王芳的情况则不然。《三国志·齐王芳纪》注引《魏略》载录曹芳被废时的凄然情景，群臣为齐王芳的废黜而垂涕，满朝文武为齐王送行的只有数十人，由此推想阮籍只能说是为魏主的废黜而叹息沉吟。阮籍感到自己的孤独寂寞、无所依凭，他厌恶“群伪”，想高飞远翥、自绝尘俗，但这些也只是心中的孤愤而已。《咏怀》十六涉及司马师废齐王芳事，诗有“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37)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270页。，这种孤独悲伤之情与赋中的徘徊叹息互相呼应。只要看看史传所载之司马师权势熏天，打着“权定社稷以济四海”(38)[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第1册，第129页。的旗号，罗织种种恶名废黜齐王芳，“群臣失色”(39)同上，第129页。，就知道在如此肃杀凌厉的政治环境里，若阮籍有任何微词异议，必定无法逃过司马师的深谋密察，如此一来祸将不免，为人至慎的阮籍对于当前时局终不敢置一词。阮籍在魏主废立之际对夷齐的批评，实际上是隐曲表达自己此时所当采取的处世态度。身处乱世，回天无力，个人只能养性全身远祸，正是大人先生“岂吝情乎世，系累于一时”(40)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167页。的主张在阮籍生命中的投影。

司马师死后，司马昭辅政，其篡魏之心路人皆知，阮籍这一时间与司马昭的关系非同寻常。今人或谓阮籍“慑于司马氏的威焰，渐次丧尽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气概节操”(41)李纯良：《阮籍见容于司马氏的原因何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或言阮籍“在政治上一向是支持”司马氏的(42)顾农：《诗史互证与诗心探幽-关于诗人阮籍的研究》，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2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页。，说者纷纭。笔者以为应当从两个层面去理解阮籍，一是阮籍的现实行事，二是阮籍诗文所表达的精神世界，两者合参也许才能窥见其复杂隐秘的内心及行事根据。

对于阮籍的现实行事，需结合阮籍和司马昭来看。就阮籍而言，“文帝(司马昭)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43)[唐]房玄龄等撰、吴则虞等点校：《晋书》第5册，第1360页。。阮籍要求任职东平，学者认为这是阮籍“在司马氏和曹魏两大阵营的斗争中向司马昭明确了立场和态度……阮籍以此来表明自己与魏王公及其他人没有任何私情”(44)牛贵琥：《阮籍至东平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此言近是。阮籍向司马昭求赴东平的时候，还是魏主曹髦的散骑常侍；而阮籍赴任东平后，旬日而还，整个行事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阮籍不过是藉由求赴东平，逗露远离魏主之意，而这正是司马昭“大悦”的真实原因。阮籍回京之后，复为司马昭从事中郎，后又任步兵校尉。学者根据步兵校尉一般由司马氏亲信担任，以此认定阮籍“自属司马氏亲信”(45)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9页。。另外，阮籍与王沈、荀顗“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46)[唐]房玄龄等撰、吴则虞等点校：《晋书》第4册，第1143页。。所谓“时讳”当是指阮籍参与撰述的这部《魏书》时，对于司马氏篡魏之种种深谋杀戮多所避忌，显然有回护缘饰司马氏而掩盖史实的做法。我们固然可以原恕阮籍身在司马氏颠覆魏鼎之世来写当朝历史的困境，阮籍对于这部合撰的秽史也固然不能独任其过，然若讳言阮籍道义良知有亏则于理难合。

上述看来，前人基于正统立场对于阮籍的诸多指责抨击，并非毫无因由。笔者以为，即便如此，也不能断定阮籍是司马昭一党。“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47)[唐]房玄龄等撰、吴则虞等点校：《晋书》第5册，第1360页。如果阮籍真心投靠司马昭，直接参与司马昭的篡逆密谋，司马昭为子(即后来的晋武帝司马炎)求婚于阮籍，正是阮籍深自结纳司马昭的良机。此时，阮籍理当欣然接受，毕竟“对于司马氏家族来说，他们的婚姻就带有很强的政治性”(48)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然而，阮籍大醉六十日，终使司马昭“不得言而止”，婉辞了这桩婚事。如果阮籍是司马一党，为什么司马昭的腹心钟会“数以时事问籍，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49)[唐]房玄龄等撰、吴则虞等点校：《晋书》第5册，第1360页。？钟会所问的“时事”不就是司马氏正在进行的篡魏之举？钟会不正是要窥测阮籍对于曹马之争持何种倾向立场？如果阮籍确为司马一党，钟会何须试探？钟会屡次试探，正是表明钟会乃至背后的司马昭对阮籍的疑忌，其举正好表明阮籍并非钟会的同党。“何曾尝谓阮籍曰：‘卿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徒，何可长也！’”(50)《世说新语·任诞》注引干宝《晋纪》，余嘉锡：《世说新语校笺》，第727页。何曾是司马昭的亲信，何曾所谓执政的“忠贤”显然是指他们一党，“若卿之徒”则是指阮籍这些放诞的名士。何曾将自己一党与阮籍之流区分甚严，更证明阮籍与参赞司马昭篡弑之党徒画然有分。

阮籍为郑冲等公卿劝司马昭加九锡而作的《劝进笺》最为史上纠结，据以指斥、惋惜或回护阮籍者并在。“加九锡”实为司马氏代魏自立的前奏，司马昭的谦让不过是故作姿态，阮籍不会不知。阮籍没有参加劝进，也不是主动来作劝进文，而是受劝进诸公之请托而作。揆之常情，置身当时的处境，且以其为人至慎的个性，阮籍实难径直推脱。阮籍的“沈醉忘作”是否有变相推脱的意味，颇堪推寻。无论如何，立足于正统立场，可以指责阮籍缺乏气节，未能凛然严拒；“曹魏之将移，司马之将篡代，当时已成定势，不能争了”(51)靳极苍：《阮籍咏怀诗详解》，第107页。，在这种格局下说阮籍草《劝进笺》是不得已的虚应故事，也无不可。《劝进笺》称扬司马懿、司马昭的翼辅魏室之功，这是劝进文的寻常路数。最堪留意的是《劝进笺》暗蓄机锋的结尾。文中希望司马昭辅佐大魏、扫灭吴会、平定西蜀，建立胜过齐桓、晋文的勋业。齐桓公尊王攘夷，晋文公为周天子平定王子带之乱，二者共同之处在于尊崇周王室。阮籍以齐桓、晋文为喻，其中是否隐含着司马昭亦当竭忠尽智尊奉魏室的寓意，颇堪寻味。“然后临沧海而谢支伯，登箕山而揖许由。”(52)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56页。支伯、许由是古之高士，支伯以有“幽忧之疾”(《庄子·让王》)不受帝舜天下之让，许由不受帝尧天下之让而隐于箕山。《劝进笺》引支伯、许由之谦让，暗示等到大魏扫平天下之后，司马昭应功成身退，高揖支伯、许由，与古高义之士为徒。昔人尝谓《劝进笺》“临苍(沧)州登箕山以讽之，是劝退之文也”(53)顾景星：《阮嗣宗〈咏怀诗〉注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0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68页。，可谓知言。当此之时，司马氏篡逆之意天下共知，阮籍在结尾劝其以功成身退，不也隐含着讽喻之意，以此规谏司马昭的篡逆野心？阮籍所能做的，舍此另有谁何？

从司马昭一方来看，“晋文帝亲爱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54)《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文士传》，余嘉锡：《世说新语校笺》，第729页。。司马昭“亲爱”阮籍，优礼有加，与司马昭的“乐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55)[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第3册，第765页。不无关系，既是契赏阮籍通达瑰伟的风神，也是在残酷诛杀政治异己的同时，笼络、利用士人的一种策略。司马昭似乎并不期望阮籍能为自己做具体事情，只要归于属下即可，颇有几分“养士”的况味，以示士林归心。何曾切责阮籍居丧饮酒食肉，司马昭援引礼制为阮籍辩护。司马昭尤为称赏阮籍的“至慎”：“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56)[东晋]王隐：《晋书》卷6《李秉》，[清]汤球辑、杨朝明校补：《九家旧晋书辑本》，第240页。司马昭为什么如此称赏阮籍的“至慎”，论者多未深究。阮籍的所谓“至慎”表现为“发言玄远”，“玄”是指阮籍与司马昭的言谈语义幽微，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远”是指阮籍的言辞远离现实时事。“臧否人物”就是评骘人物事件的是非短长，当涵事功、材力、德行，其中自然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和主观态度。“发言玄远”本身已意味着阮籍与司马昭之间的距离及对司马昭的戒惧。阮籍尽管为司马昭所“亲爱”，但二人身份悬殊，阮籍极为谨慎，言涉不当便会入人彀中、罹谤遇祸，便以远离现实世事之不确定性的语言因应不确定的现实处境。而司马昭称赏阮籍的“至慎”，归本乃在阮籍不论议人物时事。当司马昭听闻魏帝曹髦被弑杀时，“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57)[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第1册，第144页。“天下其谓我何”表曝了司马昭所担心的并非弑杀魏主一事本身，而是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恶劣影响，他最忌讳的是天下议论他的篡弑大罪。司马昭既想夺取曹魏政权，又不想背负篡弑恶名而为天下舆论所挞伐，最后竟将曹髦之被弑归于曹髦的“自陷大祸”，以此推卸罪责。这从一个侧面迹露司马昭称赞阮籍“为人至慎”的原因：像阮籍这样的名士如果公开抨击司马昭的弑君恶行，评断是非，其影响可以想见。阮籍口不臧否，不犯司马昭的大忌，司马昭就少了很多烦难。

综上看来，魏晋易代之际，阮籍与曹马两大政治集团的关系错综复杂。阮籍既不是嵇康、何晏、毌丘俭，也不是钟会、荀顗。跟李丰、桓范、王经等相比，阮籍算不上曹魏的忠臣，但不意味着他反对曹魏政权，他对曹魏的衰落以及魏主的废立也深怀恻隐悯惜。阮籍疏离曹魏而寄身司马氏幕府，与司马氏相盘桓，司马氏契赏、青睐、笼络阮籍都是不能抹煞的历史事实。阮籍对于司马氏辅佐大魏统一天下寄予期望，但根本上不是司马一党，他看出了司马氏篡魏的企图，但不能说他支持司马昭的篡弑，他只是为避祸全身而没有公开反对司马昭。

三、从大人先生的逍遥看阮籍的处世方式

如何理解阮籍之于曹魏和司马氏这种看上去极为矛盾的处世方式？我们惟就透显阮籍胸间本趣之“大人先生”的逍遥去抉发其根由。《大人先生传》描述的是天地解体，六合失理，阴阳失去应有的位置，日月星辰坠落，意味着整个世间的秩序完全崩溃瓦解，于是有“父子不合，君臣乖离”(58)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146页。，君臣父子的纲常完全破坏。大人先生所谓“至人未一顾而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已有”(59)同上，第166页。，历史兴废，势如转毂，至人来不及看上一眼，就有夏商周汉的迭相更嬗。这里说的虽是夏商周汉，却自然让人联系到阮籍当世的现实。从黄初元年(220)曹丕受禅称帝，所谓禅让不过是对于篡夺的文饰之词；到嘉平六年(254)九月司马师废齐王芳，仅仅34年，魏鼎就被司马氏所操弄。到甘露五年(260)五月高贵乡公被弑，司马氏篡逆已成定局，这不就是发生在眼前的“厥居未定，他人已有”吗？

从刘汉、曹魏到司马氏，究竟谁是正统？他们之取得王位与失去政权究竟有无是非对错之分？既然天地解体，那么天地之间也无法安顿生命，礼法制度也没有根基，大人先生“飘摇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岂吝情乎世，系累于一时”，“至人无主”“至人无宅”(60)同上，第174页。。此谓大人先生没有固定需要遵从的君主、没有固定的家宅，而是与造化为友，遨游天地之外，不再顾念世代的兴衰，不把自身系缚于某个具体的朝代，“逍遥浮世”，“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61)同上，第186页。。阮籍也是如此，“阮籍的心中是把晋之代魏和魏之代汉看作历史故事的重演”(62)同上，第8页。。在这样变乱危亡的时代，为人臣者当向谁尽忠、为谁尽节？倘或执定一家，必招祸患，何晏、夏侯玄等名士即是先例。这样，也许可以透过阮籍行事的种种矛盾表象，依稀辨识其真面目。阮籍置正统于一旁、放废礼法，因为礼法不过是权臣谋夺朝纲的工具、打击异己的手段，实际上成为祸乱天下的渊薮。在最深层次上，阮籍力图超越曹马之争，不系于一王一姓，回到个体生命自身，把个体生命的存在看得高于王权的更替，只求在这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远祸全身。他疏离曹爽集团，与司马父子相盘桓，依附司马氏又终非司马一党，可看作类似“大人先生”的“不避物而处”；大醉辞婚，可视为类似大人先生的“不以物为累”，“不系累于一时”。大人先生的逍遥落实到阮籍的现实中，就成了在曹马两大集团之间的依违避就、慎若履冰。因而，阮籍在现实中之疏离曹爽集团、托身司马氏，不过是为了避祸全身。

阮籍现实中的出处行藏实为大人先生之逍遥的一种映射。大人先生选择的这种生存方式，在理论上似乎园融无碍、因应无方，不失为寄迹天崩地解之世的栖身之术。然而，阮籍果真能如大人先生那样逍遥吗？阮籍虽作“谁言万事艰，逍遥可终身”(63)同上，第316页。的壮语，但现实矛盾错综复杂，政治斗争波诡云谲，其“不避物而处”就是不得不周旋于曹马两大阵营之间。阮籍的“不以物为累”“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就是放废礼法，然与世俗社会相冲突，遭到礼法之士的忌恨。《咏怀》诗中弥漫着无人可诉的忧思徘徊，孤独怆悢，“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64)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第312页。“殷忧令志结，怵惕常若惊”(65)同上，第291页。，这些都显示了阮籍在易代之际深感心智不济，无法料测现实的吉凶祸福，内心充满苦闷恐惧。“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66)同上，第313页。，此谓现实错综复杂，讲求那么多曲直又有何益，不如效法龙蛇，蛰伏以藏身。因而，大人先生的逍遥对于阮籍在现实中的依违避就，既构成隐曲的说明，又形成鲜明的对照，现实中的阮籍终究不能如“大人先生”那样逍遥起来。且看《咏怀》四十一：“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67)同上，第326页。个人的生命时限究竟有多长，无法预知。现实政治如同一张巨大的“天网”而覆压一切，在这张天网下，个人即使有一举冲天的鸿鹄之志，但翅膀终被这张天网牢笼羁勒而难以伸展。现实政治的险恶使阮籍非但无法实现“济世志”，最令其“怵惕常若惊”(68)同上，第291页。的是稍有不慎就会卷入曹马交争之中，也许朝夕之间就有难以逆料的祸患降临。在这种处境里，阮籍选择何种处世方式呢？他不愿如俗人那样随波逐流，世俗的功名利禄如同浮云幻影对于生命没有意义，沉溺声色终究只能让人感到空虚，无法带来真正的生命愉悦。

这样，作为一个“志气宏放,傲然独得”(69)[唐]房玄龄等撰、吴则虞等点校：《晋书》第5册,第1359页。的玄学名士，既不能一伸“济世志”，又不甘心俯就现实，随俗从流；既不愿追名逐利，也不愿纵情声色；学道长生、羽化升仙虽合己意，但神仙之事终与心相违，退隐又不甘清苦，长生也无法实现。因而，阮籍在现实世界和神仙世界都找不到栖身之所，深陷迷惘困惑之中，踌躇徘徊，不能自拔。他终究只能在“天网”里力图“不以物为累”“不避物而处”，实际上就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依违避就。他所选择的生存方式未能使他获得自由的生存，而是将他推向他那著名的穷途恸哭。阮籍的“穷途之恸”带有经典意义，既将阮籍自身的困境提升到历史悲剧的高度，也是他的大人先生之逍遥归于幻灭的亲证。阮籍不过是以大人先生式的逍遥来补偿现实世界中的困顿窘迫，如同黑格尔所说的，“在现实世界的悲苦中，人退回到了自身，并在那里去寻求现实世界中已经再也找不到的谐和”，“在内心中寻找现实中找不到的满足”(70)[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8页。。大人先生的逍遥只有批判现实的意义，而没有现实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