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国祥

图书、古物是文化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延续发展的标志，在积累文化成果、传播知识，促进民族发展中产生巨大的作用。在14年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一方面大肆摧残、破坏和掠夺中国图书文物，一方面出于军事占领和殖民需要，在占领区建立文博教育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开办各类日系学校，各类特务调查机构和文化团体也纷纷搜集、掠夺、购置图书资料。日本败降后，其图书文物作为敌产的一部分被中国接收，这也成为抗战史和图书馆史研究的内容。目前，学界关于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的研究成果众多，主要涉及日本在华工业、企业、经济诸方面，关于接收敌伪文教机构的研究极少，迄今尚未见有关接收敌伪文物图书的论著。偶见图书馆史研究，在涉及战后图书文物接收时，是将“敌伪”作为共同叙事对象，没有细分“敌”(日本在华机构)与“伪”(伪政权及汉奸巨逆)之属性，内容也极为笼统和简略。(1)参见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略(自清末至抗战胜利)》，(新竹)枫城出版社1983年版；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孟国祥：《大劫难：侵华日军对中国文化的摧残与破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对此，本文专以战后接收日敌图书文物为对象，力图在广搜资料的基础上，概述日本图书文物接收之组织实施，梳理收复区接收日本图书文物的基本史实，剖析上海、北平、东北地区日本文化机构对中国图书文物的掠夺、利用及战后图书文物被接收与分配，揭示战时中国图书文物被摧残的历史真相，以深化对日本侵华战争本质的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中国政府将敌伪资产区分为“敌产”和“逆产”，敌伪产业处理局也分别设立了“敌产组”和“逆产组”，但在图书文物接收的统计中，往往又是将“敌伪”混为一起。本文旨在分析日本在华机构及个人(日本侨民)的图书文物接收，因此，在统计数据时作了必要的归类，尽可能略去与伪政权、汉奸图书文物相关内容。

一、接收文物图书组织及实施办法

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国最高当局就命令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收复区的敌伪资产接收。为统筹各省市接收事宜，1945年9月12日，陆军总司令部颁布《省(市)党政接收委员会组织通则》，决定成立由各省(市)最高行政长官、省(市)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支团部干事、省(市)府各厅局(处)长、中央军政各部会接收特派员或特定之接收委员组成党政接收委员会，省(市)最高行政长官为主任委员，并规定省(市)党政接收委员会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及地区受降官的监督和指挥。该委员会下设若干相应小组开展调查接收。(2)《省(市)党政接收委员会组织通则》，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第67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然而，受巨大利益驱动，其时中央各部会纷纷在各省、市设立特派员办事处抢着接收。为避免“物资如此化整为零，致受贪污及其他损失”，1945年12月，行政院决定将敌伪资产接收归属行政院管理之下，成立敌伪产业接收和处理局，将全国分为平津区、苏浙皖区、闽桂粤区、东北区四区，每区设立敌伪产业局，有的省市设立敌产局分局(处)。敌伪图书文物属于敌伪财产之列，也属敌产局管理范围。

敌产予以没收，作为中国抗战损失补偿一部分。至于日本侨民资产，1945年9月3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颁布第21号训令《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禁止日侨携带古物、有文献价值的历史书籍及文件、报告书、统计数据及其他类似资料等，其财产超标不能带走之部分交与中国政府，折算作为战后赔偿。(3)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下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汇编》第8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20页。1945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随后又陆续拟定多种接收日产的相关补充和解释法令。

为了适应战后的文物接收，以俟向日本追偿，1945年11月1日，行政院训令教育部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改名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该会分设建筑、古物、图书、美术四组。由军政部、外交部、内政部代表，以及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教育部特派高级职员、古物保存专家组成该委员会，杭立武任主任委员。(4)《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组织规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1682。为统辖全国敌伪图书文物的接收，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设立京沪区、平津区、东北区、粤港区等区特派员办事处，参与对敌伪文物的接收、清点和分配。恐于多部门接收可能造成图书文物散失，教育部于1945年12月27日“呈请行政院会商军委会分饬收复区军政有关机关，将以未接收之敌伪图书文物等一律通知本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接收”。1946年2月5日，国民政府主席电复同意由教育部办理接收敌伪图书文物事宜。1946年5月3日，教育部再次发文强调，“关于敌伪产业中之文物，凡由军政机关之已经接收者，应交由本部接管一案，已奉院令严予通饬遵办，倘查有隐匿侵占等情，即报部核转依法究办在案”。(5)《“接受敌伪文物审查委员会组织规程”及有关接收图书文物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583。

实际上，敌伪图书文物的接收，是由陆军总司令部、党政接收委员会、敌产局、教育部多方参与完成的。一般说来，先有军队(特务系统)查封，再由党政接收委员会、敌产局接收、清点，然后各地党政接收委员会或敌产局将所接收图书文物移交相关教育部门，再由教育部决定其分配。由于南京的特殊性，接收敌伪图书文物工作主要是由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特派员办事处完成，同时报备南京敌产局。

为审核接收敌伪逆财产部分有关历史性之文献艺术品起见， 行政院令教育部特设置“接收敌伪逆文物审核委员会”，成立图书组、文物组、调查组。根据该会组织规程，于1947年3月9日起令派徐鸿宝、蒋复璁、闻钧天、吴宗济、张锡藩为委员，并指派徐鸿宝为主任委员。(6)《教育部接收汪伪文物审核委员会组织规程及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1685。

二、各地接收与分配日本图书文物

日本在华图书文物，台湾、东北地区为最，关内多集中于经济文化发达的京沪、平津及沿海地区。作为战时大后方的四川、重庆、陕西、甘肃，无敌伪文物可以接收。云南，仅有德、日领事馆收存物品被外交署封存。(7)《各省市接收敌伪图书文物情形一览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1693。因此，本文旨在论及战时沦陷区，即战后收复区内的日敌图书文物的接收。

当时因交通未复，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设立平津、武汉、粤港、东北、京沪五个调查区，浙、闽、皖、冀、豫、鲁等省也先后成立办事处，抽调各方面的文物专家，派赴实地访察、指导各地敌伪文物的封存清理以及文物损失的调查和追偿，京沪区特派员办事处负责人为徐鸿宝，平津区特派员办事处负责人为沈兼士,粤港区特派员办事处负责人为简又文。

各地接收工作进展不一。如，南京1946年1月启动封存图书文物的清点，7月完成有主图书的认领。全国大部省市于1947年2月上报完成敌伪文物接收和分配，个别案件的追查止于1948年5月。

(一) 京沪区的接收

南京市敌产接收委员会主任由市长马超俊担任，委员由来自中央各部委和南京市局等4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下设7个组分别接收南京经济、社会、教育等敌伪资产。1946年1月9日，成立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驻京办事处，敌产接收委员会工作因之结束。随即出台的《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规定，“大学及文化机关设备”由教育部接收。(8)《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南京市档案馆藏，1003-021-0004。2月19日，教育部拟定应接收南京的日敌文化教育机构有“冈村宁次呈送表册中属于教育文化部门”“伪中德、中日、中意三文化协会一切图书设备及研究资料”。南京日侨所有的图书文物等，则由苏浙皖区敌产局驻南京办事处接收，而后移交南京市教育局处理。(9)《教育部关于接收敌伪资产与南京市接收委员会之往来文书》，南京市档案馆藏，1003-21-32。

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办事处接收南京的伪办大学、中学、师范学校、编译馆、中央图书馆、天文气象专门委员会、图书专门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泽存书库等。中央宣传部接收各电影公司、影剧院、木村印刷局、伪中央日报社、华中印刷会社。党史编纂委员会接收伪国史馆。南京市政府接收伪建国书店。南京市党部接收中国印刷厂。南京市共接收日伪文化教育机构31家，其中教育部接收18家。(10)张心怡：《战后南京市日伪资产接收述评》，《日本侵华史研究》2006年第2卷。其中大部是伪产或逆产，能够算做敌产的，应该是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会接收的“中日文化协会”。

“中日文化协会”是日本占领当局和汪伪政要、文化汉奸的结合，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文化上为日本的侵略和统治效力。该组织于1940年7月28日在南京成立。总部设在南京成贤街香铺营，并在上海、武汉、蚌埠设立分会。中方名誉理事长为汪精卫，日本名誉理事长为驻南京大使阿部信行。1941年阿部离任后，本多熊太郎大使继任。日方理事有：津田静枝、儿玉谦次、船津辰一郎、伊东隆治、松村雄藏、松方义三郎、日高信六郎、池田千嘉太、本村胜治。“由兴亚院协助经常费每月日金1万元”，森乔和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文化局长伊东隆治先后掌控基金使用。为体现对该组织的重视，阿部大使捐书4000余册。汪伪政权在“分让”复本图书时，一次就给予中日文化协会图书杂志11284册。正因为它由日方一手操揽，所以战后被视为敌产而予以没收。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会接收“中日文化协会”遗留之图书 33408册，后经苏浙皖区敌产局拨交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11)《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整理伪中日文化协会散遗图书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1572。

相对于上海、北平，战后接收南京日人的图书文物较少。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因为南京日侨不多，日立学校很少。1938年，南京日侨子女小学就读学生仅有7名。(12)《1938年南京总领事馆警察事务情况》，张生、曹大臣、雷国山编：《日本军国教育·百人斩与驻宁领馆史料》，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34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0页。战时，南京唯有国府路一所日本子女学校(现长江路小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莫愁路由美国教会创办的明德女子中学，改为专招日本官员子女的日本女子高等学校，日军接管鼓楼医院的金陵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改名为同仁会看护学校，其中有日本人55人，中国人84人，规模并不大。战后，这些学校校产归教会而不是由中国政府收回。另一方面，南京没有日立的学术和文博机构。日本在华先后建立20多所图书馆，日军也曾设想以南京的图书建立自己的图书馆，“1938年4月21日以后已经达成了‘以设立图书馆为前提进行临时整理’的默契”。1940年，日本媒体还发表了催促尽快公开接受南京图书的报道。日军最终未能以南京图书建立自己的图书馆，据参与图书整理的青木实推测，“以事实上的战利品建立图书馆这一令中方和英美列强产生日本文化侵略印象的行为，再加上图书数量庞大，可能被日本回避了。”(13)[日]青木实：《接受图书整理杂感》，转引自[日]金丸裕一：《战时日方掠夺图书问题评述》,(台北)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1年。加之，南京图书文物极为丰富。1938年，日军搜罗到珠江路地质大楼的图书就有80余万册。1942年，汪伪政权还向上海、湖北、广东、安徽日伪机关“分让”复本图书80683册；日军从朝天宫地库获得故宫博物院和南京等地文物3000余箱。南京的图书文物尽在日人之手，利用极为便利。1942年1—3月，伪图书专门委员会开放图书阅览，阅览总人数1686人中，日本人就占1206人。(14)《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图书专门委员会工作报告》，汪伪国民政府机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033-65。兴亚院华中联络部设在南京鸡鸣寺路一号的“中支建设资料整理事务所”，其编辑出版的《资料通报》《编译简报》《编译汇报》，资料也来源于南京的图书资料。因此，日方就无需设置自己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显示，南京机关只接收到少量的日人图书资料。如，1947年9月22日，教育部图书馆收到日文图书169册。(15)《“接受敌伪文物审查委员会组织规程”及有关接收图书文物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583。

日本在上海的文化机构主要有：东亚同文书院、厚生医学专门学校、自然科学研究所、近代科学图书馆、满铁调查部上海分部、东亚经济研究所，以及各类学会和日本国民学校。

东亚同文书院创立于1901年，是以进行“中国学”研究为专务的高等间谍学府，1920年之前只招收日本学生，1939年书院升格为大学。书院先后培养约5000名学生，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长达40余年实地调查，大量考察报告成为日本对华决策的重要依据。1945年日本败降，东亚同文会被盟军司令部勒令解散，会长近卫文麿畏罪服毒自杀。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为其下属的间谍机构，被勒令关闭，在华人员遣返日本。

鉴于美国等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资助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日本深感对日本在华利益构成威胁，认为西方在华文化势力影响扩大，中国人必然亲西方而疏远日本。1931年，日本外务省“对支文化事业局”以退还庚子赔款，在上海法租界内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它以中国的自然资源作为研究对象，搜集中国各种资料为其侵略服务，成为在东北之外的重要的殖民科研机构。(16)梁波、陈凡、包国光主编：《科学技术社会史——帝国主义研究视阈中的科学技术》,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该研究所附设图书馆分设西文和东文书库，其所属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病理、卫生、细菌、药学、电机九个研究部室建有分馆。起初，藏书不多，1933年仅2.1万卷。战时，劫掠大量中国图书，1941年藏书达64000余册。此外，1937年3月，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还在上海市四川路设立近代科学图书馆，上崎孝之助为馆长。

如果说日本在华文化机构最初还披着“日支文化合作”外衣，那么，伴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便充当了文化侵略的先锋。为了有效地掠夺中国图书典籍，1937年12月，由军特务部主持成立了“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它由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的人员组成。此外，以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中心组成的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负责对南京、杭州等地学术标本的“扫荡”。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新城新藏带领文化特工，一路查封苏州、无锡、镇江、南京有价值的图书馆所。在南京参与劫收和整理的高级文化特工有：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上野太忠、福冈重德、西村舍也、梅田洁、外山八郎、菊地三芳；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大冢令三、大佐三四五、田中清、吉植司、原田四郎、青木实、查士元、徐炳南、津田六郎、与谢野麟；东亚同文书院的小竹文夫、福崎峰太郎、寺田仪三郎、大森毅橳、胜岛善次郎、原光次。另有东亚同文书院学生野田久太郎、稻野达郎、市村克考、山元静夫、松浦春男。1941年汪伪成立的文物保管委员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博物、图书、天文气象)的顾问和职员，也主要是由上述机构成员担任。(17)《文物保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汪伪国民政府机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033-100。菊地三芳还出任伪浙江省立图书馆、西湖博物馆馆长。1938年8月，新城新藏因腹泻病死于南京，日伪于1942年7月1日在南京鸡鸣寺伪中央博物专门委员会博物馆(原中央研究院旧址)3号馆前立碑纪念。(18)《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图书专门委员会工作报告》，汪伪国民政府机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033-65。

1942年4月，日方向汪伪政府强索南京图书，上海5家日本机构共获得30956册：兴亚院华中联络部6242册，满铁上海事务所5089册，东亚同文书院3685册，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7181册，东亚研究所上海支所8768册。(19)《分让复本图书》，汪伪国民政府机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033-201。不久，又有5家日本机构获得南京图书5803册，其中上海的“华中兴亚院资料调查所”获得经济、地质、社会类图书资料3494册。(20)《图书专门委员会第二次分让复本图书》，汪伪国民政府机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033-203。上海沦陷期间，日伪在原复旦大学校园开办上海大学，并在上海设立文物处理委员会。这两机构也分别获得南京图书22590册、16185册。(21)《图书专门委员会分让复本图书》，汪伪国民政府机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033-206。

1946年4月，中央图书馆奉教育部令接收东亚同文书院及近代科学图书馆图书，工作人员分组清点东亚同文书院之中日文图书、东亚同文书院之西文图书、近代科学图书馆之图书。同年9月，运至南京的图书“计中日文组232423册，西文组20281册，近代科学图书馆组28901册，合计由东亚同文书院接收252704册，各组合起总计281605册。”(22)《呈为报告清点图书工作结束事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624-73。不过，苏浙皖敌产局局长刘攻芸致函教育部指出，移交中央图书馆的近代科学图书馆图书应为30964册。(23)《国立中央图书馆接收图书博物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624-68。1946年9月30日，交通大学接管了东亚同文书院校产和部分图书。(24)《上海市教育复员工作报告(1945年9月—1946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613。

上海的和平博物馆设于上海乍浦路的东本愿寺内。抗战胜利后，日本僧侣被遣送回国，寺院由中国政府没收。1945年底，上海日侨尚有79286人。日侨遣返时，因古物及重要历史价值的图书禁止携带回国，“日侨管理处劝导日侨捐献文物，集中于此。汤恩伯将军因之成立一和平博物馆，后交与行政院，行政院又交与教育部。”(25)《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6年度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三编 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教育部遂于1946年9月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筹备处派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石璋如率队前往点验。鉴于文物丰富，多为上品，图书8万余册多系日文，于是石璋如曾两度写信给筹备主任李济，建议将和平博物馆改为中央博物院上海展览处，对外公开展览。由于李济参与中国代表团调查追索日本劫夺中国文物而无暇顾及，该建议未能实施。筹备处计接收书画、刃剑、佛像、瓷器等共5724件，加之于1946年11月29日所接收上海乍浦路水野洋行古物911件，于1947年11月19日由上海运抵南京。对此，当事人还有记载：“古物中如瓷器,佛像则精品较多。日本的各式军刀系和平博物馆的收藏中最为有价值。最终总计,由上海运回南京各项文物数量为瓷器47箱，接收水野洋行之古物、中文书籍6000册、字画1800件、军刀1500把、日本茶具等杂项15箱。(26)李在中：《朵云封事》，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193页。

1947年7月1日，京沪区代表办事处主任徐鸿宝向暨南大学校长代表孙心磐移交图书21563册，其中有“亚洲文会”与和平博物馆图书(主要是日文版)计11431册。(27)《国立暨南大学接收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区代表办事处图书清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2422。7月7日，东北大学校长代表肖万钧接受京沪区代表办事处分配图书33003册，其中和平博物馆之英文、日文书籍约4800册。(28)《国立东北大学接收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区代表办事处图书清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2424。此外，同济大学接收了日侨遗留的日文艺文书籍3000余册。

国防部保密局东方经济研究所接收了上海日本领事馆的图书档案资料、上海满铁事务所和日本工商会议所的经济类资料；日本领事馆的线装古籍，有《明实录》一套500册、《清实录》10册；亚洲文会图书19515册，以及和平博物馆部分图书。时任苏浙皖区敌产局“逆产组”组长的保密局少将邓葆光，负责从所接收的图书中挑选善本7万册，于1947年7月7日成立东方经济图书馆。1949年冬，邓葆光在香港秘密起义，他把已运至香港的东方经济图书馆的孤本善本古籍图书，送还给人民政府。

位于上海虎丘路的亚洲文会图书馆( Library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是英国传教士1931年设立的，系统收藏东方学著作。1930年代末，馆藏文献14万余册。日军占领后，在掠取之江文理学院等机构图书的同时，还将该馆部分图书劫运日本，1948年才得以从日本追还。(29)《教育部清理组驻沪图书仪器接运清理处接收日本交来占用中山大学等图书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1569。所接收之图书有的分配给文教机构，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汇聚于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1947年4月2日，国防部时政局派少将副处长蔡重江、上校科长刘焦林来敌产处接收图书，“计59麻袋14小木箱，共计书3632本”。

除和平博物馆日侨物品外，日侨个人图书被接收最多者当属于内山完造。1917年，内山完造在上海四川北路开设内山书店，经销中日文书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租界，原英、美等国的企事业被日军接管，内山完造奉命接管南京路160号的中美图书公司，于是该店就成了内山书店的分店。抗战结束后，南京路的内山书店分店由中美图书公司收回。1945年10月23日，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被作为敌产没收。1947年2月，内山从日本归国者那里购进部分书籍，开设了旧书店“一间书屋”。其间，国民政府成立了以贺耀祖为该协会理事长的亚东协会，着手准备与日本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协会留用部分日侨协助工作，内山完造也在其中。(30)[日]小泽正元著，赵宝智、吴德烈译：《内山完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54页。12月8日，内山突然被强制遣返归国，所在吴淞路义丰里164号的图书被苏浙皖区敌产局接收。1948年1月13日，贺耀祖致函敌产局，“日人内山完造留赠日文图书万余册，赠与亚东协会图书馆，请归还本会”。(31)《“接收敌伪文物审查委员会组织规程”及有关接收图书文物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583。而据内山回忆，“去年12月初，我被上海市政府警察局行政署日侨股监禁，随即被强制回国，那时还有大概两万册书在手。如何处理这些书我非常关心，因为大部分是朋友信赖我代他们出售的。”事实是，1948年5月30日，教育部令由中央图书馆接收内山完造所遗书籍，其中关于国防部的资料由国防部接管。(32)[日]内山完造著，杨晓钟等译：《上海下海：上海生活3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也有日侨不愿交出文物而私自藏匿，经举报而被查获。如，1946年9月，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电复教育部，关于日侨仓贯美男次所藏我国名贵古玩一案，已“准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函解仓贯美男次审讯”，并将查获陶瓷、书画207种266件于9月27日交由中央图书馆编纂屈万里押运至南京。(33)《国立中央图书馆接收敌伪藏书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624-77。

战后，上海市教育局接收上海日本工业学校、上海日本女子高等学校等日本学校20所。1946年10月7日，国立上海临时大学接管了日立厚生医学专科学校。上述学校的图书均未载入教育部接收统计。(34)《上海市教育局接收敌立之学校报告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813。

(二) 平津区的接收

近代以降，北平、天津是列强进行文化渗透主要地区之一。美国教会在北平开办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并用退还庚子赔款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为资助北平图书馆还成立了专门基金委员会。有鉴于欧美诸国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为强化对中国文化领域的控制，在北京组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近代科学图书馆等学术及研究机构。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特务调查机构(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调查所)、各类协会(东方文化协议会、中央亚细亚协会)在平津地区也搜集了不少图书资料。

1945年9月，中国陆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协调北平各方，成立了北平党政接收委员会，分组调查和接收敌伪资产。11月，接收工作遵令移交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1946年1月，敌产局将封存的图书古物交由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特派员办事处。办事处设在北海团城。教育部派遣的专家有：特派员沈兼士，副代表唐兰和傅振伦，助理代表王世襄。

自1946年2月3日至6月29日，办事处清理和发还被伪政权掠夺的图书40万册。对日本在北平机构的图书文物进行清点，属掠夺来的部分发还原主领回，自有部分则予以没收。接收和处理图书情形大致如下：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25年在北京成立。日本任命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等7位委员指导“中日文化提携”工作。(35)《东方文化事业的破灭：桥川时雄与北京》，《经济观察报》2019年5月26日，第38版。后期实际负责人为桥川时雄。战后接收时，人文科学图书馆作为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附设馆，自有书籍有中文书籍194876册、舆图碑拓本等5668件、续修四库提要33733篇。日本占领期间，该馆曾掠夺北平图书馆、北大、清华及各中学等处的社会主义和抗日书籍2874册、杂志3936册、教科书1396册、党义书1304册、政治学会西文书万余册，燕京大学图书馆中西杂志中文书647册、燕京学校汉文研究图书馆西文书20册。

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于1936年9月1日在北京东厂胡同设立，1938年6月在北平增设一分馆，首任代理馆长山室良三。该馆自有中英日文图书杂志4.4万种10万余册，掠取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及工业学院、天津第一通俗图书馆等处图书杂志3900册，掠取燕京大学图书馆中西文书211册，掠取燕京大学教授及美英侨民等私人图书杂志万余册，掠取清华大学图书多达6万余册。自1946年6月10日起，第二次发还近代科学图书馆掠取清华大学图书就有43256册。(36)《整理图书档案之工作报告》(1946年6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641。人文科学图书馆和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自有藏书，部分被北京大学图书馆接收，而部分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1949年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接存。(37)王一心：《东方文化图书馆始末述论》，《山东图书馆学刊》2017年第6期。

东亚文化协议会图书馆在翠花街3号，图书多为中日新出版之书籍，共2785册。战后因房舍移交北京大学，又经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外事处征用，故将书籍提存教育部平津特派员办事处。

1939年3月，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成立于北平，主官喜多诚一。该机构在华北地区主要从事收集、调查、刺探情报等间谍活动。战后，没收该调查所图书14827册。(38)《重订清理图书档案计划》(1946年4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641。出于扩张的需要，日本为研究中亚、满、蒙、西伯利亚地区政治、经济、自然、地理、国际关系，1942年在北平成立中央亚细亚协会，发行刊物《中央亚细亚》，其文库多有关于我国新疆的资料。战后，该协会图书资料由第十一战区长官部接存。南京的中央编译馆曾奉令接收日商古籍及“中央亚细亚协会”的日文、西文书籍一万余册。(39)《中央编译馆接收图书清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07-89。而军委会国防问题研究所接收了“综合调查研究所”的书籍，平津特派员办事处还接收了北平日本领事馆所掠夺的部分私人藏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掀起向中国移民的热潮。1943年2月，北平有日侨102087人，北平东单牌楼三条胡同还设有“日本居留民会图书馆”。战后，在北平就接收日本航空青年学校、日本商业学校、日本高等女校等13校。(40)《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关于接受北平日伪学校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633。

1945年12月起，北平日侨向指定地点集中等待遣返。鉴于众多图书散乱，日侨桑原羊二郎、桥川时雄等发起成立“日本图书保存会”，“专事收集日侨图书，庋藏东安门大街东兴楼。其后警备司令部征用东兴楼房舍，该日人等乃将书籍自动献与教育部接管。”该图书保存会收集日文图书41万册、西文图书1万册，另有中文图书若干。(41)《教育部平津特派员办公处整理图书档案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馆藏，5-1641。

日侨个人捐书最多者为桥川时雄，他捐出全部藏书19686册。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嘱托久下司捐献考古资料约2000件，近代科学图书馆编纂小谷晴亮捐献经史子集四部总计 139种1145册。

日侨对所遗图书态度不尽相同。如，“松崎文库”主人松崎鹤雄1945年9月5日便悄悄变卖自己藏书，近代图书馆就购得949种5495册。也有盗卖牟利者，如1945年8月下旬，日本领事馆将所存掠取自英美侨民西文图书一批移交近代科学图书馆保存，而该馆代理馆长井田实秘密出售给带经堂、环球书店。北平警方根据线索自环球书店查获323册。(42)《整理图书档案之工作报告》(1946年4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641。

据1946年底前统计，平津区敌产局交与北洋大学“遣送日俘侨案内书籍297册”，向北平图书馆移交所接收山中商会书籍80项、日本纺织业天津事务所书籍409册。日人山本四郎所存木石雕刻古物一批，由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指定交由敌产局所属市立美术馆保管。(43)《教育部南京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清点分类目录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1693。1948年2月16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兼代主任杭立武接收天津旧旭街三番地四户房产家具内敌遗古玩48件(计分佛像4件、各种瓷器44件)。(44)《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天津敌伪文物清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583。

1946年，天津市教育局奉令接收日立学校15所，如中日中学、吉野日本国民学校、三笠日本青年学校、大和日本国民学校、宫岛高等女子职业学校等。位于八里台的中日中学图书20236册、杂志45种，拨交南开中学复校使用，另有4所学校校产拨归南开大学。

1947年，接收天津的“日本图书馆”藏书8万余册。该图书馆1905年由天津租界日侨所建，面向日本居留民开放，是日本在华最早建造的图书馆。1942年，该馆成立军队管理图书整理委员会，参与日军从天津英租界所掠夺图书的接收和处理。该馆图书多系日文，现已成为天津图书馆日本文库的重要藏书。(45)中国图书馆年鉴编委会编：《中国图书馆年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1941年，日本人在天津大和公园建立“教育博物馆”，战后，因国民政府接收无序，致“藏品全部散佚”。

(三) 东北区的接收

日本投降时，原伪满东北行政区设有14 省(战后国民政府划为9省)，另有日本占据的大连、旅顺一带的“关东州”。由于长期经营，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和奴化教育机构有了很大发展。因其“日满不可分”的特殊关系，难以划分其文博教育机构“敌产”或“伪(逆)产”属性。如，满铁(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东北图书馆的发展中影响甚巨，于是有了满铁大连图书馆、满铁奉天图书馆、满铁盛京图书馆、满铁哈尔滨图书馆。40年间，满铁在东北开设图书馆20多座。而1938年成立的“满洲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则由日人一手操揽而成，其代表人处长(馆长)一度由总务厅次长岸信介兼任。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也均设有博物馆。1931-1945年，移民到东三省的日本人由20余万猛增到110万之多，还不包括30万日本军队。日本投降时，东北有高校36所，以及众多日立国民子女学校。(46)教育部统计处编：《收复区敌伪专科以上学校一览表》(1945年9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155。

东北接收情况较为复杂，能否顺利接受东北的敌产，是由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力量所决定的。一方面，苏联红军在日本宣布投降前便出兵东北，国民政府必须从苏军手中或征得苏军同意才能接收主权；另一方面，日本投降后，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便迅速进入东北。苏联因素影响和制约了国共之间接收和反接收的角逐。

1945年10月8日，在苏军支持下，中共接管大连，成立了市政府。(47)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占旅大40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2页。根据《雅尔塔协定》，苏军一直拥据旅大军港，并支持中共民主政权接管日本文化机构。如，苏军向中共移交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约40万册，苏军运走善本5000册及珍贵资料，1954年苏联列宁图书馆送还我国原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永乐大典》52册。旅顺图书馆以收藏有关“满蒙”关系及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史料著称，旅顺口区人民政府接管藏书5万余册。(48)刘春英、吴佩军、冯雅编著：《伪满洲国文艺大事记》，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1页。

1946年2月起，除旅大地区外，苏军陆续从东北撤出。国民党军队从辽宁葫芦岛登陆北上接收，1946年5月23日占领长春。

为接收东北敌伪文物，教育部成立了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该委员会以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为特派员，以徐诵明、周之凤、金毓黻等为委员。教育部曾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负责人李济等人帮助接收沈阳图书馆、博物馆。东北行营也派人前往哈尔滨等地查访，协助接收。(49)《国立中央图书馆接收图书馆博物馆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624-74。

1946年4月，沈阳图书馆(伪满中央图书馆奉天分馆)、博物馆(伪满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为东北敌伪资产统一接收委员会教育组接收，继由教育部东北区复员辅导委员会正式接收。沈阳图书馆“以僻处城内，未遭损失。”在伪满时期，该馆共计藏书184000余册。光复后，接收长春伪宫所藏善本，益以新购及受赠图书，总计共约39万余册。受赠图书中有辽宁其他地方所接收敌伪图书14763册。博物馆原有藏品37803件，1946年秋正式接收时，所余者仅得19470件。(50)《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复员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三编 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吉林省怀德县接收日文书籍8128册，交该县民众教育馆接管；桦甸县接收日文音乐图书22册。

长春 “满洲国立中央博物馆”成立于1941年，设自然科学部、人文科学部，科目有地质、动物、电气、植物、工学、考古、历史等。从收藏、陈列品看，当属自然科学博物馆，但也陈列日本神道之类的所谓文物。由藤山一雄实际掌管。“满洲国立中央图书馆”完竣于1942年，初不以藏书为目的，主要搜集和发行资料公报，但该馆一直未对外开放。两馆成立较晚，相对于沈阳的图书馆、博物馆，规模并不大，据史料记载：长春市接收图书50406册、古物2040件，交长春大学接管。(51)《各省市接收敌伪图书文物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1693。

“为振兴东方文化”，1933年9月，经日本文化事业部和东方文化学院策划，在长春成立“日满文化协会”，日方评议员17人，副会长冈部长景，常务理事内藤虎次郎，理事有水野晓梅、池内宏、羽田亨、白鸟仓吉等。虽经费和评议员日“满”双方各半，但实际为日本操控。战后东北当局接收“日满文化协会”书籍70717册。

1946年8月8日，松江省报告：“本省去年接收哈尔滨市吉林街曾有德国国际俱乐部一所，内附设图书馆藏书颇多，已于4月间被苏联及葡萄牙两国共同接收。又哈尔滨车站街原有伪滨江省博物馆一所，规模宏大，各种古物文献储藏丰富，并附设图书馆馆藏书约达5万册，本省曾派员叙项前往接收，均遭苏军拒绝，至其他各县市因未能接收，详情具报不明。”哈尔滨市府电复教育部：“哈市博物馆，经苏军占据将全部古物及标本运走，本府前在哈时，经派员接收，并调查运走物品，及调阅物品清册，均被拒绝，及苏军撤出后，仅余空房”。(52)《哈尔滨市政府电复哈尔滨博物馆古物及标本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1648。1947年2月6日，热河省教育厅报告：“本省承德等13县并无接收敌伪文物”。

1945年8月，苏军接管了满铁哈尔滨图书馆，委派一名苏联专家任馆长，直至1950年5月。苏军撤退后，图书馆由哈尔滨铁路总局总务处管理，1950年交与中国。

(四) 其他地区的接收

山东 “该省日侨管理处先后移交中文图书2797册、西文图书2131册、日文图书8260册、仪器3829件，分存该省各学校及各图书馆”。1947年11月，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指示：“山东省党部接收之前济南日本高等女子中学日文书籍7060册，准交由该省图书馆暂行保管；省党部所存由日领馆接收之日文书籍1800册，仰依照府院前颁‘凡属敌伪文物，均交由本部接管整理应用’之通令，设法收回。至昌乐、金乡所接收之文物，可交由该县民教馆暂行保管。”(53)《“接收敌伪文物审查委员会组织规程”及有关接收图书文物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583。1947年12月28日，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呈请山东省政府将没收的敌伪图书移交该馆保存。山东省图书馆现藏有日本败降时遗留的日文资料2.7万册，其中多数来源于山东省敌伪产业处理局济南办事处。(54)隋冬：《山东省图书馆藏旧日文资料溯源》，《枣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山东大学收到：东青岛区敌产处移交德国公会及德国学校图书3346册，青岛民言报社所接收敌《兴亚新报》之日文书籍231册，山东青岛区敌产处所接收云章拓会社图书一批。(55)《各省市接收敌伪图书文物情形一览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1693 。

河南 该省教育厅报告“德日侨未遗有任何图书文物”。

湖南 “未曾接收德日侨文物。”

绥远 接收图书1642册并8箱、地图14幅并4张，交由该省党政接收委员会接收。

湖北 大冶铁厂矿保管处接收日侨管理处所藏之图书仪器古物一批，经资源委员会饬交由武汉大学。湖北宜昌盐务分处办公处敌遗钢琴及古物122件，交湖北师范学院接管。汉口市接收波德楼德文书籍1213册，拨交由兰州大学接收。汉口市政府接收古玩134件、书籍1014册，汉口市府将日本书籍672册拨交市立图书馆。(56)《各省市接收敌伪图书文物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1693。

江苏 接收图书138册，交该省图书馆。江苏向以经济文化发达著称，而战后接收甚少，于是教育部“令饬各县市政府及省立各校馆详查具报”。

安徽 该省皖南党政接收委员会接收当涂马鞍山矿师日人江口质义私藏矿冶书籍7箱计161册，交拨该省立图书馆。

浙江 接收日侨东道直所遗劫藏古物39件，先由西湖博物馆暂管，后奉令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57)《各省市接收敌伪图书文物情形一览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1693。

台湾 日本侵占台湾长达50年之久。到1943年止，台湾岛内共建有大小图书馆95所，所遗敌产图书文物理应不少。然《各省市接收敌伪图书文物情形》显示，在台湾仅接收古物仪器3047件、图书69822册，交由该省民教馆、图书馆等机关接管。(58)《各省市接收敌伪图书文物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5-11693。该统计显然失之偏少。而据1947年10月台湾省教育厅报告，台湾省图书馆(原都督府图书馆)藏书262070册、省立台中图书馆34972册、新竹县立图书馆5613册、台中县立图书馆1259册、台北市立图书馆9892册、彰化市立图书馆10081册、台南市立图书馆26097册，共计图书352904 册，其中外国图书280532册。扣除台湾省图书馆1947年新购4388册，其余当属敌产无疑。(59)《台湾省教育厅报送该省图书馆实施概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第五辑 第三编 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此外，接收日立学校的图书文物也为数不少，如作为五所日立帝国大学之一的台北帝国大学，就有图书50余万册。

三、 接收图书文物工作简要评析

接收日本在华机构的图书文物，作为中国战时文化损失补偿之一部，是办理日本投降、结束战争事宜的应有之义。从一些机构的性质和功能来看，也应视为敌产予以没收。如上海的近代科学研究所在成立初也曾有中日合作的自然科学研究，北平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也曾着手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但由于中日对于开办目的有根本分歧，中方代表逐渐退出。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这些机构服从日本侵华的整体战略，从“纯粹学术研究”迅速向侵华工具转变，成为受兴亚院资助的文化侵略先锋。战时，日本在华文教机构或公开掠夺中国图书文物，或凭借日本在华强势地位而索取。除上文提及外，1942年9月伪满洲国立中央图书馆还迫使汪伪政权“分让”南京图书900册，又《清史稿》全套131册。1943年10月30日，台北帝国大学南方文化研究所也强索南京图书673册，又《清史稿》131册。(60)《图书专门委员会第二次分让复本图书卷》，汪伪国民政府机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033-144、2033-203。可见，所没收之敌产图书文物，其中为数不少是从中国掠取的，接收也属物归原主。

相较于某些日侨乘乱盗取、私自藏匿、伺机变卖，村川时雄、内山完造等日本侨民捐赠所遗图书，虽然限于规定无法带回日本，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但也属于捐献，是值得肯定的。

接收日敌图书文物，是战胜国当然的权利，是对日本发动侵略罪行的清算和惩戒，是张扬正义之举。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中国抗战时期巨大的文化损失，所接收的些许图书文物，无补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损失于万一。

接收图书文物的分配，客观上有利于战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如，中央图书馆1937年仅收藏中外文书刊18万册，战后统计损失大半，由于战后的接收和分配，总数达到100万册，成为与北平图书馆相媲美的中央级图书馆。各地接收的日侨所遗古物，一并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无疑增进了中央博物院的收藏。再如，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图书馆藏书10余万册，南迁北平时只剩6万多册，再迁陕西时运出近3万册，到陕西时只有2万册，1939年迁四川三台时全部书刊不足1.5万册。战后上海和平博物馆的图书分让，也是对其持久抗战的某种补偿。(61)孟国祥：《抗战时期中国教育和博物事业损失窥略》，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应该指出，本文所述多为案例的零星介绍，史料也是碎片化的，仅能从中窥其大概。缺乏系统而全面的统计，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乱局致无法进行有效接收和统计。东北大部省、市，关内河北省、山西省都无接收记录。

长春的图书馆、博物馆未能有效接收，接收当局则将责任推到“苏联军共产军暴民”身上。其实，对中共参与对图书“劫掠和焚毁”的指责，既没有理由也缺乏事实根据。国民政府和苏联签有《中苏友好条约》，苏联承诺将东北交由国民政府，苏军只能暗中支持中共。而当时中共在东北立足未稳，生存是第一要务，还须迟滞国民党军队北上，一时难以顾及图书文物。如果了解溥仪仓皇出逃长春而致许多珍贵字画古物散失民间，其损失原因概可想见，何况长春长达10个月无序状态。据负责接收的沈阳图书馆、博物馆馆长周之风回忆，其时，沈阳博物馆、图书馆为国民党军政部特派员所强占，“所有文物，虽然收藏于地下室和各大型文物库中，并行封闭，但却遭到国民党官兵的大肆劫掠和野蛮破坏，甚至被焚毁”“此前，关东军已在此存置物品，指为禁地；共产党军队来沈时，秋毫未犯；到国民党军队来了，就蛮不讲理，大肆破坏、盗窃，并且强占不去，阻挠接收，险些烧掉后大门”“东北军事长官部中将参议李绍兴，公然霸占日人黑田源次的大批中文刻本书和文物。”(62)周之风：《沈阳博、图两馆接收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暨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63版，第110页。供职于伪满的台湾人回忆，“很多(国军)接收委员将接收的东西放入自己的口袋内……还美其名为五子登科”“比较起来，共军的秩序较好，也较不会乱来。”(6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编辑委员会编：《日据时期台湾人的赴大陆经验》，《口述历史》第5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277页、第279页。

接收主体多元，也是未能进行全面统计的原因之一。虽然行政院要求图书文物接收归口于教育部，实际上，各系统自行其是。如中统、党部、三青团接收了敌伪文化机构(如出版局、报社、文化服务社)、各类协会；军统接收日使领馆、特务情报系统的图书资料；战区司令部乃至警备司令部也参与了接收；而在华日立教育机构，如上海、平津、南京等地的日本国民学校，则由省、市教育局接收。郑振铎当时就揭露上海接收的乱象，“满铁会社调查科所藏的书籍和文献资料是我们所久已注意着的，得到了‘党政接收委员会’的正式通知去接收时，却已为别个机关所捷足先登了。”(64)郑尔康编：《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47页。

掠夺日侨财物、中饱私囊之事也多有发生。在上海，“对日侨财产的掠夺，亦极为突出。总司令部高中级人员以及稽查处许多特务，根据可靠的线索，向富有的日侨勒索现金、古玩、字画……，彼去此来，使日侨穷于应付，夜不安枕。”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劫收方面，不甘落后于军统。汤恩伯还从日伪手中及日侨手中劫夺大批珍贵古董字画。据监护这一批文物珍品的宪兵连长透露，共有250多箱。”(65)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抗日战争 (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