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婷婷

（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1）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以来，中国致力于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包容、共赢、美丽”的和谐世界。该思想不仅有利于中国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加速迈进，也将促进世界各国加强协作，携手共创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因此，它将作为我国内政与外交的一个长期向导。该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传承与发展，也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为了深刻把握其未来指向，并强化国际社会对“在谋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这一价值观念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更广泛的传播，从全方位探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是十分必要的。

一、源自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科学性和实践性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恩格斯终身致力于探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旨在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在其中，人能够实现本质的复归，并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达成人的解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是推动世界向“自由人联合体”迈进的一大步。

1.“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归纳为三个依次递进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的“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共同体”是由社会性质的人组成的一个有着共同思想、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的组织，即社会，人在其中共同生存。社会始终是“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1]。这说明人与社会总是处在运动当中，作为主体的人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人在这个过程中本质发生异化，又不断克服异化，实现复归，使自己更加完善，从而社会也更加完善。马克思曾论述：“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

但是，对于原始社会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抽象共同体”，以及在马克思本身所处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中，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形成的“虚幻共同体”，马克思认为二者都不是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全面考察了人类社会随着分工的发展与所有制的转变而产生的不同历史阶段，由最初自然关系下的部落所有制到原始的公有制，再由封建社会的等级所有制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社会也由“抽象共同体”发展到“虚幻共同体”。在最初的自然关系下，部落、血缘姻亲等成为联系纽带，形成原始社会的“抽象共同体”，有很强的地域性，个人在其中只能依附于群体才能共同对抗自然环境的挑战，从而获得生存的保障，毫无自由可言；随着分工、私有制、阶级的产生，地域局限被打破，“抽象共同体”也因此过渡到“虚幻共同体”，人类社会历史也由地域史演进到世界史。“虚幻共同体”以市场经济为依托，人在其中完全受物的支配，广大的工人阶级自身也成为商品，遭受着极端的压榨与剥削。

因此，无论是在“抽象共同体”还是“虚幻共同体”中，广大人民群众都无法真正享有个人自由。个人与社会如果想要获得自由且全面的发展，势必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烈批判了国民经济学说维护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出只有通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即全人类的自由和全面解放、发展。“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3]75，在共产主义社会，即真正的共同体中，生产力和分工高度发达，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从事的劳动，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抽象共同体”或“虚幻共同体”，而是真正向“自由人联合体”迈进的过渡阶段，旨在进一步推动构建真正的共同体。

2.“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理论

人的本质受到哲学家的关注是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黑格尔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和绝对精神，他认为自然界的感觉物质都是精神异化的产物。费尔巴哈首创了“类本质”用以说明人的本质，类本质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中指理性、意志和心。既不同于黑格尔将人归结为抽象的绝对精神，又不同于费尔巴哈将人视作抽象的单一的存在物，马克思主义则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把握人的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并在其中考察了人的本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53也就是说，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在于能够自主生产、生活。正是通过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人不仅直接享受自然界现有的东西，而且改造自然，创造对象世界，因此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并且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整个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现实，相当于成了人的一部分，这就是人类的生活。而这样生成的社会则又在塑造着丰富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现实。因此，个体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也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解放与人的本质是人的发展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人的本质的复归，也就意味着人的解放，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表明人具有实践性与社会性，任何人类个体都不能够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只有立足于实践，坚持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才能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也就是说，只有构建真正的共同体，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进一步达成与社会的融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追求作为其制定策略的驱动力，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其核心宗旨和基本原则，以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其出发点，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自由与全面的发展作为其奋斗目标，以上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与人的解放理论的践行。

二、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中西合璧的理论成果，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样为人类命运共同思想的诞生提供了沃土。人类命运共同思想以人为本，无论是人与人和社会之间的相处还是人与自然的相处，抑或扩展到国与国的相处，都能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探寻到相应的“基因”。

1.人与人之“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这一理念最早出自《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认为，君子对待事情通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会虚伪附和，不过依然能与他人保持和谐融洽的氛围；而小人盲目与他人保持一致，实则却因利益相逐，并不寻求内在的真正和谐统一。可见，“和而不同”最初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提供了向导。晏子也曾这样比喻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这两个日常生活中普遍的例子说明，正像烹饪和奏乐，人与人的相处若一味地追求“同”，那么带来的将只会是单一、沉闷、死寂，这也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人与人之间尚且如此，国与国之间面对更大的文明冲突，则更要尊重差异，对多元化的观念和文化采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和措施，才能实现世界各类文明的共同繁荣。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人与人上升到国与国，为的是寻求世界各国内在的和谐统一，以和平的手段解决矛盾冲突。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下，该思想提倡承认并尊重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抛弃单边主义的霸权思维，力求彼此借鉴，协和共赢。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中指出：“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4]可见，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的理念，为解决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文明冲突贡献了智慧。

2.人与自然之“天人合一”

人作为理性的存在，除了构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与自然界也有着一种特殊的内在联系。“天人合一”生态哲学思想正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天”主要代表着自然界，其核心要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生态哲学认为，人与自然不是简单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一方面，自然界创造出一切生命，并为人类的生活、生产提供着原始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界是真正的创造主体。另一方面，“天人合一”也承认人是主体，人作为现实存在，通过实践改造自然，实现自然价值，可以说，人的社会就是人改造自然的作品。因此，人与自然互为主体。只有重视并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双向关系，担负起人对自然应尽的义务，才能夯实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的生态观与“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不谋而合，同样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倡导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遵循自然规律、有节制地向自然界索取，坚持绿色、低碳和可持续性发展。当今世界各国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自然环境问题也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唯有共同参与全球自然环境治理，才能共建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因此，“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思想同样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

3.国与国之“协和万邦”

中国自古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因而在上古时期已是邦族林立。为此，尧帝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即主张构建一个个人素质高尚、家族和睦、人民和谐相处、国家友好往来的“大同”世界。《礼记·礼运》大同章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5]，此乃“社会大同”。“协和万邦”还表达了对“世界大同”的向往。墨家学派曾言：“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是以天下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也就是说，国家之间一律平等，不倚强凌弱，作为大国，给世界带来的应是和平与机遇。

“协和万邦”强调“协”，意指“协助”“协作”，世界各国应在各方面互助互融。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大同理想，为它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奋力将“中国梦”与“世界梦”进行融合，惠及世界。孔子讲：“四海之内皆兄弟”，放之今天，“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以全球化的视野，将“中国梦”与沿线乃至全球所共同向往的美好未来相联系，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各个兄弟国家的经济发展，以求共同繁荣。尤其在当今的全球后疫情时代，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领军者，亟须进一步深入布局“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积极承担促进全球恢复生活秩序、复苏经济活力的重任。

另外，“协和万邦”强调“和”，表达了中国对战争和冲突的厌恶，赋予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内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在经历曲折之后愈加成熟，其中“和平”是主旋律。新中国成立之初，在1953年12月中印两国就西藏问题进行的谈判中，周恩来首次正式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6]的五项原则，自此，这五项外交原则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既维护了本国的主权和利益，也在国际社会引起热烈反响，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外交方针提供了新的思路。改革开放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展示了它的与时俱进性。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载入党代会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也更具有大国风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秉持合作共赢的方针，加强“政策、道路、贸易、货币和民心”的畅通，带动了国内国外经济的共同发展。从而逐步构建起了周边国家共同体、亚洲共同体。可见，中国矢志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公平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因此，“协和万邦”思想同时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协作与和平交往，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同样主张世界各国在和平的基础上往来，力求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精神并付诸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外交原则等皆是最好的体现。由此可见，“协和万邦”思想同样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三、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立足于当代国际社会的现实境遇，为新时代的中国乃至世界各国解决问题、战胜挑战和抓住机遇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新方案。“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立足于实践，不断为科学的经典理论注入新的时代元素，使之契合时代诉求，持续焕发生机，为人类社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提供价值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