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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翻译史上，如果说以个人名义最早翻译出版马恩列斯军事著作，不能不提到曹汀。曹汀，中国著名翻译家，曾任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翻译处处长、副部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是新中国翻译恩格斯军事著作的奠基人。抗日战争时期，曹汀开始翻译《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6 册，先后出版5 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与领导翻译了《列宁军事文选》（2卷本，约120 多万字，1959年）、《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3 卷本，约150 万字，1961年）、《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54 万字，1962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约33 万字，1972年）。此外，曹汀还翻译出版了《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军队军事科学》等，并撰写《难句译法商榷》《关于翻译标准的几个问题》等翻译专著。

一、奔赴延安，投身翻译

（一）奔赴延安。曹汀，原名大同，1911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太平县（今临汾市襄汾县西南汾城镇）曹家庄。其祖父有“儒商”的雅号；其父亲曹瑞蓝，在曹汀18 岁时患病早逝，家道已中落。曹汀的叔伯以及兄弟姊妹都受过高等教育，其伯父曹瑞芝为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堂妹曹素月是沈阳军区第202医院的妇科专家；另一堂妹曹素宾为著名的水利专家，是中国第一位水利工程专业毕业的女工程师。在这样的家庭氛围熏陶下，曹汀不仅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熟读中国古代文学，通晓诗词格律，苦练书法，在中学又接触到新式（西式）教育，开始学习英语。

1929年，18 岁的曹汀遇到了16 岁的毛掬，他们共同探索新生之路，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掬，原名毛凌云，1913年8月23日出生于山西省襄汾县南相李村。1929年从太原省立女子师范转入天津南开女中，时值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她开始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参加天津共产党外围组织开展的各种活动。南开女中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对她产生重要影响。1933年8月，她转入北平春明女中，改名毛掬。1934年8月，毛掬考上清华大学。而曹汀先在汉阳兵专学习，后转至山东济南求学，在得知毛掬考上清华大学后，曹汀又转入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读书，二人在北平相聚。曹汀加入毛掬的进步青年圈，接触到了更多的新思想。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毛掬参加“现代座谈会”（共产党当时在清华成立的两个公开性的革命组织之一），投入到抗日救亡秘密活动中。1935年7月，为躲避反动势力的搜捕，在其舅舅的帮助下，东渡日本。次年，曹汀到达日本与毛掬团聚。

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特别是“七七事变”后，许多进步青年把延安视为指引抗日救国的灯塔，纷纷奔向延安。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7年9月共产党将原红军联络处改为八路军驻陕（西安）办事处，位于西安市北新街七贤庄。其主要工作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陕甘宁边区和前方转送战争物资，同时也担任了输送进步青年到延安的任务。

1937年6月，毛掬毅然中断留学回国，寻找共产党。12月，毛掬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指引，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到达延安后，她先后在抗大教员训练队、马列学院学习和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队伍中的一名战士。

归国后的曹汀进入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学习。该大学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于1937年9月迁至西安后组建的。在太原失陷后迁往陕南，后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初，曹汀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并被选为分队长。该组织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成立于1936年2月，共有300 多人，36 个分队，总部在北京，后在天津、武汉、成都、广州、上海等地相继成立分部。曹汀受组织派遣，赴武汉“民先”总部从事宣传工作。1938年8月，曹汀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五大队学习。抗大的学员多是部队军政干部，也有一部分是全国各地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冒着生命危险，冲过层层封锁，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真理，探索民族解放道路的“追梦人”。1938年10月，曹汀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投身翻译工作。曹汀先是在中央军委编译处工作，后转至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主要是从事翻译、校对、编辑马克思、恩格斯的军事著作。

1938年，中央军委指示当时的编译处翻译恩格斯的军事文章，把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的学习当作军事干部必修的课目。中央军委编译处当时由曾涌泉处长领导，由抗大等单位调来几位懂俄文的同志从事苏联军事材料的翻译工作，并指定焦敏之翻译恩格斯的《军队》一文，后以“军队论”为题在延安出版。曹汀是1939年在中央军委编译处开始翻译恩格斯军事著作的。中央军委特别重视这项工作，由叶剑英参谋长亲自指导。

曹汀最早从德文翻译了《普法战争（1870—1871年）》一书，该书系由德国共产党员郝思从英文转译的，并附有他作的序，同时还节录了波尔·克海姆所著《对于1806～1807年德意志铁血爱国者的回忆》一书的恩格斯序文（即《波克罕〈纪念1806年至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书末附有恩格斯写给韦德梅叶尔的一封信。该书在延安出版后，叶剑英亲自找曹汀谈话，强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思想的重要性，并鼓励他全心全意把翻译工作做好，这对曹汀是一次极大的鞭策。曹汀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俄文，根据1936年苏联出版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翻译恩格斯的军事论文。当时由于初学俄文，水平有限，加之工具书也少，工作非常困难。虽有曾涌泉帮助其校对，但翻译中的错误还是很多。到1945年，他只完成了俄文译本的大部分，后由于参加其他军事材料的翻译，这一工作就中断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曹汀一直在中央军委翻译机构从事翻译和领导工作。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成立后，曹汀调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工作，先后担任处长、副部长。在1959年前，他因忙于苏军条令的翻译、校对、出版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补译《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为加强全军干部的军事理论学习，1959年中央军委正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军事著作编辑列为重点工作之一，这一任务由军事科学院承担，院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和副院长宋时轮亲自指导，并指示军事科学院不仅要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军事著作，而且还要编辑列宁和斯大林的军事著作。当时《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已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所以只有选编的任务，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军事著作则大部分没有译文，需要组织翻译。当时曹汀在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翻译处做领导工作，挑选了一些俄文素养较好的同志从事选编、翻译、校对工作，先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3 卷本）和《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1 卷），这一工作于1962年完成。1972年，为了适应全军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的需要，曹汀参加了军事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这部精选集的工作。该书着重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战争、军队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基本论述，约33 万余字，于1978年出版，后又在1962年版基础上加以扩充，选编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列宁军事文集》《斯大林军事文集》（7 卷本），供军队高级干部学习研究之用，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共5 卷。

二、独译5 卷本《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

曹汀在恩格斯军事著作翻译史上的学术地位，主要体现在他翻译出版5 卷本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此前，吴黎平在1930年翻译出版了《反杜林论》，焦敏之翻译了《军队论》等恩格斯的军事论文，但从翻译恩格斯军事文章的数量和专注度上，曹汀却是第一。曹汀翻译出版的5 卷本《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76.6 余万字，是根据苏联出版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翻译，计划分6 册出版，第5、第4、第6、第3、第1 卷分别于1950年、1951年、1952年、1955年、1957年先后出版，而第2 卷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出版。

曹汀翻译《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的经历要从抗日战争时期说起。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延安，随着战争和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用马列主义军事理论指导战争、指挥作战以及训练部队，在这一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开始组织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军事理论著作以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军事著作。因当时军事理论的学习材料匮乏，1938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成立了中央军委编译处，并交由从抗大等单位调来的曾涌泉、何思敬、曹汀、焦敏之等人专门负责翻译马列主义军事著作的工作。曹汀翻译恩格斯军事论文的工作由此开始。1939年初，焦敏之以俄文版为参考翻译了恩格斯的两篇军事著作《冲锋》和《军队论》（今译为《攻击》和《军队》），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数月后又发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同年底，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了《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由焦敏之译、曾涌泉校对），该选集包含了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步兵》《炮兵》等5 篇条目，作为“抗日战争参考丛书”系列的第4 种出版。

不久，焦敏之等人受命外调，留在中央军委编译处的曹汀接任这部分的翻译工作。此后，曹汀便开始了独立翻译恩格斯的军事论文。1940年，曹汀翻译完成的《新德意志帝国建设之际的暴力与经济》（今译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是恩格斯未完成的著作）出版；1941年，又翻译出版了《普法战争（1870—1871年）》，作为“抗日战争参考丛书”系列的第13 种和第16 种。曹汀开始翻译1936年苏联出版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2 卷集），因为初学俄文及其他方面因素限制，到1945年完成了俄文译本的大部分，后来由于参加到其他军事材料的翻译中，这项翻译工作便暂时中断。据曹汀回忆，何思敬和曾涌泉在此间的翻译过程中分别对他的德文和俄文翻译提供不少帮助，甚至还校对了翻译稿。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各种原因，曹汀翻译的这部书稿除《普法战争（1870—1871年）》外都没有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曹汀依旧在中央军委翻译机构从事翻译和领导工作。1959年前，他一直忙于翻译、校对、出版苏军的条令等工作，其间，他翻译出版了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编写的《曼纳林防线之摧毁》、赫鲁斯托夫编写的《战争》、普霍夫斯基编写的《军事科学军事艺术》、卡尔加洛夫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军队和军事科学》等苏联军事著作，百忙之中只能抽空对《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补译未完成的部分文章。1956年，苏联又新出版了一部《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曹汀从中又选译了一些文章加入到他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中文译本里，但主要还是整理延安时期未完成的译文旧稿。

曹汀翻译出版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共50 万余字，他认为其中有很多翻译上的错误，为此，他及时致信通知人民出版社停止再版。在曹汀看来，这些错误和缺陷在客观上是因为当时的参考材料缺乏、条件艰苦等因素，主观上也有自身语言功底不深、军事知识和各方面知识不够的问题，这是翻译没有和研究很好结合所得的沉痛教训。

后来，曹汀又参与领导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的选编工作。这个时候的条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大不相同，不仅有一支精干的翻译队伍，并且参考材料除俄文第2 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说明、题解和注释，以及中央编译局根据它翻译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的出版说明、题解和注释外，还有很多苏联选编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和丰富的工具书与参考材料。因此，无论是新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论文、信件，还是选编已有中文译文的著作，其翻译的准确度有了很大提升。另一方面，曹汀在领导翻译工作的基础上还加强了对马恩列斯军事思想、理论的研究，把文章分为军事理论（包括军事学术史和军事技术史等）、军事事件评论和信件三个部分，并添加了不少注释以助阅读。

曹汀认为，俄文版的马恩著作比其他语言版本的著作在忠于原文、准确和通畅方面要好很多，在版本选择和一些难句处理上都经过了仔细推敲，而且注释经过反复研究，是翻译研究原著的重要参考材料，但在对照原文后，曹汀仍发现了俄文版很多翻译错误，他希望在中国能重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三、翻译《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的历史意义

尽管曹汀翻译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就恩格斯军事论文的翻译工作而言，无论是个人翻译规模、从事此项工作的时间还是成果来看，具有奠基意义。

首先，这部论文选集翻译的时间早。延安时期是中国大量翻译出版马列主义军事著作的时期，在此之前仅有少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军事著作翻译出版。从1938年开始数年之内虽然国内翻译出版了10 多种包含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思想的著作，如1938年吴黎平、刘云（洛甫）翻译出版的《法兰西内战》，1939年郭和翻译的《巴黎公社》（即《法兰西内战》），1939年王右铭、柯柏年翻译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柯柏年1940年翻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即《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42年翻译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即《1848 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等等，但这些著作大部分都是论述政治、历史、经济等其他问题，只有部分内容中涉及军事问题，而又多是马克思的著作。而曹汀翻译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则完全是恩格斯的军事论文，是恩格斯直接对战争和军事形势所发表的文章，属军事专题论文。

其次，曹汀翻译的这部军事论文选集是恩格斯在军事方面的专门论述，他翻译的篇目最多、质量较好。该选集共76.6 余万字，几乎全靠曹汀一己之力完成，即便是在该书最后出版的1957年，也算得上是个人翻译恩格斯军事著作篇幅最长的，后来大多是集体翻译。同时，曹汀在翻译过程中对其选篇、编排、校订等方面也下了一番功夫。曹汀在篇目选择和前后排列上与俄文两个版本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有所区别。可以看出，他在翻译时不仅是依照原书，而且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译文在篇目的选取、前后排列上进行了重新调整，有的在俄文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文章，使得篇目更详尽和全面。比如在翻译《1848—1849年巴黎六月革命》时就加入了俄文两个版本均没有包括的篇目。这部著作选择的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恩格斯军事理论的全貌。在第6卷《普法战争》重新出版时，曹汀本着对译文质量负责的态度，参照俄文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内容对文章进行了重新校订。

再次，正确评价一部著作的价值，不应该仅以现在的眼光去研究，而是要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横向比较、纵向观察。1959年前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曹汀关于翻译问题所撰写的两本小册子，即《关于翻译标准的几个问题》和《难句译法商榷》，其中讲述了他关于译文标准以及如何达到标准的看法和俄译汉的翻译方法的研究心得。这是曹汀对数十年翻译工作的研究和总结。曹汀认为，翻译工作是一个跟随时代发展、完善的过程，之前的一些措辞、术语或者译法都是随着时代逐渐统一和规范的。由此再回头看这部新中国成立之前10 余年开始翻译的作品，再加上当时翻译条件和知识水平的影响，必然会像曹汀自己一样发现其中存在不少翻译错误，但即便如此，也丝毫不影响曹汀和本书在恩格斯军事著作翻译史上的奠基地位。曹汀选译的这些论文很有代表性，对恩格斯军事理论的阐释都很深刻，是恩格斯比较经典的论文。虽然在他大量翻译这些论文时并未及时出版，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大部分译著仍是首次翻译，这对中国翻译恩格斯的军事论文、研究和传播恩格斯的军事理论有着重大意义。

对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军事著作，曹汀有着深刻的体会和独到的见解。

首先，翻译经典著作要有一支精干的队伍，要发挥集体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曾在19世纪后半期对军事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写了许多论文。由于恩格斯分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军事著作绝大部分是他写的。这些著作有些是关于军事理论基本原理的论述，有些是关于军事学术史的专门论文，有些是对当时军事事件的评论。另外，在他通信中也有不少涉及这方面的书信。这些著作浩瀚繁多，有近二百万字。因而由一个人从事这些著作的翻译介绍工作，困难非常之大，这不仅需要极大的精力和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很深的语言修养，丰富的知识，尤其是军事知识。正如曹汀所言：“这总起来说，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那时主要由我一个人担负。困难之多是可以想见的。因此，对原著的理解和研究就受了很大的限制。……归根结底，这是翻译没有和研究很好结合所得的沉痛教训。”曹汀回忆道：1959年中央军委把编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军事著作选集的任务交给我们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们不仅有一支精干的俄文翻译队伍，具备了发挥集体力量的优越条件，而且除了俄文第2 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外，还有几种苏联选编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至于工具书和参考材料那较以前就丰富得多了。此外我们还有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可供选用，而且在工作中也得到了他们很多帮助。这就是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这个选本不仅在编辑上具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在翻译、校对、注释等方面更发挥了集体的力量，保证了应有的质量。

曹汀谈道：1972年精选的一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和目前广泛选编的五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也是依靠集体力量完成的。这里虽然主要的任务是编辑，只对极少数译文作了校正，但另一方面在翻译和研究相结合的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至于注释的问题，曹汀认为，俄译本的注释是花了很大精力和通过仔细研究的，绝大部分是正确的、适用的。但有些注释多少带有大国沙文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倾向，使用时应当注意。另外，为了便于中国读者还需要增加一部分必要的注释。总之，注释应以我为主，兼取各种译注的长处。

其次，要有科学和负责的态度。曹汀认为，不搞研究，就不能做到两个负责。什么是两个负责，这是他对研究在译校工作当中的直接作用的通俗解释。“搞翻译既要对原作者负责，又要对读者负责，对原作者所表述的意思要研究清楚，而得出的译文要让读者看得明白。一个搞外文的人不要以为手里一支笔，桌子上一本词典就能搞好翻译。”

马克思和恩格斯军事著作写作的时代背景复杂，涉及的知识面广、学理深，许多字段单从字面上看，很难断定其真实的含义，而要彻底搞清，就必须查阅大量的资料。1959年至1960年，曹汀在领导译编《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的时候，考虑到当时解放军高中级干部战争年代读书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里谈到的一些历史事件、地理环境、逸闻典故等知之不多，为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他组织编写了很多的注释。曹汀这套方法，不仅是在贯彻叶剑英研究与翻译相结合的指示，同时也是为军事科学院培养未来的翻译骨干。曹汀曾语重心长的对翻译的同志说：研究译校马克思恩格斯军事著作需要付出毕生精力。例如：《军队》是恩格斯的一个名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就已从俄译本转译成中文，当时在延安出版时曾取名《军队论》，但是恩格斯当时是用英文写作的，难免有转译错误的地方。由于受当时的条件限制，也不可能找到原文。1959年，在军事科学院筹划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的时候，曹汀曾想方设法试图找到英文原文，以便对延安时期的中译本进行校订，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仍未找到。在那之后的几十年中，曹汀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想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年逾古稀的曹汀托人从美国设法找到了英文原文，他不顾重病缠身，逐字逐句对之前的俄译本转译过来的中译本进行了校订，改正了许多转译中的错误，从而大大提高了译文的质量。此外，他还对一些费解的词句作了注释，以便于阅读。1986年9月10日，根据军事科学院领导的指示，军事科学院计划组织部将曹汀重新校订的恩格斯这篇名著的中译本印发全院研究人员阅读。军事科学院在中译本前面写道：《军队》是恩格斯的一篇著名军事论著。曹汀离休后，不顾年高有病，目力衰弱，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对这篇名著的译文重新进行了校订。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发挥余热继续为军事科学研究做贡献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