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毅

贵州省黔南州广播电视大学，贵州 黔南 522701

对于刑法解释而言，其作用是对刑事法律条文的补充说明，为了使抽象、复杂的法律条文更适用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如果对刑法解释不加以规范，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危害，比如，刑事立法的权威性下降、对于一般刑事案件的中从旧兼从轻原则无法体现，还会导致其他刑法解释与立法权之间的其他矛盾，因此，规避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十分重要。

一、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的危害

（一）刑法解释

形式法律条文的复杂性决定了刑法解释的多样性，现阶段，刑法解释的分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按照其解释的效力分类，有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立法解释，相对应的是由立法机关对其做出的解释，在中国，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相关刑法的含义做出的解释；而学理解释，实质上是一种无权的解释，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按照解释的方法分类，还有文理解释和伦理解释的区别，顾名思义，文理解释就是对法律条文字面上的解释，由于语言表达在法律条文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语句环境下起着不同的作用，为了统一其标准，也创设了许多专业的术语，但是，这些专业术语能够运用的环境相对较少，在法律条文中也不可能满篇都是专业术语，因此，伦理解释的方法应运而生了。伦理解释不同于侧重字面意思的文理解释，在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时，更侧重于逻辑解释，因此，伦理解释又分为当然解释、扩张解释和限制解释。在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的现象中，无论是立法、司法、学理解释、还是文理、伦理解释，各类解释交错其中，构成了较为复杂和严重的现象。

（二）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的危害

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的危害极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由于刑法解释数量增加，对于形式立法本身的权威性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就刑法解释中的立法解释而言，原本是立法机关设置的关于补充立法权的解释，但是就现状而言，刑法立法解释的数量逐渐上升，且频率较高，在无形中，就将刑法立法与刑法立法解释的相关作用、概念相混淆，甚至出现刑法立法空置的现象[1]。

其次是刑事解释中立法解释和刑法立法本身产生了矛盾，出现了立法解释凌驾于立法本身的现象。在现实相关法案中，对于其涉及到的相关法律问题，有些案例可以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立法配合解决。但是，在权力行使过程中要注意，立法权是主体，而立法解释是对于立法权的补充说明。因而，当出现刑法立法中概念不明确、模糊的现象时，立法本身没有新的规定的情况，此时的刑法立法解释已经没有了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使用刑法解释去解决问题，就是将刑法立法解释凌驾于刑法立法之上，甚至在无形中导致削弱刑法立法权的现象[2]。

削弱刑法立法权的现象，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治安问题，在法律范围上可以体现在对人权和社会的保护机制上。刑法不同于其他法律，能构成刑事案件的犯罪主体，对于社会和他人的危害是相对较大的，因此，刑法是具有理性和严厉性的，但同时，在解决实际的刑事案件时，仍要遵循从旧兼从轻的原则，这也是法律对人权保障的一种体现。而现存的现象就是在刑法的解释中，通过对法律条文的过度夸大、过分扩张的解释来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情况将刑法的处罚力度加深、甚至刑法的范围也扩大，但是也能激发社会和人权保障的矛盾，对于社会治安的维护是不利的，对于法律公平公正的体现也是不利的[3]。

二、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的规避

（一）正确认识刑法解释和刑事立法

针对上述情况，要想阻止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的现象，首先就是要正确认识刑法解释和刑事立法的关系，刑法解释在解释刑法时，如在进行文理解释时，要对刑法条例中的字词准确的解释，但不能拘泥于字面，更不能紧抠字眼、以偏概全，要遵循、尊重刑法条例本身的含义进行解释。如在进行当然解释和扩张解释时，要以事实或文本为主体，利用当然解释时，要界定清楚在实际情况中各事实发生情况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内容清晰、逻辑递进关系明确，才能用当然解释的方法；在使用扩张解释时，是非常容易出现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的情况的，对于扩张解释本身，就是要将刑法的含义扩大范围，在扩大的过程中，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如扩张解释内容的范围要合法，要基于立法本身，遵循立法精神。例如《刑法》中，关于非法查阅他人信件的条例，在字面意思上讲，信件主要是通讯往来的书信，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书信已经很少了，因此，此时书信表达的含义就不仅仅是书信，还可以包括现代社会中常见的短信、邮件、聊天记录等，这个情况就是合理应用扩张解释。其次，要正确看待法律解释者与法律条例的关系，在中国，刑法解释者在进行各类刑法解释时，除了遵循各类如公平公正、谦抑性等原则之外，在进行任何刑法解释时，都要慎重，就每一个刑法解释创造及使用的过程而言，刑法解释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4]。

（二）确保立法时效性

刑法解释是使刑法更加规范、合理而存在的，而近年来刑法解释的数量激增，在另一个方面反应了刑法立法时效性不够的问题，因此，要规避刑法解释对刑法刑事立法危害，就要确保刑事立法的时效性。首先，刑事立法的时效性体现在刑法修改的滞后性上，刑法解释之所以数量多，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刑事解释的增加和修改更加方便、快速，而刑事立法本身相对滞后，这就为刑法解释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更有甚者夸大、扩张刑法解释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所以，立法要根据时代变化可以适时增加修改，以确保刑事立法的时效性。当然，在修改立法的过程中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立足实践，不能随意、滥改立法。刑事立法的时效性也体现在“旧兼从轻”的原则上，也就是说，对于犯罪者曾经的行为，不能用现在的法律去判断，当然，基于人权保护的原则，新法的出现对于被告人更加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利用这一点。然而，在现阶段，关于刑法解释中，确实是有溯及既往的现象的，而这种行为并不妥当，如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会将现有的法律解释套用在了当时犯罪者的行为上，对于犯罪者是不公平的，这其实是刑事立法解释对刑事立法的一种损害，也违背了刑事立法的原则。因此，要确保立法的时效性，这是对刑法立法本身的提升，也是对刑法解释中对于刑事立法相关原则的遵守。

（三）构建撤销、避免机制

最后，还应该加强对刑法解释的监督，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刑法解释未出现之前，就要加以监督，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以避免或减少不合理的刑法解释的出现。第二是对已经出现的刑法解释中的不合理现象，对刑事立法产生僭越的现象要加以整顿，以使这种不合理现象消失。在进行对僭越立法的刑法解释进行撤销时，要严格按照国家宪法及有关规定，严格遵守撤销程序流程。如要避免不合理的刑法解释，首先，在立法的过程中，尤其是《立法权》中有关刑法解释的法律条文要细化，并制定严格的标准，明确刑事立法与刑法解释的界限；其次要加大对刑法解释检验标准的监督，如刑法解释是否超出了有关标准，是否立足于实践等。综上，刑法解释僭越立法的撤销、避免机制，对于防止刑法解释僭越立法的情况有着重大意义。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正、合理的刑法解释和刑事立法相配合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而僭越刑事立法的刑法解释，无论是对刑事立法的权威上、人权的保护上、还是对整个社会来讲都具有较大的危害，因此，必须树立对刑法解释和刑事立法的正确认识，保障立法时效性，建立相关的撤销、避免机制，以达到规避刑法解释僭越立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