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义乾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大众传媒作为新型媒介，有着传播速度快、信息容量大、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少数民族文学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对其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大众传媒如何在主导少数民族文学建构，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自信心是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大众传媒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

（一）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兴起

广义的少数民族文学意指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指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人民用本民族的语言创作的展现该民族文化生活的口头文学形式。而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指的是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创作的本民族文学。大众传媒主要分为两大类：以书刊报纸为主的印刷类和广播、电视、网络为主的电子类。大众传媒在文化传播普及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学是社会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也深受大众传媒的影响。作家是文学作品的生产者。五四文化运动以来，作家们以报纸和书刊为阵地，发表大量文章，涌现了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其中一些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家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读者熟知的满族作家老舍、端木蕻良，湘西作家沈从文等。建国以后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媒介在传统纸质媒介的基础上，广播、电视逐渐普及，新成长起来的作家如阿来、张承志、玛拉沁夫、豁达等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力量。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其技术优势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引导着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是创作者。今天的少数民族作家们利用新媒体技术优势，创作了大量作品。

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恩施文学成绩骄人。出现了恩施州内各地域的文学作家群，如杨秀武、邓斌、吕金华为代表的“红土作家群”，以何泽勋为代表的“利川诗人群”，以谭功才、杨昌祥为代表的“中山建始作家群”等。

（二）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数量众多

大众传媒为作家发表作品提供平台。一批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异军突起，创作一系列优秀作品。上世纪的老舍因发在《半月刊》发表《骆驼祥子》而名声大噪。从乡下走出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陆续发表一系列如《边城》、《月下小景》清新淳朴的佳作，端木蕻良创作的《鸶鹭湖的忧郁》，对中国近当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建国以后，少数民族作家代表作品层出不穷。如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张承志的《黑骏马》，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更是获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国家更是出台一系列奖励性措施，如设立少数民族文学国家级最高奖项——骏马奖。维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时间悄悄的嘴脸》、蒙古族作家乌·宝音乌力吉的《信仰树》（蒙古文）、恩施籍作家叶梅的《五月飞蛾》、李传锋的《白虎寨》、杨秀武的《巴国俪歌》等都赢得了民族文学最高声誉。为使少数民族文学能经久不衰传承下去，中国作协进行了文学作品收集工作，编辑出版《建国六十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等。这些作品的出版，使读者能够更深入了解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与传承。

（三）针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兴起

文学批评，是与文学相伴而生的一门学问，两者的历史差不多一样久远，几乎贯穿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几个完整的阶段。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是一样。新世纪之前，少数民族文学及其批评，多数时候其实仅仅作为文学的“特色”而存在，主要依附于民族人类学、民族社会学、神话学以及相关传说和文献，其文学及其批评话语方式、价值诉求等，也就不可能像今天这么丰富而过剩。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民族学学科的热闹和各级各类民族学课题项目数量的增多，少数民族文学及其批评研究，自然也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批评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2017年、2018、2019年分别在湖南和广西举行少数民族文学年会，来自全国各地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或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文艺工作者共同探讨新时代下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实际需求，对接学术发展前沿，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健康繁荣地发展。

二、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学认同原因

（一）大众消费群体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同

大众消费，就是大众在各种外在及内在诱因的影响下做出的消费决断在整个群体的宏观体现。大众消费的范畴不仅局限于购买适于人类生存的衣食住行方面，同样也涉及精神生活。文学艺术是文化的分支，文化又属精神生活的范畴。人类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性，民族国家的民族性又造成国家内部的文化冲突和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我国是一个拥有多民族类型的国家，在历经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和演绎历程中，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同舟共济、互相依存，两者在相互影响下产生了各自大放异彩的文化。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媒（包括机械传媒和电子传媒）为手段，既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内容，也被来自民间的普通民众所拥有或享用，更以文化工业生产为特征，具有消费性、大众性、享乐性等特点。以现代传媒为标志的大众文化，不论是电台、电影、电视等老媒体，还是以网络、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媒体，都可以使民族间文化密切交流。新媒体时代，网络把不同地域的人们联系起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由单一的自我认同逐渐转变为大众认同。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含价值被更多人挖掘，被大众群体所接受。

（二）少数民族文学产业链的出现

少数民族文学根植于中国大地的土壤，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点，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它具有深度开发的潜力，因此，少数民族文学产业链已经出现。以北朝民歌《木兰辞》为例，它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可转化性，既有灵活的创新和与改编空间，又符合受众审美，传递正能量的社会价值。《木兰辞》讲述的是女子替父从军，报效国家的故事，内容丰富，适合改编创作，同时文本展现了花木兰英勇无畏、善良大义的优秀品格。在大众传媒的依托下，形成了关于花木兰这一形象各种书籍、影视作品。

文学产业链的形成也离不开受众群体的数量。读者接受作品情感与价值观的设定，最终获得他们长久的忠诚度，促动消费行为的产生。产业链在开发过程中，读者会转移至其它的产品形态。在新的作品推出之际，就迅速抓住他们的眼球。《木兰辞》是中学一个版本语文教材的必修课文，对于大众来说，可谓是耳熟能详，在如今这个提倡正能量年代，读者喜爱花木兰这一形象，迪士尼公司出品的花木兰动画，不仅在中国更在西方掀起花木兰热潮，花木兰这一动画形象深入人心。文学产业链的形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带来新契机，未来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会更加明朗。

（三）国家政策推进

自从党的十八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少数民族文学进一步受到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在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作协从2013年开始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就少数民族文学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扶持出版、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少数民族作家重点作品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训、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翻译出版扶持项目、《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丛书编辑出版项目等项目均取得阶段性成果。近几年，中国作协每年都举办专题性的少数民族文学论坛，围绕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如前文中所提到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年会，每年都会举办，共同探讨少数民族文学成果。

三、大众传媒下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困境

（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文学素养低下

少数民族文学相比于汉族文学，发展极不平衡。作家与文学精品产出之间是有必然联系。论人才质量高低强调的是人的综合素质，一般观念认为，人素质强的创造力一定强，二者之间是成正相关关系。据此，从创作主体出发，少数民族作家创作队伍整体素质进行思考，不难发现，素质高低与否，除了先天生理条件，也和后天学习、经历、实践等密不可分。大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相比于汉族作家由于其地域限制，受教育程度、经济条件等较为落后，但依然有例如满族大家老舍、湘西作家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大家。他们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同样也具有高尚的爱国革命情怀。一代文豪的出现，需要有过人的文学才气，更需要投身于社会大实践和博大精深的历史教养和坚韧、高尚的意志品质。

当今时代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素质，特别是中青年一代，素质是较高的，当然这种较高是相对的，他们可能对博大精深的文化有自身的感悟，但是不敢断定他们是否真正理解古今中外文化精髓。事实同样证明，今天少数民族作家群体有一部分人素质确实不高，以恩施地区为例，有的作家，作品倒是发了不少，始终没推出精品，长期在低水平徘徊。追根溯源，还是因为自身文化底蕴不足，缺乏文学基本知识储备；同时，也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缺少创作灵感。也有作者倾尽一身全力，写出一部较好的作品以后，就江郎才尽。即使后来有作品问世，也缺乏艺术思想性。同样，也是缺乏充分的创作准备，在知识、情感、写作技巧投入产出之后，没有及时充电所致。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素质低下，有一个共同原因就是地域所限，很少吸纳外部文化，思维僵化，赶不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满足不了受众审美需求。

（二）优质作品数量少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数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样，以汉族为代表的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少数民族文化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很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民族文化色彩已经逐步淡化，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众很难接受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形式，例如说语言问题，中国的少数民族有其本民族自身的语言文字，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学，是通过本民族文字传承，阅读困难。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才会刻意模仿汉族作家写作风格。作品汉化，凸显本民族文化色彩的文学作品就少。少数民族文学的精髓在于坚持民族文化的重塑和渗透，作品要体现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恩施籍作家叶梅所著的小说《最后的土司》《撒忧的龙船河》《黑蓼竹》，借用大量民俗衬托诗歌，为歌谣的生发和人物情节的发展提供土壤。民歌，是土家人最熟悉的表达情感的方式，叶梅巧妙地在情节的推动中穿插民歌，为民族文学的写作提供了新思路。

少数民族文学根植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土壤上，但是文学作品艺术性不够，主要体现在表象和内涵的关系上。大多数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比较重视表象的叙述，很少向事物的深刻探求。描写本民族自身的文化，一般仅从民俗故事，和人情百态的外在形态描写，忽视历史感的发掘。塑造人物，注重人物的行为和情感，缺少对于人物心灵的剖析描写情节，缺少对于事物意义的思考。表象化的作品就没有大格局，禁不起反复研磨细读。

（三）少数民族文学传播困境

56 个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每个民族创造本民族自己的文字，这对于文学传播有很大的影响。前文中提到，中国主要人口是汉族人口，因此，传播需要用汉语传播给更多的人，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向前发展尤为重要。在如今新媒体运营环境下尤为重要。语言不通对于民族文学传播会产生更大的翻译和制作信息的成本，对民族文学传播有很多限制，不能完整地把少数民族文学展现给更多的人。以藏语汉译作品为例，虽然数量可观，但其审美价值却参差不齐，有的与原作差距明显，在情感力度和风格把握是不够的。所以，为了更好更快地传播民族文学，在语言沟通上，需要普及汉语言，这样可以更加地深入民族文学的研究。

在新媒体环境下，民族文化传播越来越趋向于用旅游业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传播，增强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在商业经济的诱惑下，少数民族文学原本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底蕴变得少之又少，缺少了原本少数民族文化质朴纯真的味道。比如，现如今的湘西凤凰古城，被过度开发之后，与其他地区的景点网红城市并无二致，以至于丧失了它原本的民族文化特色。而且经过新媒体的传播之后，有些少数民族文学会被再次加工，就会变得不严肃，缺少民族认同感，变得娱乐化。使得少数民族同胞在接受到这样的民族文化时，很难产生认同感，使得民族文学传播的处境变得越发的艰难。

四、大众传媒下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展望

在如今社会环境大背景下，大众传媒始终要做到坚持主流文化大方向，坚持多元文化观的发展思路，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方向亦是如此

（一）作家提升自身建设

马克思曾把人类历史说成是“自然向人生成”的历史， 这一方面意味着个人生存的自然条件不断被人化了的文化条件所代替，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民族的单一文化背景不断被国际文化背景所代替。文艺创作要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单一文化背景，必须要走创新之路。早在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文学活动创作的四要素中（世界、作者、读者、作品），习总书记特别强调作者要素的作用。这要求作者们要加强文艺理论知识的学习，全面提高作家本人的素质，修炼自身品格。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刻，我们要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挑战，迎接综合国力的竞争。要跟上历史不断前进的步伐，我们就要时刻警醒自身，提高自己，超越自己。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努力学习、研究、实践，学习古今中外的文学，从中吸取经验、创作思想、技巧，坚持不懈地积累，完成升华蜕变。

（二）制度层面扶持

我国有55 个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作家有义务有责任为中华民族文化繁荣作出贡献。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较为偏远的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文明生态发育水平较低，能用汉语书写，已是不易。但是想表达观念、抒发情感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应建立一套新时期对少数民族文学帮扶的长效机制。在我国，少数民族接受到的大众媒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面向所有社会成员的主要媒介；另一类是以少数民族语言为载体的或针对少数民族对象的媒介。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少数民族文学发表的刊物和文学批评活动日益增多。广播电视方面，新时期，国家对少数民族广播电视事业给予大力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广播电视覆盖率有了很大提高，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电台、电视台都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播送的节目。但是20 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逐渐从这一社会领域退出，。在这一过程中，之前由国家支持建立起来的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载体或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对象的媒介由于缺乏后续的资金、技术支持，大多难于维系。在电视广播方面，民族语节目也呈现出萎缩的状况。针对这种情况，新时期，党和政府提出，设立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专项经费，用于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和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创作培训、文学交流、深入生活、重点作品扶持、作品评论、新人培养等；利用各省作家协会和全国高校的力量，每年举办一至两期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全面提升少数民族作者的创作水平和理论素质；鼓励少数民族作家用本民族母语进行文学创作，并给予相应的创作及出版扶持。

（三）加强媒体融合渠道

媒体融合，最早由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提出，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浦尔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它产生的背景是数字媒体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形态。从市场、受众的角度看，传统媒体例如报纸、期刊的生存状态每况愈下，读者大面积流失、广告收入低，传统媒体已经进入寒冬。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出版发行主要依靠发行期刊、报纸等纸质文本，这无疑会桎梏民族文学的传播。顺应时代潮流，就必须走上媒体融合渠道之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对于媒体融合提出了指导意见，强调要建设成几家有公信力的新兴媒体集团。这为今后少数民族文学传播指明了方向。民族文学受众不广，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等客户端建立公众号，官方微博会大大加强文学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打破地域限制。除此之外，利用网络公众平台，可以加强与用户之间的互动，顺应受众需求与如今受众碎片化阅读特点相适应，抓住年轻受众，打开新的受众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