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193名流浪乞讨人员落户天津”的消息登上热搜，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作为全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天津一次性为193位滞留受助人员落户，走在了各地前面，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关信平认为，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民生兜底保障方面“不落一人、不留死角”的决心。

“不光没有名字，连年龄都是估算出来的”

9岁的祝酉晴在这次落户人员中年纪最小，也是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姓名。

为了让这193名流浪乞讨人员能顺利落户，天津市各级救助站为其中的“无名氏”取名：来自滨海新区救助站的姓“党”、宁河区救助站的就姓“宁”，而更多来自天津市救助站的滞留受助人员，则和祝酉晴一道都成了“祝家人”。

天津市救助站未成年人保护科科长田志国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祝酉晴被派出所送来那天，是2017年11月22日。当时，有市民报案称在金街劝业场附近，发现一个流浪的小女孩。

“她穿得脏兮兮的，不会说话，只是‘嗯嗯啊啊地叫，一见到生人就往后躲。”经医生鉴定，她被诊断为智力障碍。

“这孩子不光没有名字，连年龄都是通过测量骨龄估算出来的，她身上没有任何寻亲找家的线索。公安机关帮她进行了人脸识别比对，也在打拐网站上进行过比对，没有查找到任何信息。”田志国回忆说。

这些落户天津的流浪乞讨人员，虽然人生经历不同、各有各的不幸，但大多像祝酉晴一样身心并不健全，有的人患有智力障碍、阿尔兹海默症、精神疾病，有的人则身体残疾，无法给出自己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等有效信息。

为最边缘人群“兜底”

面对“一次给这么多乞讨人员落户，是否会对这类人员造成误导、增加地方财政压力”等舆论关切的问题，天津市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处处长王英梅和同事们算了一笔账：天津市每年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约7000人次，多为临时遇困、走失和被遗弃的，绝大多数人经救助后及时返回家中，剩下大概有600人左右，因为智力障碍、精神疾病、残疾等原因无法表述身份信息。

对于这600余人，天津市民政部门启动5+1寻亲模式，借助民政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助寻亲网、新媒体客户端、微信公众号、传统报刊等多元化立体寻亲，并报请公安部门进行DNA比对、人脸识别比对。近三年来，天津市流浪乞讨人员寻亲找家率在98%以上，处于全国较高水平。

“这193名长期滞留人员，是天津28年来积累下来的总数，按照我们目前的找家率，今后每年滞留人员应该仅为个位数。”

长期研究社会保障政策的关信平，也肯定了天津市的做法：“为困难群众提供保障，政府肯定要投入一定的财政资源，但这是该花的钱。政府为极少数有特殊困难的人在当地落户，是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兜底保障，不会给地方财政和市民生活带来影响。”

“他来救助站的时间比我的‘工龄都长”

这次落户人员中年纪最大的李占山，今年已经94岁了。3年前刚被送到救助站时，他还可以说出来自己的年龄和姓名。在外流浪多年，他已想不起自己的家在哪里。随后体检发现有异常的精神举动，初步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症。

滞留时间最长的边尔武，是天津市救助站1992年编号第25个被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当时的工作人员以这个编号谐音，为他起了这个名字。

这个目不识丁的聋哑人，28年来没提供任何关于家庭的有效信息。“他来救助站的时间比我的‘工龄都长，以后等他老了，可以转到养老院去。”天津市救助站安置教育科科长王鹏说。

与边尔武一样，这193名滞留受助人员落户后，都将拥有天津市民身份，而这只是这项工作的一环。

更为重要的，接下来他们将被纳入相应的保障体系，符合条件者可以享受天津市孤儿、特困人员供养保障、医疗保险、大病救助等;像边尔武这样的残疾人，还可以享受残疾人的相关保障政策。而这次和祝酉晴一起落户的24位未成年受助者，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今后他們也能按照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上课。

“这些落户人员，我们会分批次逐步转入公办社会福利机构、定点医院等安置场所，予以集中供养、医疗救治，实施老人、孩子、残疾人分类照料，使他们得到更为专业的照护。”王英梅说。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