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

程正民先生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丛书新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丛书由六大本专著构成，洋洋两百余万言，捧在手里沉甸甸的，拜读之后更觉得心里踏实。因为笔者由此感觉到，我国的俄国文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三个不平衡现象似乎开始被扭转了。

一

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仰仗对俄苏文论资源的模仿和借鉴、吸收和消化。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论具有世界性意义，“对中国的文艺批评和文艺运动也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1];马克思主义文论进入中国，也大多是取道苏联的，正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苏联时期的马列文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等为核心内容的苏联文艺学，更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获得了“教科书般的”地位和影响;甚至连“文艺学”这个用以指称一个学科的概念，我们也是从俄文借用过来的。^[2]很难想象，没有对俄苏文艺学资源的全面把握，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大厦如何能在短时间内拔地而起。

然而，大约自改革开放时期起，随着西方文论洪水般涌入中国，俄苏文论顿时成为被冷落的对象。一时间，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接受美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身份认同等理论在我国得到广泛的捧读和推崇，而一切源自俄苏的文艺学遗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和嫌弃。应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中，对俄苏文论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打破中国文论界僵化范式的初衷和冲动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这是促使中国文论界尽早解放思想的积极举动之组成部分，自有其历史逻辑和合理性。但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过去40年的当下，我们仍在西方文论和俄苏文论之间选边站，就是不合时宜的了。因为，首先，无论是研究俄苏文论还是研究西方文论，我们都是中国学者，都应该对两种（以及更多种）外国文论资源兼收并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国文论界，研究西方文论的学者和研究俄苏文论的学者似乎形成两大阵营，各人自扫门前雪，甚至不时出现对立情绪。最近三四十年间，西方文论研究在我国的外国文论译介和研究中是占据上风的，研究西方文论的人于是便对包括俄苏文论在内的“另类”外来资源持某种居高临下姿态，甚至指手画脚。而研究俄苏文论的学者则颇感委屈，甚至往往对西方文论持某种排斥立场，以此作为一种情绪化的抗议举动。其实，在中国文论界对外开放的历史使命初步完成之后，在西方文论已经比较完整地译介过来之后，中国的文艺学者正可以同时向西方和俄苏的文論传统敞开怀抱，取一种更为清醒的旁观立场，将世界各国合理的文学理论为我所用，进而谋得我们自己更理性、更客观、更自信的学术立场和学术收获。

其次，所谓“西方文论”自身就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且不说俄罗斯联邦本身就是一个欧洲国家，包括俄国文论在内的俄国文化本身就具有欧洲文化属性，即便在西方文论的构成中，俄苏理论也始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比如，任何一部20世纪西方文论史著作都会从“俄国形式主义”写起，西方文论中的诸多重要流派，比如，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传统的变体;再比如，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在与俄苏马列文论的比照和互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至于西方文论家“言必称希腊”的巴赫金诗学，更是地道的俄罗斯文论产物。在中国，研究西方文论的人，研究中国文论的人，却往往是把俄国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巴赫金理论当作“西方文论”来接受的，或者说，他们接受的是西方理论界对这几种理论的理解和阐释。相比较而言，他们对20世纪俄苏文论中其他一些赫赫有名的学派，比如，历史诗学、心理诗学、神话诗学等则所知较少，或许只有等到这些资源进入西方文论主流之后，他们才会更乐意接近和接受。殊不知，欧美学术传统出于种种原因（比如，学术传统上的西欧中心主义，欧洲文化中希腊化传统和拉丁化传统的长期分裂以及20世纪相当长时间内东西欧的意识形态对峙等），对俄罗斯的学术思想一直是有意无意地轻视，甚至忽视的。我们需要保持的心态和姿态，就是要以更开放的心态面对整个“西方文论”，而不仅仅是西欧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学术思想。

最后，俄苏文论自身也是一个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学术整体。这一套丛书的结构本身，就已经让人最直观不过地看到了俄苏文论的庞大阵容和多元构成。丛书主编程正民先生以“从一元到多元，从对立到对话”为题写作总序，以此来归纳俄罗斯诗学流派总的发展趋势。他指出：“从19世纪俄罗斯诗学到20世纪俄罗斯诗学，有两种倾向、两种传统一直并存。一种是更多地强调文学同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种是更多地强调文学的形式结构，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前者如别林斯基，如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后者如‘唯美派，如俄国形式主义。这两种传统、两种倾向，在历史上更多时候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也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一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世纪，一些受主流压抑的文艺学家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他们顶住压力，努力继承传统，并从对方身上吸收有价值的成分，开始自觉地探索文学研究中内容和形式、历史和结构、外部和内部的融合。我们在20世纪俄罗斯诗学中既可以看到多元发展的图景，也可以看到各诗学流派积极对话的局面，他们既重视形式结构的研究，也继承了俄罗斯诗学深厚的历史主义精神，并力求达到两者的融会贯通，将文学理论推向一种综合空间。”^[3]11—12这套丛书中的两部著作，其结构自身便可以让我们获得关于俄国诗学理论之丰富的两个具体佐证：在程正民教授的《巴赫金的诗学》一书中，作者在对巴赫金的“语言诗学”“体裁诗学”“小说诗学”进行分析后，还分别探讨了巴赫金的“历史诗学”“社会学诗学”和“文化诗学”，也就是说，巴赫金诗学是一个熔铸多种诗学传统于一身的“整体诗学”;王志耕教授的《俄罗斯社会学诗学》一书对俄苏的社会学诗学传统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分门别类的归纳，他向我们揭示，俄罗斯的社会学诗学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是僵死的教条，它同样是一种“多元构成”，在俄国的文学社会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时期文艺学这些理论板块之间，其实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和紧张的对话关系。

总之，程正民先生主编的这套“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丛书的横空出世，将在我国的外国文论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不仅能让我们意识到俄苏文论还是一座有待进一步挖掘的“诗学富矿”^[4]，而且有可能帮助我们开始在我国的西方文论研究和俄苏文论研究之间谋得一种平衡。

二

俄国文学在19世纪末传入我国，它在其一个半世纪的流布史中适逢中国几个特殊历史语境，在中国的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中相继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比如，在五四时期成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主要外来思想资源之一，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反法西斯文学的最重要构成，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所谓“俄苏情结”的主要来源，在改革开放期间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启迪之一等。这不仅使俄国文学在中国获得了极广的传播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使俄国文学研究在我国成了一门“显学”。据不完全统计，被翻译成汉语的俄国文学作品，种数逾万种，俄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基本上被我们“一网打尽”，译本的总发行量数以亿计。在20世纪50年代，学习、翻译和研究俄苏文学的国人成千上万，即便在当下，开设俄语系的中国大学也多达近200所，研究俄国文学的专业学者也有数百人，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可能是世界上除俄罗斯以外最为庞大的一支队伍。

但是，在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队伍的构成中，长期以来存在一种“比例失衡”现象，即研究文学创作的学者相对较多，研究文学理论的学者则相对较少，中国学者对俄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关注和研究，似乎远远超过对俄国文学理论家及其著作的解读和阐释。如果说俄语中的“文艺学”概念原本由三大部分组成，即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那么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于注重的仅为俄国文学史研究，而相对忽视俄国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郑振铎先生1924年写成《俄国文学史略》以来，中国学者撰写或翻译的俄国文学史著数以百计，但中国学者写成的俄国文学理论史或批评史著作寥寥无几，仅有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程正民撰写的《20世纪俄苏文论》、张杰和汪介之合著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汪介之撰写的《俄罗斯现代文学批评史》等数种。在中国学者撰写的俄国文学史中，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介绍和阐释也往往篇幅很少。中国学者在俄国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多集中于线性描述和历史归纳，专门的个案研究相对而言尚显不足。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这套丛书的理论创新意义就显得越加突出了，正像丛书主编在《总序》中所说的那样：“从流派的角度研究20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批评，研究20世纪俄罗斯诗学，这是一次新的理论尝试和理论探索。据目前掌握的材料，不论是在俄罗斯本土，还是在我们国内，系统研究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的研究成果尚未看到。”^[3]15

“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丛书的撰写和出版，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不平衡局面，或许能使我国的俄语文学研究开始在作家、作品研究和理论、诗学研究这两者之间谋得平衡。文学研究，说到底就是关于文学的理论研究，就是对作家及其创作的批评，富有独创性的文学研究，是以深厚的文学理论基础为前提的。这套丛书的出版，一方面，可以为我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个成功的研究范例，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我国俄国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必读书目，让他们从中感受到理论的乐趣和魅力，从而尽早地步入俄国文学研究的理论语境。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丛书也从几个不同侧面提供了关于俄国文学理论与俄国文学创作实践相生相成、密不可分的实证。首先，从俄国诗学自身的学术传统来看，俄国的文学理论家们在构建其理论大厦时，往往都是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出发的，是对文学史上重大创作现象的阐释、归纳和提炼，比如，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时提出的“复调”理论，在研究拉伯雷的小说创作后提出的“狂欢化”理论等。其次，从丛书五位作者（丛书共六部，张冰教授撰写了其中两部）的实际写作方法来看，他们大多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在王志耕教授的《俄罗斯社会学诗学》一书中，与理论梳理构成呼应和比照的，是大量的俄国文学史事实;张冰教授在《洛特曼的结构诗学》一书中对洛特曼理论的介绍，往往就是借助对于具体文本的分析来展开的。最后，在这套丛书中被详细论述的几种诗学手法，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也可能拥有广阔的运用前景。当下，我们对俄国文学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借用西方文艺学的资源，比如，身份认同、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这自然是好事。但其实，在俄国本土的文论传统中我们同样也有可能发现许多新的理论抓手。仅以这套丛书所论及的诸种诗学方法而言，相对于社会学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诗学，其他几种诗学手法，比如，结构主义诗学、故事形态诗学和历史诗学等，就似乎尚未在我们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得到富有成效的广泛运用。

三

在我国的俄国文论研究界还有一个现象，即单兵作战多见，而集体攻关较少。最近二三十年，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关于俄苏文论的专著已有不少，但是如果說，我们在关于俄苏文学历史的研究方面已经有了曹靖华主编的三卷本《俄苏文学史》、叶水夫主编的三卷本《苏联文学史》等大兵团作战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我们在翻译方面已经出版了《普希金全集》《莱蒙托夫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果戈理全集》《契诃夫全集》《巴别尔全集》等十几种大型文集，我们已经编成“白银时代”丛书、“俄罗斯当代长篇小说”丛书、“阅读俄国”丛书等多种大型丛书，那么我们在俄国文论研究方面，似乎还一直没有出现一套大型套书。如今，这套蔚为壮观的“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丛书的出版，终于使这一局面有所改观。

这套丛书的作者多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一座重镇，由黄药眠先生等奠基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学科，经由童庆炳先生等在新时期的精心打造，终于成为全国领先学科;北京师范大学的俄国文学研究传统同样源远流长，该校的苏联文学研究所也曾在全国独树一帜。有趣的是，本套丛书的主编程正民先生是黄药眠的学生、童庆炳的好友，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他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曾任该所副所长、由该所创办的《苏联文学》杂志（《俄罗斯文艺》的前身）副主编。也就是说，程正民先生同时是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学科和俄国文学研究学科的领军人，他通过这套“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丛书的编纂，把北京师范大学两个优势学科的学术传统完美地统一了起来。

这套丛书的五位作者都是程正民老师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程正民老师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外语系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在这套丛书中，《俄罗斯社会学诗学》的作者王志耕教授是程老师的博士研究生，《俄罗斯形式主义诗学》《洛特曼的结构诗学》的作者张冰教授和《普罗普的故事诗学》的作者贾放曾在苏联文学研究所随程老师学习俄苏文论，《俄罗斯历史诗学》的作者马晓辉副教授则是程老师的博士研究生邱运华教授的学生。三代学人携手合作，共同推出这套丛书。五位作者均学有所长，业有专攻，他们各自的著作都是真正的“专著”，都是对20世纪俄罗斯文论史中某一诗学流派的专门研究;将他们的著作合为一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互呼应、相互补充的整体，用丛书主编在《总序》中所用的概念来说，就是一个“整体性的研究成果”，一幅展示20世纪俄国诗学研究态势的全景图。这套书的作者们构成一个整齐的团队，他们以团队形式集体亮相，产生了极强的学术震撼力。他们的这次亮相也使我们意识到，如何在个人的学术追求和群体的学术影响之间谋求平衡，也是我们将来需要多加考虑的问题。

三年前，在这套丛书的主编程正民教授八十华诞时，他的学生们编辑出版了他的多卷本文集，还另编了一本纪念文选，书名为“却话程门立雪时”^[5]。如今，在“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研究”丛书面世之后，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俄国文论和俄国文学研究界，一个以“程门”冠名的学派业已形成。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批准号17ZDA283）階段性成果。]

注释

[1]陈建华主编.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2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3.

[2]俄文中的“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一词意为“关于文学的学问”，是指融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为一体的一门科学，汉译为“文艺学”或“文学学”，英文中其实并无对等概念。

[3]程正民.巴赫金的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4]杜书瀛.一座诗学富矿的开拓性发掘——评程正民教授主编《20世纪俄罗斯诗学流派》丛书[N].文艺报，2020-01-15（3）.

[5]王志耕，邱运华，陈太胜编.却话程门立雪时——程正民教授80华诞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