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妍

【摘 要】在瑞士德语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中，作为唯一一个具有完整姓名的克萊尔·察哈纳西安从头到尾策划了一场以“买得公道”为名的复仇谋杀，杀人者不是她自己，而是除主人公伊尔之外，为了获得十亿美元的所有居伦城人。在这场谋杀中，掌握权力和金钱的个体克莱尔与沦为傀儡的居伦城群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相同的是都披着道德的外衣把主人公伊尔一步步推向死亡，是“吃人者”。

【关键词】迪伦马特;《老妇还乡》;群体;吃人

中图分类号：I106.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32-0010-04

《老妇还乡》是瑞士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1921-1990）一生中最有光彩的剧作之一。这一三幕剧写于1955年，被视为迪伦马特最好的剧作。该剧是迪伦马特典型的悲喜剧（tragische Kom?die），以喜的形式表现悲的主题，或者说形式上是喜剧而本质上是悲剧。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即情节是滑稽的，而人物形象则相反，是悲剧性的。[1]该剧讲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克莱尔·察哈纳西安回到阔别45年的家乡居伦城，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衰败小城市，为的是用十亿美元买回公道。45年前，她的旧情人伊尔为了和当时有钱的玛蒂尔德结婚而抛弃了她和她腹中的孩子，并贿赂别人作伪证，从而导致克莱尔沦为妓女。但后来克莱尔嫁给了拥有几十亿资产的美国石油大王，成了世上最富有的女人，并多次结婚，她回到故乡以十亿的钱为条件换得伊尔的死。深陷经济危机的居伦城居民一开始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拒绝了这一诱惑，但后来人人赊账，追求奢侈的生活，伊尔感觉到了威胁，在他求助与逃跑相继失败后，他终于醒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可是居伦城人杀掉他的计划早已暗中有序地进行。最终，在“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主持公道”的口号下，伊尔倒地，居伦城人拿到了十亿的支票。

该剧的创作背景为瑞士“经济奇迹”的第二阶段，即1952-1958年的繁荣期（Hochkonjunktur）。[2]在这一背景下，迪伦马特将自己的社会批评置于作品之中，将故事的地点设立在日渐贫穷、处于经济繁荣大背景边缘的小城市居伦，从而更加凸显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现象，揭露了大资产阶级凭借金钱践踏道德与人性的丑陋，以及普通人因追逐金钱而丧失道德与灵魂。

本文将着重探讨作为金钱与权力的化身的个体克莱尔与作为群体、以“支持公道”为幌子的真正的杀人者——居伦人的谋杀过程。但并不代表伊尔是传统悲剧式的英雄人物，虽然人皆有错，可是伊尔身上体现出的人性的弱点是不可忽略与原谅的。他不仅在年轻时犯下了45年后的“报应”的因，为了钱而抛弃克莱尔，并拒绝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以至于贿赂两个人发誓作伪证，使克莱尔沦为妓女，或按她的话说“而我已经变成了地狱”。 ①而且在与克莱尔重温旧情时为了获得克莱尔的捐助仍谎话连篇，不肯承认自己当年抛弃克莱尔的真正原因，用极为伪善的一句话“我一心想成全你的幸福，因此我只好放弃我自己的幸福”掩饰他无情抛弃她的事实。在第一幕最后提出捐助条件时，总管指出了伊尔当年的罪行，他仍未直接承认自己的过错，多次重申那是过去的事了，生活一直在朝前走。但伊尔也并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在《老妇还乡》的作者后记中，迪伦马特是这样总结伊尔的：“他负疚地认为，生活本身已经把一切罪过都洗刷了;这是个不会思考的人、头脑简单的人，必须通过恐惧、通过惊骇的震动，头脑才会渐渐开窍;他经历的公道就在他身上，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罪过，他通过他的死变得高大起来。”[3]的确，在尝试求助与逃跑失败后，伊尔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过并接受了最后要被杀死的命运。在迪伦马特的剧作中，悲剧性因素主要通过笔下人物的人性遭到世界的逼迫与嘲弄时表现出来，即那些“决定经受住这个世界的考验的勇敢的人”。[4]因此，最后一幕伊尔的死与其高尚的表现使他转变成了一个悲剧式人物，他的道德是上升的。而相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居伦人因钱而接受道德受贿并开始了真正的谋杀，是道德下降的趋势。

一、金钱诱惑下“吃人”的众生相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面，他说每一种文化都只有两个字：“吃人。”[5]对于《狂人日记》中“吃人”意象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了其中三类“吃人”，一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吃人——人与兽的同构，主要指古代时期，人与动物无异的野蛮行为;二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吃人——借封建礼教而“吃人”，如包办婚姻、女子裹脚、纳妾等旧封建习俗;三是哲学意义上的吃人——吃与被吃的绝望循环。以上均为中式的“吃人”。“而吃人在西方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是与东方一样的战争吃人、专制吃人;其二则是比东方更为突出的宗教、信仰吃人。”[6]宗教“吃人”的事实已众人皆知，而后者，即关于信仰“吃人”的例子，则能通过伴随着近代西方工业革命壮大发展的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金钱观得到形象的解释。

如上所述，剧中的小城居伦城深陷经济危机之中，全城一片萧条，市政府除了一台老掉牙的打字机外找不出任何其他的东西，全城的工厂与公司都破产倒闭了，居民靠失业救济活着，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除上帝之外”，居伦城人把女富翁的到来当作唯一的希望。而牧师的“可上帝并不给我们钱”和画家的“它把我们给忘了”道出了居伦人对钱的信仰已高于对上帝的信仰。究其根本，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言，“人的命运与经济命运之间根本没有区别。人也就是由他的财产、收入、地位和前途构成”，换句话说，在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而不是内在的道德成为判断一个人生命价值的重要维度，金钱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标准。[7]因此，在这种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下，也就不难理解居伦城人最后选择金钱而放弃良心与道德的原因了。

如果说居伦人是因为贫穷而追逐金钱，那么女主人公克莱尔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亿万女富翁，似乎应该没那么狂热。但事实上，克莱尔前任丈夫们的财富均被她掠走。她不仅把第四任丈夫的股票收入囊中，而且也把第七任丈夫的烟草种植园全部归于自己名下，就连那钓鱼成癖的第七任丈夫的鱼竿也留下给两个阉人用了。对于克莱尔要用十亿美元买的公道，居伦人最开始时提出了怀疑，公正可以用钱买到吗？市长说公道是不能用钱买的。而对于这个问题，克莱尔给出的答案是，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到！她既有经济能力，把整座城买下来，也在精神层面用钱买到了居伦城人的良心与道德。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上，居伦城人选择了物质，从而陷入了他们自己表面上所谴责的非正义中，他们迷失了自己因而成为老妇人的附庸。

二、借刀杀人的“复仇女神”——真正的恶

在本剧的作者后记中，迪伦马特寫道：“凭着她的财产，她可以像古希腊悲剧中的一位女主人公那样行动，专横、残暴，近乎美狄亚。”以及“只有那位‘老妇才是一个恶棍”。[8]的确，克莱尔从来到居伦城到离开，事情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她的掌控之中，甚至在她来居伦城之前，就妥善地找好了对于这一“公道的审判”有用的人，即包括总管、两个阉人等在内的扈从们。在这一谋杀中，她完全不需自己亲自动手，只需出十亿美元就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复仇。那么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恶人呢？

首先，我们先从整体上来概括一下她。从外观来看，她的左腿与右胳膊均是假肢，在她的飞机失事时，她是唯一幸存的，是死不了的（Bin nicht umzubringen.）。该剧结尾她带着伊尔的棺材离开时，舞台提示这样描述“她纹丝不动，俨然一尊古老的石像”，因此可以说她是艺术化人物（Kunstfigur），是金钱的化身。其次，从她的社会地位上来看，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因为金钱代表权力与地位，所以世界是属于她的。和她交往的均是大政治家、世界银行行长等，她的前任丈夫们不是外交部部长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再次，在性格方面她毫无忌惮，复仇欲极强。但她又与同为在爱情上受到过伤害的美狄亚的性格并不十分相似。“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是个反抗的女性，是个被同情的形象，而《老妇还乡》的女主角则纯粹是个复仇狂，是个令人憎恶的形象。”[9]

那么克莱尔是如何一步步策划她的复仇的呢？在梳理克莱尔的复仇计划之前，有必要了解克莱尔复仇的原因。根据第一幕中总管的回述可以得知，克莱尔当年控告她的旧情人伊尔是腹中孩子的父亲，而伊尔不仅否认，还用烧酒贿赂了两个人发假誓作伪证，结果克莱尔因为法院的不公判决而成了妓女。这是她复仇的直接原因，也是一般我们所认为的核心原因。但其实从克莱尔对伊尔的话语和态度上，我们可以找到隐含的更加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克莱尔对伊尔的旧情与永远占有他的欲望。第一幕中，克莱尔刚下火车见到伊尔后就问他是否想到过她，并让他用过去的爱称“小野猫”“小妖精”称呼她。在剧中，克莱尔与伊尔共两次同返他们“倾泻过热情”的康拉德村的树林和彼得家的仓房，分别是在第一幕克莱尔刚到居伦城不久和第三幕伊尔“赴刑场”之前。在树林里，她把扈从和丈夫支走，只剩下自己、伊尔和总管。她清楚地记得45年前与伊尔之间旧情的点滴，她还把伊尔最喜欢的曲子教给那会弹吉他的扈从。与伊尔在一起时，克莱尔完全没有发号施令，高高在上。而反观她对待她的丈夫们则是另一番景象，她向伊尔介绍丈夫们时就像是介绍自己的玩具，她让丈夫们给伊尔鞠躬，逼他们使劲儿思索、出神儿，直至她满意。此外，在谈完他们夭折的孩子之后，她又让伊尔谈谈她17岁的时候他爱她的情况，回顾两人最美好的日子。第三幕她躲进彼得家的仓房时，她说仓房里很闷热，但她喜欢这里，因为这使她想起过去，由此可见克莱尔对过去与伊尔在仓房的时光的怀念。最后在两人分别之际，她对伊尔说：“我爱过你，而你背叛了我。但我没有忘记这场关于生活、关于爱情、关于信任的梦，这场一度是实实在在的梦。我现在要用我的几十亿金钱，把这个梦重新建立起来，我要通过毁灭你来改变过去。”这一段话是克莱尔的真情流露，既道出了她对伊尔的真情实感，又说明了她用十亿美元来杀死伊尔的最根本的原因，即永远占有他，用金钱改写他背叛她的历史。这不禁使人联想到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女主人公爱米丽。她身为南方贵族，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长大。她在父亲过世后终于能自己自主地选择爱情，但当她的爱人抛弃了她，爱情无法再持续时，她按照自己的方式——将爱人用毒药毒死，从而把爱人永远地留在身边。当然，克莱尔与爱米丽的杀人动机不完全相同，但根本的原因都是对纯真且持久的爱情的向往。

在这场周密的复仇计划中，克莱尔通过金钱打通了一条杀死伊尔的大道，展现了自己的恶。可以说，这场计划在她离开的那天就在心里萌生了，她回述道：“这时我发誓说，有朝一日我会回来的。”45年后她确实回来了，带着十亿美元和复仇的计划。在回居伦城之前，她首先找到了当年处理她的案子的法官并雇佣他为管家，还派人找遍天涯海角去寻找两个作伪证的人。找到他们后，她让身边的匪徒割掉了两人的生殖器，挖掉了他们的眼睛，以惩罚与报复他们当年的行为，由此可见其心狠手辣。其次，她来居伦城时，不仅带来了上述扈从，还带来了象征伊尔最后死亡的棺材与黑豹，通过第二幕中居伦城人对黑豹的射杀，暗示了伊尔无法逃避死亡的结局。在与居伦城的牧师、医生、警察和运动员的对话中，她为最后的杀人敲定了人选。第二幕通过空间的两分，坐在旅馆阳台上的克莱尔与下边的“为一点肉价的高低争吵不休”的平民世界之间的差距凸显出来。克莱尔如上帝一样俯瞰着居伦城人，实则步步控制掌握着事情的进展。她是引诱者，她唤起了居伦城人的欲望及其为实现欲望所采取的“吃人”行动。在第三幕，她用金钱买下了整个城市，使具有人道主义的教师大为震撼。克莱尔的经济垄断使居伦城人失去了最后的道德底线，逐步沦为杀人的凶手、道德的囚徒。

克莱尔复仇中最重要的工具——钱——行使了法庭的审判权力，通过金钱她策划、指挥、控制着对伊尔的整个“审判”过程，看似是买正义，实则是复仇，控诉者成为了谋杀者，被控诉者成了“被吃者”，复仇本身就包含了许多野蛮的罪行。

三、受个体支配的无意识群体

迪伦马特在本剧的作者后记中写道：“与男主人公相关的居伦城人，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不能把他们描绘得很坏，绝对不能……”“直到彼得家的仓房那一场，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这时伊尔的厄运已无法挽回。从此居伦城人逐渐走上谋杀的道路。”[10]可见作者对于居伦城人态度的转变与最后的行为是持理解态度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居伦城人，我们处于相同的情境下也会做出同样的行为。

本剧对居伦城人的刻画是群像式的。那么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呢？第一幕中抵押官说：“眼下全国都很繁荣，偏偏居伦城连同阳光广场冶炼厂整个儿破产了。”而居伦城人的解释是共济会、犹太人、共产主义造成的，也就是说，他们把小城经济的衰败归结为外部原因，而不从自身找原因。其次，他们还站在自以为的道德制高点上评价别人，看到路易丝小姐半裸着身子跑过时，他们说她干这样的事真丢脸，而第三幕看到路易丝小姐衣着讲究地走过时也说她无耻，想入非非。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意志薄弱，屈服于金钱，逐渐放弃道德，成为杀人的帮凶。

那么，居伦城人是如何一步步沦为道德的囚徒的呢？在女富翁来之前，他们期望她的捐助金额是几百万;当伊尔与克莱尔从树林里回来后，伊尔告诉市长，克莱尔已经答应给几百万时，市长的反应是猛地抽了一口气并问：“几百万？”所以当克莱尔在欢迎晚宴中提出捐赠十亿的时候，市长结结巴巴地重复“十个亿”，而其他所有的人都呆若木鸡。几百万与十亿相比差异悬殊，诱惑更大。然而当女富翁提出捐赠十亿的条件是伊尔的死时，居伦城人的第一反应是以人道的名义拒绝捐赠，坚决地声明宁可永远贫穷也不愿看到自己的手上沾满血迹。在这里，居伦城人的道德确实是占上风的。随后女富翁的一句“那就等着瞧吧”，既表现出了克莱尔复仇的决心和对自己金钱的信心，更暗示了居伦城人后来的软弱性、可贿赂性。在第二幕，众人一方面开始不断地赊账，花钱大手大脚;另一方面表示会坚定不移地站在伊尔这边，并夸赞伊尔是最受人爱戴的人物。而当伊尔意识到赊账行为不是个例时，他们却满不在乎地把伊尔对他们的质疑当作大惊小怪。当伊尔找警察、市长求助时，他们也都矢口否认内心的真实想法。第二幕最后伊尔想逃跑时，居伦城人开始了第一次的实际行动。他们口口声声地祝福伊尔一路顺风，身体却围住伊尔，不给他逃走的余地。“我们并没有不让您走嘛”“没有人会拽住您”。他们不仅从精神上给伊尔施压，还挡住了伊尔唯一逃走的可能，直至伊尔说“我完了”，第三幕开始了真正的谋杀。他们毫不忌讳地表现出对伊尔罪行的愤怒，与第一幕相比对伊尔的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他们直言不讳地骂伊尔“真够缺德的”“真不是东西”，替克莱尔说话。他们在楼梯口看守着，防止伊尔出来对媒体说出他们谋杀他的计划。在真正的“处决”之前，市长希望他能自杀，但伊尔拒绝了，并坚持要居伦城人充当他的“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居伦城人不得不召开市民大会，以主持公道的名义，在“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主持公道”“出于良心”的口号下，实施了谋杀行为，并称伊尔是由于兴奋过度引起的心肌梗死。究其根本，居伦城人最终选择谋杀的原因是貧穷，是最后合唱队里所唱的“最最可怕的灾祸莫过于贫穷的处境”和那罪恶的金钱的诱惑。

居伦城人以群体的身份成了刽子手。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勒庞（1841-1931）在其《乌合之众》中谈到，尽管参与群体的个人动机并非邪恶，但是总归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11]勒庞还指出，群体行为的一个社会心理特点就是偏执与专横，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在心理学范畴又被称为匿名状态，个体借助“数量即正义”之名行不负责任之事，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最易滋生出如教条主义、摒弃责任、顽固偏执的心理。伊尔在第二幕求助市长时说：“没有人想要杀死我，但是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人来杀死我，于是总会有一个人那么干的。”结局是他不是被个体杀死的，而是除他之外的全体居伦城人。因为根据勒庞的观点，“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12]群体会做个体不去做的事，不仅因为“法不责众”，更因为群体是匿名的，是不受约束的，而每个个体有自己的名字，所以会根据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居伦城人赊账，猎杀黑豹，在火车站拦截伊尔，最后在市民大会杀死伊尔等一系列行为，正是以群体的名义背叛了道德理想与道德价值。

最后，借用丹尼尔·克尔（Daniel Keel）在其《论迪伦马特》（über Friedrich Dürrenmatt）一书中的一句话：“围在主人公身边的不是那些逃离将覆之船、懦弱的朋友们，而是愿支持他的同志们，但是他们——包括他的家人们——最终还是想脱离贫穷的困境，即便是以一种卑鄙的代价——以他的死来投机。”[13]

注释：

①迪伦马特.老妇还乡[M].叶廷芳，韩瑞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3][8][9][10]迪伦马特.老妇还乡[M].叶廷芳，韩瑞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9;267;267;8;267.

[2]KNAPP， Gerhard， Peter， Firedrich Dürrenmatt， Stuttgart· Weimar：Verlag J.B [M]. Metzler，1993.

[4]李溶.论迪伦马特创作的悲喜剧风格[D].南京：南京大学，2012.

[5]蒋勋.孤独六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31.

[6]朱军.“吃人”叙事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开端：从<人肉楼>到<狂人日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10）：84-95.

[7]程勇真.金钱：从道德评价到审美意蕴[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4（02）：8-12.

[11]丛孙悦.以<乌合之众>分析大众的庸与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20（02）：43-44.

[12]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1.

[13]KEEL，Daniel，über Friedrich Dürrenmatt[M]，Zürich： Diogenes，1986.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