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养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的人身密切相关，是一种人身服务。这种服务由家庭成员、社会成员等不同的服务者提供，相应形成了孝文化、照护文化。我国现有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以西方经验为参照建立起来的，具有追赶型的特征。探寻人口和老年人口大国的养老之路，需着力综合应对，着眼现代化发展，从文化建设的高度，形塑社会、行业发展环境，以照护文化的职业精神改进孝文化，用孝文化的核心“敬”形塑照护文化，创新发展新型敬老文化，积极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为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之路提供文化支撑。

关键词：养老服务;非正式照料;孝文化;照护文化;敬老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9-0068-07

文化植根于民族心灵深处，是最深沉的力量。提升养老服务品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形成家庭、社会、政府协同参与的老龄社会治理机制和社会氛围，文化是隐藏其后的关键因素。“未富先老”及快速老龄化国情使我国老龄化的应对之路具有追赶型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均提出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着力从文化层面对人口老龄化进行综合应对。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的文化形态有孝文化、照护文化和敬老文化等，三个概念各有侧重，又传承互通。着眼现代化、老龄化新时代，通过返本开新，构建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之路的文化支撑体系在当前急迫且有意义。

一、我国追赶型养老服务模式忽略了

其内在的文化因素

1.经济社会发展独特性决定我国养老服务模式

当前，我国推行的养老服务模式源于西方老龄化先发国家，具有追赶型特征。这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独特性决定的。

一是人口老龄化发展的独特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比较迟。但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发展速度快，用了不到18年的时间完成了人口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变。发达国家的这种转变则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如瑞士用时40年，英国用时80年。①这意味着我们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西方社会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构筑起来的包括基本生活、基本服务在内的老年保障制度。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和服务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是同步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进程。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对原来较为稳定的家庭照料方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农村留守老人群体。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3年的统计，当年这一群体的人数接近5000万人之多。②2019年，南方都市报、北京耿耿丹心教育公益基金会等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研究报告》称，农村有留守老人1600万人。③同时，改革也直接冲击了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以村集体为主支付费用的五保老人集中供养方式;在城市，“单位制”解体，“单位人”变成了“社区人”和“社会人”;传统照护保障体系受到冲击，社会照料服务需求凸显。为此，民政部进行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明确要求原有兜底型、救济型的福利院实行改革，开展自费寄养，优先接收国有企业的退休老职工④，同时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运营、建设和投资养老服务设施。

在这两个独特性的双重压力下，我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予以应对，形成了特有的“事件—反应”机制和追赶型的养老服务发展模式。其参照物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模式。特别是看得见、可统计的养老机构床位成为主要的追赶目标。当时最为人所熟知的说法就是发达国家每百名老人有养老床位6—7张，而我国则不到1张。民政部的有关表述是“发达国家每千位老人占有至少50张养老床位的国际经验”⑤。因此，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意见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类社会福利机构的数量和集中收养人员的数量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尤其是老年人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的数量有较大增长。这些要求已被列入各级民政部门的考核指标。养老服务的另一种方式——居家养老也以西方社区照顾模式为借鉴，和养老机构一起组合成一个最符合老年人意愿、最切实可行且有效率、最有助于社会发展的养老模式⑥。2006年，第二次全国老龄工作会议将居家养老服务和养老机构放在一起，提出了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2013年后，基于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医养结合也被作为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经过20年的不断努力，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到2019年年底，我国有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7603万人，养老服务床位761.4万张⑦，百位老人拥有床位数为4.33张;城乡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实现了基本覆盖。可以说，这些看得见的硬件指标已接近发达国家。

2.追赶型养老服务模式缺乏相应的文化支持

我国目前推行的追赶型养老服务模式始终存在服务质量方面的问题，社会各界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并不是很高。为此，政府和社会各方采取了诸多措施，其中包括2017年开始的养老机构质量建設专项行动等。经过养老机构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硬件改造、标准化建设和消防安全等有了较大改观。但是，服务品质及与其紧密联系的服务队伍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养老服务品质的差距暴露出养老服务队伍的建设问题。目前，养老服务队伍的主力是“4050”人员，她们学历低、年龄大，从事的养老服务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这给养老服务人员的稳定性和服务质量带来了困扰。这种表面可见的问题背后是观念及职业社会认可度低的问题。社会上对这一职业存在歧视，一些人认为为老人端屎端尿，低人一等，即使工资最高，也不愿干。最先意识到文化重要性的是养老机构，一些机构的负责人在为老年人服务过程中想到了中国的传统孝文化，希望用孝文化教育护理人员，传递养老机构的使命和价值。在这些养老机构的墙上，常见的企业（机构）文化口号是“替天下儿女尽孝”。而从现实情况看，处于繁重的照护压力中的护理员很难视入住老人为父母。显然，传统孝文化并不能为现代养老服务模式提供精神支持。那么，西方现代养老服务模式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我国应构建怎样的新文化体系以支持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这些问题亟待探讨，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老年人口大国国情的养老服务发展道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

二、养老是一种文化现象：孝文化和

照护文化的适用性

文化在养老服务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和养老服务的特质密切相关。养老服务的核心是照护，是指老年人失去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后必须通过他人提供协助和帮助，才能有基本的生活尊严。所以，这种服务与年龄是否达到60岁或65岁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与老年人身体机能衰退呈正相关。老年人照护是一种近身的人身服务，是对老人私密生活空间的介入，比如协助起床、晨晚个人洗漱、洗浴、清理大小便等。古今中外，提供服务的一方不外乎子女、伴侣等亲属和非亲属两类人员;按规范化程度，这种照料分为非正式照料和正式照料，后者在一般语境下被视为养老服务。由于涉及身体接触和私密生活空间，照料服务双方对这一行业的认知大多伴有感情因素，稍不注意就会产生负面情绪及负面心理，久而久之形成的社会文化观念对服务方式的选择和形成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服务的效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养老服务方式的选择和形成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养老服务均起始于家庭，但走势和在相当长时间里呈现的方式不完全相同。正如英国思想家罗素所说：“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⑧之所以会如此，其原因需要从家庭养老及支持家庭养老的孝文化社会基础中去探究。简单地说，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把家庭保障功能外化为社会责任，从而实现了从家庭保障到社会保障的转型，形成了与现代养老服务业相适应的照护文化。我国由于工业化进程起步晚，发展相对迟缓，家庭功能保留相对完整，因而孝文化的嬗变时间比较长。改革开放后，这一进程虽已大大加快，但社会保障体系建成的时间并不长，家庭的保障功能仍在发挥作用。同时，政府在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强调福利多元供给协同保障，引导发挥家庭保障的基础性作用，孝文化得以继续倡导。

1.孝文化的适用性及局限

孝文化是传统中国“家国天下”的重要支撑，含义丰富且复杂。从照料老人的角度解读，它缘起于代际关系维系，支持非正式的照料方式。

孝文化有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一是农业社会结构。在这一社会形态下，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庭居住在一起，就近组织生产，社会流动性弱，子女照料年迈父母可及可得。二是血亲关系及相应的人力资源。⑨《说文解字》说“孝”，即“善事父母者”，讲的就是子女有抚养、照料年迈父母的义务，既包括物质给予、照料提供，也包括精神慰藉，对子女有“昏定晨省”的要求。这一传统自古有之。《诗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小雅·蓼莪》）“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大雅·既醉》）。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家庭模式是“反馈模式”，不同于西方的“接力模式”，当父母老去时，子女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⑩其精神内核是“敬”。对此，孔子在几千年前就有所阐述。《论语·为政》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孝文化支持家庭开展综合性的养老保障，涉及物质、精神和照料等各个方面。孝文化具有血亲性、宜农性和综合性等特征，支持的是家庭子女非正式照料行为。所以，以孝文化要求护理服务人员与一个没有血亲关系的老人建立“孝”的纽带非常困难。反过来，老人也很难将护理人员当作自己的子女去要求或包容。

随着时代发展的进程，传统文化遭遇当代现代化的历史情境和疑难问题，致使其在面对文化变局和解决疑难问题时表现得无能为力。孝文化同样如此。在面对现代化冲击的背景下，孝文化也显示出对家庭养老保障的无能为力，具体表现在：一是血亲关系的子女无法提供可及的照料服务。现代化条件下，社会流动性加剧，我国每年数以亿计的青壮年劳动力处于流动之中。加之职业化的工作和“八小时”工作制，年迈父母很难时时从子女那里得到所需的照料服务。二是即使子女提供照料服务，这种状态也难以持续。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独生子女一代以及居住方式从过去的大家庭合居变成父母子女的各自分居，直接影响了照料服务的人力资源供给和服务的可及性。所以，孝文化发挥作用的效果不彰，与现代化条件下孝文化基本前提发生变化密切相关。三是非血亲关系的“保姆”照料，职业精神缺失。目前，因分身乏術，富裕家庭雇人照料的情况越来越多，还有一些老人进入养老机构接受护理人员的照顾。这些被雇佣照料老人的人被称呼为“保姆”“阿姨”或“护工”。对于这一行业，国家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试图通过孝文化进行行业规范和引导，但效果不佳。近年来保姆虐待老人的恶性事件时有报道，使这一行业充满负面评价。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职业规范缺失。一直以来，人们对“保姆”“阿姨”或“护工”往往不以职业视之，即使1995年家政服务员被正式确定为职业，这种状况也没有大的改善。另一方面是文化观念制约。社会上把这个行业看作是伺候人的工作，表现出对从业人员的社会歧视。而“保姆”“阿姨”“护工”一方存在职业矮化心理，认为自己在人格上矮人一等。这种自卑的心理反应在护理态度和行为上，很容易造成一些护理服务人员对老年人的不尊重，甚至出现虐待行为。这与现代化内在的价值观平等是完全相悖的，加剧了社会对这一行业的不信任感。

2.照护文化的形成及特点

社会照护作为一种职业，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它是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伴随着现代养老服务业的形成而出现的。与之相对应，照护文化应运而生。

西方工业革命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现代意义的养老机构大量出现，基于社区的照顾模式开始形成。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现代化大生产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集聚在工厂企业，致使他们很难有时间和精力照顾父母。核心家庭模式的历史起源是工业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和市民家庭形式的广泛普及、经济的蓬勃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欧洲首先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将本由个人及家庭承担的基本生活保障责任交给国家，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代际关系，这也就是接力模式。其中，照料老人的任务外移到社会，由专门人员提供，社会化的照护服务由此产生。“现代社会强行促成了一种狭隘的角色专门化。一度曾以家庭为中心的广阔的生活范围（也就是工作、娱乐、教育、福利、健康），日益被一些专门机构（企业、学校、工会、社交、俱乐部、国家）分别占领了。角度的限定变得更加明确，在关键的工作领域，任务与角色业已高度专门化。”这些专门机构既包括集中居住的养老院，也包括到社区提供居家服务的专业机构。当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多并形成一定规模时，一个行业就发展起来，产生了一批在养老服务机构从事照料服务的职业护理人员。

这种专门化、职業化的服务被称为长期照护。其背后是支持其发展的特有职业文化——照护文化。从照护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来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塑造了护理服务的价值观：一是基督教精神。西方国家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价值观、职业精神等深受爱己及人、博爱、奉献的基督教精神影响。基督教提倡社会承担关注弱者的责任，并带头付诸行动，建立了大量的孤儿院、养老院、医院，最初在这些机构中从事护理服务工作的大多是其信徒。二是现代商业文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经济。亚当·斯密认为，这种社会即使没有爱与恩，仍可通过权衡利益，依靠功利主义的互惠互利的交易而延续。物物交换的背后是双方平等的人格。服务业作为一种职业，人格平等权深入其中。德国思想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立足于理性的经济伦理，诸如诚实、信任、责任心、勤奋、忠诚、敬业等。三是医疗护理现代经验。医疗护理和医疗工作相伴而生，历史悠久，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南丁格尔将其提高到“专门职业”的地位后，护理工作才作为一种“技术”广为人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护理文化支撑并促进了这一行业的不断发展。由于对失能老人的照护需要医疗护理技术，医疗性护理文化对社会性照护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瑞典、英国等许多国家都明确表示，要按一定的床位配比护士，由护士和护理员共同组成护理服务队伍，为入住的老年人提供综合性、专业化的照护服务。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隐藏其间的文化形态得以构建，具有现代职业特点的照护文化得以形成。

可见，照护文化适应现代养老服务业，支持正式照料人员的照护行为，有其明显的专业化特点：一是社会性。它从医疗护理中分离出来，在性质上属于社会服务。二是职业性。它是建立在职业分工基础上的，属于职业行为，有着专业化、规范化的要求。三是平等性。服务双方以人格平等为基础，开展服务活动。由于过于强调专业、规范，服务者有时难免缺乏人性的温度。

三、着眼全人全程服务：创新发展孝文化和照护文化

事实上，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并不存在单一的养老服务方式，许多国家大多数时候都采取混合型的服务模式。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需求多样化，更需要家庭、社会、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同提供多元化的服务。要着眼老年人的全生命周期，把非正式照料和正式照料服务纳入统一的养老服务体系中，实现孝文化和照护文化的有机融合。

分析老年群体的照料服务需求，有几个基本的判断：一是享有非正式照料的老人人数远多于需要正式照料的人数。根据2017年统计，我国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只有219.8万人，只占当年老年人总数的0.95%。国外根据不同照料人员人数的判断亦是如此。“非正式照料者是正式护理人员的2倍，在某些国家甚至在10倍以上，如加拿大、新西兰、美国与荷兰。”二是需要正式照料的老年人数将不断增多。这主要包括失能失智老人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预计今后这两类老人每年将以百万人数增长。三是大多数老人处于非正式照料和正式照料的混合和转接状态中。不论是否有子女照料，当不能自我照料时，多数老年人会同时使用正式照料和非正式照料两种方式。老年人居住在家庭，当子女等家属无力承担照料任务时，他们便会寻求社会支持。一种可能是老人白天在社区照料中心接受照料，晚上由子女接回家进行照料;另一种可能是在家庭提供照料的基础上，由专业人员上门提供正式照料服务支持。此外，老年人会因身体状况的变动不断在居家、社区、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流动转换。这些情况决定了其文化支持将因照料服务地点的转换、养老服务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需要兼顾孝亲和专业精神，实现创造性转化。

1.要创设政策培植适应新时代的孝文化

传统孝文化要求子女在父母年老时给予基本的生活照顾。当居家养老成为老年人首选的策略时，重塑孝文化显得十分必要。这种重塑要针对孝文化的局限性进行文化和政策的创新。首先，要摒弃其内含的不平等观念。这是“五四”时期先贤们一直主张的。吴虞在《说孝》中强调：“以为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从前讲孝的说法，应该改正。”子女和父母作为照料的实施者和接受者有着平等的尊严和地位，做到父慈子孝，才有可能解决“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问题。其次，要敦促子女履行照料年迈父母的法律责任。这是我国《宪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文规定的。在现代社会，尽管政府为应对风险全面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但家庭仍担负着基础性的保障职责。中国传统孝文化之所以能持久发挥作用，与历朝历代以法律惩处不孝行为有很大关系。再次，要创设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家庭和子女在照料服务方面并不负无限责任，政府应创设家庭养老支持政策，引导和规制子女履行责任。要为子女尽孝创造条件，通过子女带薪护理假、父母子女购买同一小区住房减税、喘息服务等支持引导性政策，解决好子女的时间和精力问题，实现照料服务的可及性。要实施免费照护技能培训政策，帮助子女提高照料的技术含量。总之，要恢复孝道弘扬人性之美、伦理道德的本质，注重保护个人自决的权利，用现代人格平等观念诠释孝文化，用现代照护技术提高非正式照料的技术含量，依法落实赡养照料责任，实现孝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2.要用照护文化改进非亲属非正式照料服务

对有着庞大老年群体的中国来说，非亲属非正式照料方式将长期存在，这是解决中国养老服务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要用照护文化改造照料者和接受者双方的认知，强化人格平等，规范服务行为。一方面，强化职业伦理，提高组织化程度。要倡导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或专业组织培训家庭服务人员，引导家庭尽可能从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或专业组织雇用照料人员。要由所在社区对保姆等从业人员进行管理，逐步纳入社区照顾模式。要实行轮训制度，通过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定期组织培训，对从业者进行轮训。如果直接从输出地聘用的，也应由输出地社区通过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强化职业伦理精神。另一方面，加强老人及其家庭的现代职业意识教育，确立人格平等理念，尊重照料者的人格尊严，增强包容性。

3.要用孝文化优秀内核铸造照护文化

孝文化的核心是“敬”，其形塑了不同于西方的代际互惠模式。正式照护由于过多强调职业化、专业化，并形成标准化服务模式，不可避免地少了些人性、人情的成分，亦即缺乏中国文化语境中“敬”的成分。养老服务是老龄社会的一个重要职业，毫无疑问需要有职业文化的支持。但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如果仅用职业精神要求自己，工作就事论事，没有从内心树立敬重老人的理念，照护工作很难有温度和弹性。因此，在强调现代人格平等观念的同时，还要使“敬”成为职业性照护文化的“魂”。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教育从业人员发自内心地理解老人、敬重老人，从而实现照护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杜绝各类虐待行为的发生。

四、返本开新：构建适应新时代的敬老文化

敬老文化是指全社会尊敬长辈、尊重长者的意识和观念，是基础性的文化形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敬老文化“都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开始出现的”，最后的落脚点是社会。如果说孝文化针对的是血亲家庭，照护文化针对照护行业和从业人员，那么敬老文化则涉及全体社会成员。相较于西方，我国有着较为完整的传承清晰的敬老文化传统，包括尊老养老理念、孝老礼制、国家制度等。在新时代，这一文化形态也面临诸多问题。只有返本开新，才能发挥其对孝文化和照护文化的促进作用。

1.返本开新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和传统孝文化一样，我国传统敬老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新时代，这一文化形态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现代化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老年人和子女的基本生活主要靠社会保障及个人储蓄积累来解决，人们获取知识、掌握技能主要通过现代教育和书本、网络等渠道来实现。这就意味着形成敬老意识和行为的“前喻文化”整体上不复存在，过去老年人象征着经验与智慧的形象被颠覆。而基本生活交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来解决，又终结了老年人因掌握财产分配权而获得尊重的可能，中断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纽带。这些是当下社会上发生的种种对老年人不敬事件的主因。二是长寿时代的到来。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看，新时代也是长寿时代。2018年，国家卫健委公布，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7岁。在可预计的将来，这一数字还将继续上升。“人生七十古来稀”将彻底成为历史。现代社会进入长寿时代，意味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史无前例的全方位变化，也对老年保障、老年服务、老年优待等提出诸多挑战。返本是接续传统，承继文脉;开新是与时俱进，输入内容，创新载体。唯有如此，才能有适应时代需要的敬老文化。

2.在加强载体建设中开新

载体是文化的承载物。传统敬老文化有宴请、免徭役、赐杖等载体。《礼记·王制》记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汉代规定对高年龄的人赐杖，凡年七十以上者持鸠杖，可自由出入官府，行走驰道，经商不征市税等。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受生产力发展制约和封建王朝更替、战争等影响，这些载体覆盖面和受益者总体有限。在新时代，需要运用、创新各种有效载体，不断形塑覆盖全体老年人的新型敬老文化。

一是推动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共建共享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长寿时代必然是老年友好型社会。这种友好是理念型的，是基于“并喻文化”取得的，是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尊重。在信息社会，借助各种现代技术，老年人和其他人群一样，也能同时获得知识和技能。这种友好是制度性的，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社会优待等制度，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这种友好是实体性的，种类丰富、多样的老年文化活动设施、各类适老化设施、养老服务机构、老年食堂等为老年人的社会生活提供有效的支持。

二是推动老年宜居社区建设。老年宜居社区涉及老年人生活的小环境，直接关系到老年人的获得感，也是最能培育敬老文化的场所。这里面有最温馨的邻里资源，能以便捷的方式解决老年人的不时之需。因此，要通过各种活动、搭建各类平台创建老年宜居社区。同时，要关注老年人的出行，通过设计涉老设施、建立垂直交通，让老人在社区生活得更加便捷，有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是推动家庭适老化改造。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居家养老是最好的选择，前提是能够在家持续生活下去，这就需要完善的适老化设施予以支持。因此，要聚焦老年人安全、健康等功能性需求，在科学评估基础上，选择适配性产品，组成不同场景居家环境的产品服务包，对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增强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性和便捷性。同时，政府对低保、低收入老人要给予改造资金的补贴支持。

四是全面落实老年优待项目。衣食住行，看病休闲，这些对老年人来说的“关键小事”在国家老年优待政策中均有规定，但具体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需要加强督查。要通过创建各类载体如创建“敬老文明号”“敬老文明岗”，在公交车上设置“敬老卡”“专座”，在医院、车站、码头等社会服务部门设置“敬老窗口”等，落实对老年人的优待项目。

3.从观念和制度着手推进

新时代敬老文化的培植需要观念来引導，并通过政策来规制。这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一是在全社会广泛开展老龄化国情教育。要着眼于积极老龄化，通过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自媒体的宣传以及影视作品制作等手段，使全体社会成员充分认识老龄社会的基本特征、机遇和挑战、发展趋势及国家应对，引导全社会科学认识老年阶段、老龄社会、长寿时代，推动老龄化理念在城乡规划、工程设计、公共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中的融入。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尊重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和自主选择，扭转对老年人、老龄社会的负面看法，创造条件使老年人树立新的社会价值自信、家庭价值自信。

二是进一步健全完善老年友好型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包括老年基本生活、基本医疗、住房、养老服务和社会参与等方面。要通过制度化建设，让社会成员有一个安全的预期。

三是加快构建应对老龄化的体制机制。要抓住未来10年人口高龄化发展的窗口期，抓紧研究综合应对老龄化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老龄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实现由“未备先老”到“边备边老”的转化。

总之，文化问题事关养老服务的根本。由于身体机能衰退程度的不同，老年人会从家庭、社区到医院、养老院、护理院进行不同地点的转换，这意味着需要正式、非正式的照料人员轮番上场，提供相应照料，形成持续性的照料方式。我们要以老年人为中心，把传统的孝文化和职业性的医疗护理文化、照护文化结合起来，形成整合支持、持续照料的文化体系;整合好孝文化、照护文化，创新发展新型敬老文化，为现代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和价值支持，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之路，让养老服务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得到滋润营养，为解决世界性照料难题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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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海 玉

Abstract：Pension is a kind of cultural phenomenon in essence. Pension servi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ersonal life of the elderly， which is a kind of personal service. This kind of service is provided by different service providers such as family members and social members， which forms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and care. China′s existing pension service system is established with reference to western experie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tching up. We should explore the way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a big country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and an elderly population. To explore the way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n a country with a large population and an elderly population，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comprehensive response，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shape the soci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rom the heigh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with the professional spirit of caring culture， and shape the care culture with the core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We should also innovate and develop a new culture of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and actively build a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filial piety and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so as to provide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road of elderly serv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pension service; Informal care; filial piety culture; care culture; respect for the elderly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