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继华　单羽

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长时段历史上四个中国的文论构成了自我解构和超越的关系，呈现出断裂而又连续的文化景观。图/视觉中国

王一川教授领衔主编、团队合作完成的《中国现代文论史》四卷本（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出版一年了。作为这套论著的执笔者之一，感到似有必要对这个系列做一阶段性反思。理由很简单，所谓“历史意识”，都是对行进中的事件进行反思的意识。

描摹地形圖

中国现代文论史可以有多种写法。以时间先后排序，梳理思潮与学说，这种编年史论稳靠而又翔实。依论家出场先后为序，呈现论家的胆、才、识、力，这种传记史论素朴而且鲜活。鉴于中国现代文论乃是运行在中西、古今坐标上的心灵轨迹，因而也不妨采用比较的方法、跨文化的视野，以及学科通串的策略。

20世纪渐行渐远，21世纪走过20个年头，但中国现代文论史的叙述还在延伸。甚至还可以说，中国现代文论在时间上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它要求我们不要忘却人类的现实，而是相反，将自己的生活纳入到它的世界之中。于是，写作历史的人，不只是在叙说一段故事，而且也是“整个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整个世界的历史也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历史在不断地变成“后景”，景观也越来越歧义，含义也越来越模糊，因此书写历史也就必然是解释历史，解释世界对人的要求，解释历史发展观念的形成以及历史意识的深化。就此看来，现代中国文论史并未结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带着这么一种历史意识和历史阐释的诉求，而展开中国现代文论史的叙事，我们将举全副学力重描、深描中国现代文论的地形图。

要描述一幅比较完美的中国现代文论史的地形图，我们自然会面对着巨大的障碍。这障碍不是地形的范围广大和结构复杂，而是“地志”之上的“地方”虽然明显存在，却不可以描画。地形内外交织，隐秘曲折，深埋不露，道隐无名，一切历史记录似乎都是碎片遗迹，每一断简残章都寓涵着微言大义。景观下面埋藏秘密，而这些秘密都拒绝“地名学”“形态学”和“地形学”的描述。“中国现代文论史”也是这么一个拒绝描述的复杂地形，一个累层创构的复杂织体。最表面上是一些可以系统表述的观念与概念，它们是文化语境压力的精神结晶。观念与概念同文明历史上诸种制度具有复杂的互动关联，在一定意义上乃是制度化的成果。在观念与制度的互相制约中，知识生产方式历史地变换，知识形式也相应地表征着历史的变局。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知识体系与论家个体的体系建构呈现出多元样式。在知识体系之最下层，发生作用的是个人体验和情感动力。易言之，感性动力系统、知识形式系统、制度文明系统、观念概念系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史的基本层面。各层面以及同一层面各种要素之间也呈现出复杂的分殊与关联，就像德勒兹所描绘的那一“千块高原”。论家就如“千块高原”上的游牧民，在多元系统和复杂层面之间艰苦地探寻理论的位置。

作为方法的中国现代

“中国现代”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方法。将“中国现代”作为思想方法和学术方法，在这套《中国现代文论史》的写作中表现得尤其自觉，特别明显。

首先，“中国”是“历史长时段”观照下的民族实体、历史载体和思想本体。“历史长时段”是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1949年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之中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依据“时间波长变化”，探寻客观而深刻的历史结构性力量，是“长时段”历史概念的主要功能。借着布罗代尔所提供的史诗般的中海叙事境界，我们观照长时段历史上的中国，至少能领悟中国现代文化的情境——千年未有之变局与创局。或许，我们所寄寓的星球也正在迎来一个新天新地，危境与机运并存，文明在彼此涵化之中经过蜕变而出死入生。历史的“长时段”位于历史的底部，文化的地形地貌发生缓慢的不为人所觉察的变化，有如天体的变化，短促的生命无法感知，必须有千年万载的数据比对，方可得知长时段的变化。这个阶段上的景观有变化的能力，但显然受到巨大的时间制约。与长时段相比的，是波长较短的“中时段”，在这一阶段上历史主要表现为人口统计、经济、农业、社会、政治、法律等制度性变化，这些变化都是集体力量作用的结果，其客观的限定不超过一个世纪。长时段和中时段表现出人类生活的大部分隐而不现的“基本结构”，当然也是支配着心灵活动和知识形式建构的基本结构。历史上最短的周期是“历史小事件”，断烂朝报，每日新闻，政治外交小事情，或者乔伊斯《尤利西斯》中那个平凡一天的各色人等卑微或崇高的体验。

布罗代尔以大海设喻：在海底深处，巨大迷暗的水流缓缓运动，收纳和承受万物，这是“历史的长时段”;巨流上面是潮汐涌动、漩涡与暗流，这是“历史的中时段”;最终漂浮海面上的，是惊涛裂岸的瞬间，千堆雪浪，万道流波，这是“历史小事件”。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了类似于“长时段”的中国历史分期论：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梁启超的中国历史长时段分期论凸显了政制的维度，即帝国政制、君主专制到国民立宪政制的更替嬗变。许倬云从文化互动、自我与他者的视角提出长时段中国历史观，提出“五个中国说”，即“中原的中国”、“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以布罗代尔的长时段为视野，整合梁启超、许倬云的中国历史分期论，王一川提出“中原的中国”、“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以及与之相应的中原的中国文化与文论、中国的中国文化与文论、亚洲的中国文化与文论和“世界的中国文化与文论”。而《中国现代文论史》所处理的，就是建立在中原、中国、亚洲的文化与文论基础上的“世界的中国文化与文论”，具体是指晚清中国被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以来至今的中国文化与文论。作为方法论的“长时段中国历史形态”学说表明，中国现代文论同中原、中国、亚洲的中国文论构成了传承而又对话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长时段历史上四个中国的文论构成了自我解构和超越的关系，呈现出断裂而又连续的文化景观。

处于世界的中国、且延伸至于现在、却看不见终结的时段，即所谓的“现代”。现代性是难以把握的，因为正如诗人波德莱尔所说，现代就是“过渡”“飞逝”与“偶然”。现代性又是多层累积的，正如诗人瓦雷里《欧帕里诺斯》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偶然所得的“海中之物”，它回荡着遥远历史、甚至前历史的模糊声音，因而是模糊之物。按照王一川的看法，中国现代体验的发生，乃是异质文化之间远缘交互作用、持久互相塑造的结果。中国现代性，是对古今中外文化接触、对话、互相塑造过程的动态描述，王一川称之为“文化涵濡”。“以我涵他”，“以他涵我”，“我他互涵”，衍生出了古典的现代性及其文化保守主义文论、现代的古典性及其启蒙激进主义文论、融汇的现代性及其思想多元的文论。王一川特別强调，中国现代性又可分为“中国现代I”和“中国现代II”两种历史形态，第一个形态始于清代乾隆五十八年即1793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即1976年，第二个形态始于1976年一直延伸到当今。中国现代的第一时段（I段），呈现为外来他者涵濡、中国新型自我塑造的景观，而中国现代文论更多表现为“西显中隐”，“以西释中”。中国现代的第二时段（II段），呈现为中国自我同外来他者互相涵化以便推进中国形象的更新、中国影响力的提升，而中国现代文论更多地表现为“显中隐西”，“中西互释”，“以中化西”。采纳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的“涵濡”概念，王一川的中国现代性二分形态论，为观照中国现代文论的起源、构型、定型、变型、再构型-定型的动态历史提供了一个比较周延、更为融通的架构，因而具有文化史方法论意义。

《制度的后果：中国现代文论的体制构型》胡疆锋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涵濡的现代性：中国文论新传统》王一川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思想的制序：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元取向》胡继华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由过渡而树立：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陈雪虎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知识型的起源与延异

秉持“中国现代”的观念与方法，《中国现代文论史》各卷的作者考镜溯源，论衡制度和思想、语境和文体、文化历史与个人体验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塑造力量，及其衍生的学术话语、学科体系、教育建制。中国现代文论史追溯的核心，乃是“知识型”。因为，正是古今/中外涵化、远缘文化持久接触和彼此塑造的“知识型”，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之硬核，或者说诗学的基本规定性。

在卷1《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中，王一川开宗明义，主张从“知识型”或“范型”入手，探索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基本品格。“知识型”取自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其内涵是存在于知识系统表层下面的一种更博大、更模糊、更有塑造力量的隐微知识之基本形式。像科学史的“范型”一样，“知识型”能够将知识形态、系统科学、形式化话语体系及其实践活动从根本上关联起来。由此看来，中国现代文论的“知识型”是古今/中外涵化、远缘交汇融构的知识母体，或者说广义符号实践及其象征体系的“原型”。

故而，也不妨将中国现代文论的“知识型”视为“长时段”中国历史、甚至“长时段”世界历史累层创构的产物。中国现代文论的“知识型”体现在启蒙、革命、审美、修辞、文化转型等各种知识体系面相中，体现在“典型”“意境”“象征”“修辞”等建构范畴中，体现在“西显中隐”到“以中化西”的诗学逻辑和话语体系的自我超越之中。总之，“知识型”规定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品格，同时激活了蕴涵在文论话语之中深厚的张力。于是，探索“知识型”的起源、构型及其解构，自然就是再度描摹中国现代文论地形图的任务。

在卷2《由过渡而树立》中，陈雪虎关注的重心便是中国现代文论的起源。他的史源论抛开了传统文化史的单一线性模式，而力求返回到早期现代的模糊、浑融、无序的语境中，呈现中国现代文论出古入今、从中国的中国和亚洲的中国而进入世界的中国这一艰辛旅程。矛盾性与浑融性，构成了中国早期现代的复杂景观，而中国现代文论在这一迷乱景观之中渐次赋型，由模糊而澄明，由无序到有序。置身在一个理论的时代，或者说以理论抵制理论的多元话语境遇之中，陈雪虎断言，至关重要的是探寻、确立、守护理论的位置，并在合适的位置上对时代危机、人类共同问题作出学理的回应。在叙论中国现代文论的语境中，陈雪虎以穿越迷惘无序而直探知识型并确立理论位置而自我期许。他认为，在启蒙与革命的文化变局中，激活与顺应构成了探寻理论位置的基本姿态。西学激荡，“中学”在“抵制”中“驰入”，在“顺应”中“抗争”，革命潮流塑造了早期现代中国文论“不夷不惠”“童牛角马”的诡异品格。

陈雪虎对章太炎文论的研究颇有典范意义。他认为，章太炎关于“文学性”和“复古”的论述屡遭误解，但其真实用意或许正在于“开拓人类文化表意机制及其界限的探讨，从而留下了当代对汉语言文字的表意机制及其语文哲学进行探讨的思想空间”。探讨中国现代文论的起源，在这里便是一种思想实验，并敏锐地触及到了教育体制的现代转型对于现代文论发生的动力作用。文论体制转型和大学文学教育形式的确立，二者存在着一种皮毛关系，有体制之皮，才有文论之毛可以依附。与体制转型相伴而生，是新文学话语结构张力的活跃，及其推动的人学转型。在后革命和后启蒙，以至于在后现代与后人类的语境压力下，陈雪虎让朱希祖、周氏兄弟、陈独秀、胡适重新发言，回答“革命”文论话语的正当性难题。而同样的问题，在这套《中国现代文论史》各卷之中都得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回答。不过，在中国现代文论的史源论语境中，陈雪虎的回答显然带有几分忧患意识。

在卷3《制度的后果》中，胡疆锋聚焦于“制度”，具有原创意识地将中国现代文论视为体制构型的后果。在这个论域之中，体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学及其话语体系的使命是“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文心雕龙·宗经》），“以追光摄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王夫之《古诗评选》）。在哲学人类学的语境中，人类被视为宇宙间最为脆弱、甚至一无所有的动物，必须依靠“制度”来增强其适应环境的能力，强化其自我保存的力量。广义的“制度”也包括修辞、技术、器具、政制、艺术等等。所以我们也不妨说，制度无处不在，但中国现代文论的“知识型”及其话语形态乃是制度自觉运行的产物。在胡疆锋看来，知识制度是权力分工和运作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秩序，而中国现代文论乃是制度运作的后果和伴随物。接过王一川“文化涵濡”说，胡疆锋将制度变迁描述为具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涵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报刊、书局、教科书、稿酬制度、职业化教师、科层化官员、留学制度、大学制度、学位教育、文学社团等各种制度，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知识型创生的合力。在探索制度与文论话语构型的互动中，胡疆锋调遣了“文学场”理论、“文化权力”学说以及当代文化研究的各种理论，同时对一些典型的个案做出了具有启发性的分析，全力支持将制度研究融入中国现代文论的书写中。或许，要讲好中国现代文论这个故事，必须发掘一些容易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细节与事件，同时也应该将制度纳入历史，将文论话语及其“知识型”纳入到制度历史之中去观照。

在卷4《思想的制序》中，胡继华不得不面对一个纷纭复杂、乱云飞渡的“过渡时代”以及中国现代文论的多元取向。接过王一川论述的“文化涵濡”三种类型，并借助“精神史”学术方法，尝试从思想的“制序”切入，梳理和论述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多种取向，或者说，重点关注“知识型”的延异及其派生的复杂知识话語。《思想的制序》卷认为，在“以我涵他”的改良导向上，生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古典话语，其价值关怀在于人文化成的伦理境界，其典型话语是“学衡派”及其后学的理论;在“以他涵我”及其革命的基本导向上，产生了中国现代文论革命话语，其价值关怀在于开启民族国家历史，建构现代社会政制，其典型个案是瞿秋白的社会主义文论体系及其建构的现实主义经典理论;在“他我互涵”以及“中西互补”“菁华总汇”的基本导向上，创生了文化象征诗学，其价值关怀在于“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审美世界主义。本卷作者强调，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革古”“复古”“变古”三种基本趋势并存，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瞩望最为强烈，社会主义文论的时代精神最为显著，而文化象征主义文论内部的分化、争论、互动最为复杂。“学衡派”及其后学的人文主义文论凸显了现代景观下的古典精神，表达了对古典文化复兴和流兴不息的坚执信念。瞿秋白在革命与启蒙的辩证中重述“文以载道”，为“现代中国文”制定法律，建构现实主义典则，强调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大众服务，将激进启蒙意识合法化和激进化。

本卷对瞿秋白的论述，吸收了布鲁门伯格“现代的正当性”、布洛赫“乌托邦主义”等思想资源，对卷2中所急迫追问的“革命”话语的意义问题作出了间接但相当明确的回应。

文化象征主义的种种文论话语，具有深邃的学理价值，需要反复回味以及无限阐释，但值得强调的一点在于：文化象征主义种种言说，是对中国现代文论“知识型”的延异。“延异”，是解构论者德里达的一个奇特词语，基本含义是指一个实体、一个概念、一种学说、一种话语，一种“知识型”的自我区分、自我散播、自我延宕。总之，延异就是产生和散播差异，引导着知识型的自我解构和自我超越。遵循这一思路，在长时段“三个中国”的话语脉络之中，本卷作者将王国维、梁启超到钱钟书、李泽厚、王一川的文论话语变迁描述为古今汇通、中外涵濡过程中的自我解构，即从“西显中隐”经过“中西互彰”到“以中化西”的进程。当然，这一中国现代文论的自我超越并未终结。

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