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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筹划的非税成本及其规避探讨

2020-11-28杨群

现代营销·经营版 2020年12期
关键词:规避税务筹划概念

摘 要:在企业寻求更高利益的过程中,“税务筹划”既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管理策略。“税务筹划”的目的是在税法允许范围内,降低企业税收成本,但是,一些企业在进行“税务筹划”的过程中,忽略了企业的“非税成本”,使得最终的税务筹划损失远远高于收益,企业得不偿失,政府财政收入也受到影响。有鉴于此,本文从税务筹划的非税成本概念出发,通过分析税务筹划的非税成本的由来,探索了税务筹划的非税成本规避,目的在于帮助企业认识非税成本,实现,有效的税务筹划,减少企业税收同国家税法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税务筹划;非税成本;概念;由来;规避

税收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引发了复杂的,多方面的问题。所有类型的税收筹划的决定性先决条件是,税收制度包含不对称性和其他非中立性,这意味着税收可能随着特定收入的申报人、收入的申报方式或申报收入的地点而变化。税收筹划是建立在有系统地利用这种不对称或扭曲来减少自己的税收的基础上的。新的税收制度降低了税率,使得旧的税收筹划失去了意义[1]。然而,其他问题依然存在。在国内税收筹划变得更加困难的同时,利用国际漏洞直接逃税的趋势将会增加。确实,税收筹划给企业和股东带来巨大的成本。尽管减税可能会增加税后利润,但实际成本和潜在成本会阻止企业通过税收筹划最大化其税后利润。但是,在进行税收筹划活动时,尤其是由于代理问题而产生的非税收费用可能会累积。

一、税务筹划的非税成本概念

“非税成本”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因此,讨论“非税成本”时,需要依据纳税环境来界定“非税成本”的概念。[2]一般意义上,“非税成本”可以在大体上分作经济学意义上的非税成本,以及管理学意义上的非税成本。

(一)经济学的非税成本

在经济学意义上,“非税成本”的产生是由经济行为引起的经济后果。因此,在经济学中,将“非税成本”依据经济行为分作: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

1.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分解为三个部分:委托人监督支出;代理人粘合支出;剩余损失。监控费用由委员会支付,规范代理人的行为。保证金支出由代理人支付,以确保代理人不会采取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动,或者如果采取了规定的行动,将赔偿委托人。因此,监控和黏结成本是构建、管理和执行合同的现金成本。剩余损失是指委托人由于代理人的决策而遭受的损失的价值,这些决策偏离了委托人如果拥有与代理人相同的信息和才能就会做出的决策。由于只有当不遵守合同的损失减少等于执行的增量成本时,投资于监督合同才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剩余损失就是合同最优但执行不完全时的机会损失。因此,总的代理成本是现金成本加上机会成本或剩余损失。

2.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一个通用术语,是指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发生的成本。当前,交易成本是经济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常被用来解释过多的制度选择和行为。传统意义上的交易成本被描述为“专有财产权的转让,获取和保护”。[3]这是一个相当狭窄的交易成本定义。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现阶段的交易成本的范围被扩大,包括与任何分配决策相关的所有成本,包括不确定性成本。因此,交易成本可以解释为“使用价格体系进行的任何活动的成本”。交易成本在市场经济中“无处不在”,因为当事方必须彼此寻找对方来传输,交流和交换信息。

(二)管理学的非税成本

在管理学意义上,“税务筹划”本身是一个决策过程,涉及组织管理和流程再造。[4]因此,在管理学意义上,可以将非税成本划分为:机会成本、组织协调成本、隐性税收成本、沉没成本和违规成本。

1.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或替代成本)的概念表达了稀缺性与选择之间的基本关系。机会成本是对被拒绝的替代品或机会中价值最高的一种进行评估。这种价值被放弃或牺牲,以确保选择的目标体现更高的价值。机会成本和其他成本概念的区别最好用这种选择影响和选择影响的分类来解释。

2.组织协调成本

公司治理会影响税收筹划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内部治理通过要求董事会由外部董事主导的规则,将董事会视为对管理层进行真正控制的主要手段。因此,董事会成为监督经理行为并就如何确定和实施战略提供建议的关键机制。在税务筹划中,方案的实施经常面临对多任务的需求,即应对两个或多个时间重叠的任务。为此,必须同时维护多个任务集,并且需要找到有效地协调并发任务的方法,由此导致组织协调成本的发生。

3.隐性税收成本

税收筹划有两个重要特征:资本损失的有限使用和无力清算。条件是无风险利率为正,利息收入税率超过资本利得税率。当仅施加约束且没有投资者持有具有大量资本损失的投资组合时,税前收益率降低,非税成本形成。

4.沉没成本和违规成本

沉没成本出现在以下情况下:优先选择某些投资而不是其他预期等同的选择;代理商坚持不懈特别的努力不是因为预期的收益,而是因为已经发生的成本。简而言之,对于确定期权价值至关重要的不是结果的客观利益(即,随之而来的报酬的能量价值),而是结果如何改变期权的能量状态。由于税务规则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对税务筹划进行有效监控,一旦出现违规现象,必定受到相应的惩罚并承担违规成本。

二、税务筹划的非税成本由来

造成企业税务筹划中,产生非税成本的因素有很多。大量文献及实践证明,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学因素、环境因素和主观因素。

(一)經济学因素

造成企业税务筹划中,产生非税成本的经济学因素,主要是市场的非完全性所致。这种非完全性的产生,不仅是由于缺乏资产,而且还由于缺乏信息。从理论上讲,当完全互连的市场体系是“完整的”时(也就是说,当存在每种可能的商品或服务的市场时),渴望获得利润的商人的创造力将社会推向最高的效率水平,但是同时,完全竞争会阻止利润增长超过所有活动所达到的中间水平。[5]这种自我纠正机制使理想化的经济始终保持效率。经济计算考虑了所有成本和收益,而没有任何重要的外部因素。在所有其他情况下,不能排除在现实世界中,经济活动会在会计范围之外产生成本(可能还有收益)(通常称为外部性),在计算中未考虑在内。结果,只要市场体系不完整,货币成本和收益方面的任何计算结果都会因外部性的存在而受到破坏。因此,只要不满足完整性假设,每个会计损益仅考虑与市场机制支配的社会生活部分有关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必须非常谨慎地采取经济演算来引导社会提高效率。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是不完整的,竞争也不是完美的,例如,资产重组产生的损失成本;套利行为产生的成本等,这些由于市场摩擦、信息不对等的逆向选择,让非税成本的发生成为可能。

(二)环境因素

制定公司税收策略,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此成本,這是税务筹划的传统重点。政府税法所限定的税收规则,让企业的税务筹划如同“走钢丝”,在税法的边缘试探,在“合理避税”与“逃偷税”之间摇摆。当代的公司税收环境要复杂得多。对合规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存在更大的违约风险,尤其是在公司跨税收辖区开展业务的地方。同时,全球化开辟了丰富的新税收筹划机会,但对此类机会的积极利用导致了激烈的公众审查。

(三)主观因素

税务筹划人员的主观因素,也是导致税务筹划产生非税成本的原因之一。在许多情况下,税收会影响所有缔约方的行为。例如,公司税不仅会减少公司的利润,而且还会改变经理人的最佳补偿合同。财务主要业绩指标过去是衡量公司业绩的最重要指标,因此“纳税额越低越好”是一个简单的规则。现在,可持续性和长期增值管理的概念越来越重要。避税策略的价值越来越受到质疑,尤其是考虑到对声誉的潜在损害。在理论上,税务风险管理无疑是公司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它是全局的责任。作为税务筹划人员,是否清楚他们的税务风险管理职责?税收风险管理对公司结构、流程和交易有什么影响?税务问题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特别是税务筹划人员的道德水平和职业水平,直接影响税务筹划的实施,

三、税务筹划的非税成本规避

税收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人们避税和逃税。有效税务筹划不仅要重视税务筹划交易对交易方的税收影响,而且要考虑实施税务筹划过程中所涉及的战略成本。

(一)加强对非税成本的重视

税收对公司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成本因素,这意味着最小化税收将增加盈利能力。但除了明显的纳税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成本难以衡量,但需要加以考虑。因此,企业必须增强税务筹划意识,构建有效税务筹划理念,在坚持有效税务筹划理念基本原则前提下,以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为基础,提高企业财政收入,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实现非税成本的有效规避。一家企业的成功与其声誉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互关系,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趣日益浓厚。在任何一个公司经营的国家,依法纳税都被认为是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普世价值观的商业行为能够带来社会和经济收益。

(二)树立有效税务筹划理念

不言而喻,税收过程涉及到利益的矛盾。国家必须为公民集体决定的公共部门活动提供资金;与此同时,企业在立法规定的框架内尽可能少地缴纳税款。这种情况既会带来机会,也会带来问题。税收筹划在1991年以前的经济政策辩论中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可能对改革的大方向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对于合法的税收筹划,尽管国家不希望它成为非法的逃税行为,却缺乏清晰的认识。如果对税法的上述功能进行明确建模,则可以隔离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在实践中,税制通常被认为是成比例的。假定比例税率减轻了易于处理的模型的创建,从而可以采用明确的解决方案。

(三)正确区分非税成本性质

以性质为划分依据,可将非税成本划分为不可避免非税成本和可避免非税成本。因此,在税务筹划过程中,必须正确区分两者,达到规避非税成本的目的。例如,静态税收差距是指根据现行法律,在不改变纳税人行为的情况下,理论上可以向逃税者和问题逃税者征收的税款数额,而动态税收差距是指,如果纳税人行为因税法的变化而改变,理论上可以向逃税者和问题逃税者征收的税款数额(也就是说,如果税收比率、税收组合、税收规则和条例以及审计程序得到调整)。

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量文献及实践都表明了,企业频繁进行税务筹划,其结果往往导致非税成本增加,企业不得不采取规避措施,进而减少政府财政收入,政府不得不进行税务改革,于是进入恶性循环。实际上,税务筹划并不是将企业同国家税法放在对立面上,而是要在合理范围内,实现企业同国家税收的双赢。因此,对于税务筹划的“度”的把握十分重要。在此期间,“非税成本”的高低成为了衡量这个“度”的有效指标之一,同时,也是影响税务筹划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傅娟,叶芸,谯曼君.减税降费中的企业非税负担定量研究[J].税务研究,2019(07):19-22.

[2]王梦妮.W商业地产项目的税务筹划研究[D].浙江理工大学,2019.

[3]张炫炜.我国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控制问题研究[J].今日财富,2019(02):123.

[4]林岚.略论税收成本与非税成本研究:回顾与展望[J].财会学习,2018(33):148+150.

[5]林木西,崔纯.我国实体经济税费成本现状及财政政策建议[J].地方财政研究,2017(05):10-16.

作者简介:杨群(1980-),女,汉族,安徽省六安市人,六安职业技术学院,本科,助教。研究方向:财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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