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中扮演了要角。然而，1933年的长城抗战结束了中国城墙的千年风华。

长城抗战之初，守备长城战线的东北军与西北军，一线式直接部署于长城上，日军炮兵凌厉，将千年长城击破崩毁。在罗文峪，站上长城的第143师来不及接敌，就已伤亡惨重，“我军据长城为阵，敌人炮火集中轰击，把完整之城垣炸得砖石横飞，摧残无存”。

1937年抗战军兴，日军炮兵的攻城战技出神入化，即使弹道弯曲的榴弹炮，也能发挥如同平射炮一般的精度，远距离精确击毁城墙。“卢沟桥事变”时投入宛平攻城的中国驻屯军炮兵联队第2大队，使用150毫米重榴弹炮，轻松击破宛平城墙。南下正定城，两波效力射，第1波射击99发炮弹，命中城墙50发，第2波137发命中80发，正定城墙崩垮。攻打雄伟太原城，第1波79发命中76发，第2波107发命中100发，迅速打出步兵攻城需要的豁口。

城墙不但挡不住日军，反倒会严重局限空袭时的人员疏散，拆城墙遂成为战地第一要政。只要遥见烽火，战地县政府马上拆城墙。

淞沪会战结束后，受到日军威胁的浙皖一帶县城首先拆城墙。例如在浙江绍兴，1938年春开征房捐，筹足经费就火速拆城墙，县长贺扬灵雷厉风行，于1年内拆完;在安徽宁国，县长胡筱溪较平庸，拆城墙拖到1939年才以工代赈雇用难民开工。1938年日军深入内地，又催生了一波拆城墙风。

在国民政府火速拆城墙的同时，日军却反其道而行，积极整修城墙。

中国炮兵虽有卜福斯山炮等具备攻城威力的火炮，但数量太少，一般野战部队只有82迫击炮，攻城毫无用处。因此，城墙对日军仍有高度防御价值。日军扶植的伪政权，首要军事任务不是清乡扩军，而是重修城墙。

日军依靠城墙守城非常轻松。典型如1939年7月，独立第9旅反攻潮州城。担任攻城的第625团第3营营长黄广修，于深夜摸到潮州城前，发起猛烈夜袭，顶着日军火力，猛烈射击南门，使南门两次起火，在大火焚烧城门时乘机突入。日军潮州警备队于巷战中节节败退，于日出之前，已被第3营压迫到开元寺日军司令部附近的最后据点。万分不幸的是，城墙最终拯救了日本侵略者。

独9旅位于城外的主力，先后被日军与城墙阻挡，无法进城。日军的援军却由东门进城，于巷战中将第3营切割分裂。第3营试图突围，但被城墙阻隔，无法出城。长达两日的激烈巷战后，第3营全军覆没。

同样的城墙，对中国守军是累赘，打仗必须紧急拆城墙;对日军却是守城屏障，展现了军事历史辨证的复杂多变。围绕城墙的故事，也是抗日斑斑血泪的一部分。

（综合《党史博览》《凤凰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