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指出，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别山精神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也有独特的经济基础，还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大别山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决定了多元文化在此交融，进而形成大别山地域文化，积淀了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塑造了大别山人鲜明独特的人文性格。在革命斗争中，大别山人爱国自强、开拓创新、勇敢无畏等人文品格，成为坚持红旗不倒、火种不灭的强大精神力量。大别山区这种多元并存的区域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大别山革命的内生动力，是大别山精神形成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大别山精神;文化基础;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人文品格

作者简介：

叶希武（1968-）男，河南省新县人，大别山干部学院大别山精神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大别山革命历史。

习近平2019年9月在河南考察调研指出，“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别山保持28年红旗不倒，经历和见证了中国革命历史的完整过程，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革命“红旗不倒第一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雄的大别山人民奋起斗争，求实创新，前仆后继，浴血坚持，百折不挠，始终保持革命火种不熄，铸就了不朽的大别山精神。大别山精神的主要内涵是追求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胸怀全局、勇挑重担的奉献精神，依靠人民、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自强不息、排难创新的进取精神。本文试从大别山地区的文化融合、历史传统、人文品格几个方面论述产生大别山精神的文化基础。

一、多元文化交融形成大别山地域文化

大别山地域文化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淮河文化等在大别山区域长期汇集融合形成的，具有中原华夏文化与南部蛮夷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

大别山位于湖北省、河南省、安徽省三省结合部，地处淮河与长江之间，是中国南北过渡、连接东西部地区的中部地带。黄河文化之中原文化，长江文化之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文化，在大别山区域长期汇集融合形成了大别山地域文化。

秦汉以来，荆楚文化在天下大一统的文化交流中得以融合更新，并在东汉末年盛极一时。荆楚处于南北军事要冲，行政体制的地域分割、北方地区移民的迁入，以及儒、释、道的相互渗透，使得荆楚文化呈现多元文化大融合趋势。

大别山区深受荆楚文化影响。楚国的先民最初生活在黄河流域（今河南省新郑市一带），他们南迁之后，其辐射范围大致集中在现今的湖北省大部和河南省西南部，并逐渐形成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区。新石器时代，荆楚诸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相比，处于明显的低势态。楚人沿丹淅流域南迁至荆山一带，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处于碰撞融合阶段，中原人以华夏文化为正统，视楚人为“楚蛮”“南蛮”“蛮夷”，周初以五等爵制大分封时，仅以较低爵位“子爵”分封楚先王熊绎一块蛮荒之地。楚国的先民在北方华夏与南方蛮夷的夹缝中艰苦卓绝，历经劫难，奋发图强，建立自己的政权，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形成以强烈民族意识和尚武精神为核心内容的荆楚文化。楚人“有极新之思想”，“不受周之文化之约束”，楚国的强盛，不仅仅是博采众长，更是自强创新的体现。自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至楚亡，楚人开始以军事征服为手段，汲取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楚人开南濮之地之顺利，是因其自身文化比南濮地区先进。“楚人虽少，楚国虽小，但挟华夏的先进文明因素而来，如一颗良种落进了南土的沃壤。以后楚吞汉水流域诸国，进军黄河一带，吞灭淮水流域各国，进而与晋争霸中原，问鼎周室。“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到了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又向东扩张……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著名楚文化学者张正明断言：“楚文化达到了上古文明的颠峰。”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淮河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淮河文化是以楚、明文化的底蕴，兼容中原文化而形成的区域文化。淮河文化正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数千年融合的结果，反映出南北过渡、兼容并包的特色。淮河、长江文化的连带关系，从淮河地区纳入楚国之时就已存在，且是荆楚文化之一部分，而荆楚文化的主体因素是长江文化，这时的淮河文化不能不受长江文化之影响。秦汉一统中国以后，淮河文化与黄河、长江文化的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

大别山区受到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的影响很重要一个方面是源于移民。东汉之初，鄂西巴人谋反，惊动朝廷。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刘秀派将军刘尚率兵镇压之后，并下令迁徙7000余人于江夏郡，散居于江淮间巴水（源出今湖北省罗田县）东西1000余平方公里土地上，称“五水蛮”（“五水”即巴水、蕲水、浠水、倒水、举水），“五水蛮”即指今鄂东及皖西南大别山区与长江之间民众。北宋南渡后，江淮之间成为宋、金对峙之地，战争屡起，民多南迁，人口稀少。宋高宗赵构绍兴三年（1133）九月，遂以江西民众充实淮西（淮西一般指今江淮地区，包括寿县、庐州、蕲州、和州、潜山县、凤阳县、潢川县、黄州等）。此后，很多移居者进入大别山地区。至宋孝宗赵春乾道七年（1171），江南地区大旱，从淮北、江南地区迁往淮西地区3800余户，1万余人。明朱元璋建国后，为复兴农业，增加税收，时移今江西省、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及山西省、河北省等區域居民来到大别山区落户。“自秦汉以至宋元，中国移民的主流是北人南下。明代初年，情况发生变化。在长江流域，人口的输出地主要是苏南、浙江、安徽徽州、赣北、赣中及鄂东地区，输入地主要是苏北、安徽（徽州除外）、湖北、湖南、四川，构成从东南向西、向北的扇形迁移。”一批批移民进居大别山区，必然带来文化交流与融合。

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淮河文化，这几种文化形态在长达数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冲击、相互补充，形成大别山多元交融的地域文化。

二、大别山具有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大别山区优越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条件，适合人类的繁衍生息。大别山区虽然偏远闭塞，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并不滞后，且历来崇文尚武。在古代，以家族为单位创办的私塾遍及乡里，只要经济条件稍微许可，农民就会节衣缩食把男童送到私塾读书。其中杰出者还会被送到官办学堂深造，然后进入科举考场。到近代和现代，大别山区的教育风尚日盛。20世纪初期，大别山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子弟进入国内高等学府和出洋留学众多。因此，大别山区历朝历代名人学者辈出。楚国令尹孙叔敖、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开漳圣王”陈元光以及司马光、毕升、李时珍、何景明、闻一多、李四光等著名人物影响深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绽放着各自的光彩。

大别山人的祖先在多元文化融合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例如：安庆的黄梅戏、京戏文化、禅宗文化;信阳的姓氏文化;孝感的孝文化;黄冈的东坡文化，四祖、五祖禅宗文化，中医药文化;随州的编钟文化，六安的茶叶文化等，源远流长。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诸如红安绣花鞋垫、罗田东腔戏、蕲春泥窑、信阳剪纸、怀宁贡面等。

中原文化蕴含的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意识，历久弥坚的大一统观念，“和合”“中和”“和而不同”等和谐思想，爱国奉献、大公无私与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等，随着军事扩张、大批移民迁徙，向四方传播，对大别山区民众影响很大。巴蜀文化“相忍为国、古风淳朴、才华恣肆、闲散虚浮、开放相容，但又不乏勇敢阳刚”的鲜明素质，荆楚文化“筚路蓝缕、自强不息、念祖爱国、浪漫激情、革故鼎新、開放融合”的文化精神，吴越文化“崇德重义、明理重学、思维敏捷、开放宽容、向善向美、柔中含刚、开拓进取、创业求富”的显著品性，与楚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崇武报国的爱国精神”，相互影响，不断融合，共同形成大别山区崇文重教、爱国奉献、开放包容、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勇敢阳刚等文化传统。

三、大别山人具有鲜明独特的人文品格

大别山地域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中原人的崇文重教、奋发有为，巴人的淳朴、勇敢、包容，吴越之人的尚武逞勇、轻死易发，与楚人的爱国忧民、尚武好战、敢为天下先，长期融合发展，淬炼出大别山人鲜明独特的人文性格。

一是尚武好战，爱国卫疆。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基因。楚人下至臣民，上至国君，无不充满着对社稷的热爱和对故土的眷恋。在民族遭遇危难，国家面临入侵的情况下，楚人热爱故土的感情极为强烈。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包胥复国逃赏;楚怀王宁死不割国土于秦。历史上，大别山区的农民曾多次揭竿而起，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封建统治压迫。在著名的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大别山区是最早的起事地之一。罗田县布贩徐寿辉、麻城县的铁匠邹普胜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建立天完国，威震一方。到了近代，太平天国的太平军在大别山区开展10余年的拉锯战，一大批贫苦农民参加太平军，给大别山区留下了深远的革命影响。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侵入大别山区后，这里多次发生反帝传教士的斗争，最著名的有1869年的“安庆教案”、1891年的“武穴教案”、1893年的“宋埠教案”，还有1903年“安庆拒俄运动”。1906年陈独秀、柏文蔚领导的岳王会，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等引起清王朝的震惊。在辛亥革命中，大别山区一大批仁人志士积极响应，成为革命骨干。在红四方面军战史上，红四方面军将士屡屡上演“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悲壮场面，用鲜血和生命写就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篇章。

二是开拓进取，坚韧执着。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会长武清海认为，荆楚人文精神之魂的核心价值主要体现为“敢为天下先”。楚人的创新精神很强，别人有的，楚人定会超越;别人没有的，楚人也要勇于探索，开拓创新。楚国先民筚路蓝缕，开启山林，表现出楚人艰苦创业、积极进取的精神。熊通称王之后，灭权国，改为权县，首开县制，权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制县。楚国著名的吴起变法是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早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它推动楚国走向兴盛。楚庄王熊旅在蛰伏三年之后，帅兵北上，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终于使楚国称霸天下。早在2300多年前，中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就发出了“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的著名“天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求索”过程中，屈原表现出坚韧执着的品格，他的一生是自觉追求真理的一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其犹未悔。”屈原为追求理想至死不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0余年来，大别山军民前仆后继，与实力强大凶狠残暴的敌军进行旷日持久、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血战。凡此种种，都体现着一种勇于开拓的精神追求，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定与毅力。

三是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大别山区域地处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南来北往、西进东出的人们汇聚在这里，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交流。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中原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儒学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在这里逐渐碰撞融合形成为大别山区域文化。在先秦的诸多民族中，楚人民族偏见少，主张民族与文化融合。楚人融合其他国家和民族，融合包括来自南洋、西亚文化在内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玻璃珠“蜻蜓眼”，就源于地中海东部，由南亚转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知道的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要早四个世纪。楚人没有民族优势可依，没有坚固的城池可恃，只是善于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如青铜冶炼，是楚人学习中原、吴越的技术发展起来的。丝织、刺绣、木工原本是鲁国的技术。当时楚国起兵伐鲁，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100名丝织工、100名木工、100名刺绣工，以求楚国退兵。楚国接收了300个人才后退兵，这300人在楚国传授先进技术，为楚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些事例体现出楚人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取长补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从史前时期楚地先民融汇三苗文化到吸收中原文化、吴越文化以及巴蜀文化，长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凤文化与龙文化相互补充，楚文化兼有南北神韵。可见楚文化不拘守、不狭隘，表现出多元互动、开放豁达、融会贯通的特征。

四是担当敢为，不畏生死。楚人一向敢作敢当，没有丝毫的苟且，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敢于挺身而出，担当责任。楚武王、楚文王都是殉身战场之上;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楚军将帅以身殉职之先河;三闾大夫屈原救国无门，不愿当亡国奴而抱石投江;西楚霸王项羽兵败，无颜见江东父老，乌江自刎。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闻一多在纪念李公朴的大会上，明明知道会上有特务的情况下，拍案而起，毫不畏惧死亡。诞生于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被称为铁血雄师，以善打大仗、恶仗、硬仗著称，所向无敌，无坚不摧。红四方面军将士“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死在战场上”，表现出向死而生、无所畏惧的豪气;红二十五军胸怀全局，成为北上先锋;红二十八军坚持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保持大别山红旗不倒。他们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谱写了壮美华章。大别山军民前仆后继，不胜不休，为革命两百万人参军参战，近百万人献身，记录在册烈士13万多人，在全国十大将军县中有五大将军县，这是对大别山人血性和担当的最好注脚。

在多种文化的交汇融合形成的地域文化熏陶中生生不息的大别山人，忠君、爱国，崇文、尚武，開拓创新，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他们会读书、会种田、会打仗。即便是文人，文静的外表里面同样有武骨，在民族国家危亡之际，也会拍案而起，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大别山为什么会走出那么多的将军？因为民风勇猛、坚硬、剽悍，敢闯天下！“蛮夷人”尚武的血液始终流淌在大别山人的血脉之中，奠定了大别山人的精神底色。

四、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激活革命因子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夕，特别是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正式开通，进一步打破大别山区封闭状态。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大别山区的传统手工业优势被摧毁，部分小农经济解体，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队伍急剧扩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城乡各阶层民众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仇恨情绪日渐强烈。大别山及周边地区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封建主义与广大农民的矛盾，转化为以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为主，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共同存在的社会形态。

辛亥革命撒播下民主共和的思想种子;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觉醒，启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觉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五四运动后，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影响下，爱国斗争精神广泛传播，革命思潮深入民众。以陈独秀（安徽怀宁人）、董必武（湖北红安人）、陈潭秋（湖北黄冈人）、高语罕（安徽寿县人）、蒋光慈（安徽金寨人）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和武汉、上海、北京等地早期党组织，对大别山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建党活动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播撒了革命火种，激活了革命因子。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等成为大别山早期革命的播火者、引路人，在他们的直接组织或指导下，从1921年11月起，大别山区各地陆续建立起党的组织，尤其是农村党支部，在全国是最早的。大别山区早期党组织创建早、发展快、数量多、范围广。多重压迫下苦难深重的大别山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中，在“打土豪，分田地”的阶级斗争中，看到希望，找到出路，得到切身利益，纷纷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追求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大别山党组织的创立，树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开启了大别山革命斗争的新纪元，大别山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自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先进的思想与最勇敢的战士开始结合，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势不可当。大别山坚持28年红旗不倒，成为全国坚持革命斗争时间最长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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