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人通常认为，二战后的日本作为战败国家，是以一个“非正常国家”的身份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待遇。日本几届领导人都在或隐或显地，试图摆脱日本经济与政治地位不相称的现状，努力推进“国家正常化”的进程。政治行为是政治文化的体现，政治文化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政治理念及对外政策，因此本文主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日本一直以来追求“国家正常化”战略的动因。

关键词：日本;政治文化;国家正常化

作者简介：姜含雨（1996—）女，汉族，吉林省吉林市人，学生，法学硕士，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研究方向：亚太国际关系。

2020年9月21日，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大会上，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重申了日本想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愿。1980年日本首次公开提出将“入常”纳入其成为国际大国的战略目标，时隔40年日本仍然怀着“入常”的执念。这种执念一方面是彰显其作为大国的地位，另一方面，日本也希望通过“入常”来实现“正常国家化”的目标。

一、日本“正常国家化”战略的提出

1945年6月《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将二战的发起国规定为“敌国”，这从国际法意义上开启了日本“非正常国家”的身份特征。二战结束后，为了打碎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美国占领军当局为日本制定了一部“和平宪法”，明确规定日本不拥有军队、不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及放弃交战权。20世纪50年代，日美两国又签署了《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从而构建起了美国对日本的半占领状态，大大加深了日本的“非正常化”特征。

然而伴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日本的自我期待值也同步蹿升，大国意识复苏进而膨胀，谋求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作用的愿望日渐强烈。1983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正式提出了“战后总决算”要在世界政治中提高日本的发言权。1993年，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小泽一郎在其《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日本应成为“正常国家”的主张，其核心就是要日本在安全保障、经济援助等领域做出国际贡献，即不满足于仅仅做世界经济大国，还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并成为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基本目标。

纵观战后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虽然历届日本政府在路径选择上存在差别，但追求“大国化”的目标却完全一致。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政治家集中进入决策层，以摆脱战后体制为主要诉求的“正常国家”战略进入了深化、加速落实阶段。安倍晋三便是日本“正常国家化”战略的积极实践者，安倍政府成立之后，继续积极地推行“修宪”、强化日美同盟以及开展联合国外交等战略。

二、日本推进“国家正常化”的重要手段

（一）积极推动“修宪”，解决国家安保及与之相关联的战争权问题。

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国内就有“修宪论”。从心理上日本人并不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即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连自卫的权利都不能写入《宪法》，这种现象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所该有的现象。特别是看到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现状，不免有被列为三等公民的感觉，而日本大和民族的自尊感无法接受这种现实。因此，修改《宪法》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也就自然变为日本政治发展的一项优先选择。但修宪需得到众参两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赞同，而且要经国民投票并获得半数以上同意，难度较大。因此，日本转而通过扩大对宪法的解释，达到事实“修宪”的目的。另外，安倍政府还增设政府部门以强化首相职权，为实现“正常国家”决策顺利铺路。

（二）强化日美同盟，意图为解除“和平宪法”的束缚扫清道路

为了突破“和平宪法”所限，日本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战略合作来提升两国军事关系，在日美两国不断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同时，2006年日美两国签署了《地理空间情报合作官方文件》，进一步加强了两国军事情报合作。2007年初，日本防卫厅又在美国设立常驻情报联络处，加强了军事合作讨论与研究。而后日本“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从而改变了日本和平国家的组织架构，“自卫队”也随之重新定位为“自卫军”，原属于自卫队附加任务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紧急援助活动援等都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基本任务”。

（三）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争取“入常”。

针对“敌国身份”，日本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意在改善国际形象，提高国际地位，为达成“正常国家”目标创造国际环境。自1969年开始，日本不断努力热衷于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意图恢复国家名誉。为改变国际形象，日本1992年通过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借联合国维和行动及人道主义国际援助之名，积极提升“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日本积极进行对外经济援助，将ODA大纲作出调整，首次允许对其他国家军队提供“非军事目的”的援助。此外，日本还通过实施“酷日本”文化战略进行对外文化宣传，在政府的推动和产业界的努力下，“酷日本”战略在传递日本魅力、构筑日本形象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些实践都是日本为了能够顺利“入常”，使国际社会更容易接受“正常化”的日本。

三、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与政治文化的影响

美国著名学者阿蒙鲍威尔在《比较政治学》中认为：“政治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在某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全方位的信仰、感情和政治观念。”政治文化作为国家政治理念中的主观认知，是对社会政治、传统文化、民族传承等内涵的一种价值倾向，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及非常大的影响力。那么日本的政治文化是如何影響其“国家正常化”战略的？

日本极力地推进国家成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不仅仅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还有来自日本国族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作《菊与刀》中明确指出“日本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等级制度几乎渗透到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庭成员间也有着明显的等级特点，即整个社会是一个分为三六九等的序列。正是这种由内而外的等级观念，随着日本人的生活活动，逐渐扩展到日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使日本人在遇到问题时会不自觉的意识自身的等级，同时按照等级来对待不同的人和事。因此日本关于国际秩序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都有其特定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对应不同的等级，世界各国应该统一于一个用国际等级固定起来的世界中，各国家或民族应该各安其分，当然这种“国际等级”是日本领导下的等级制度。所以尽管战败，在日本的意识中，仍然是按照这一等级观来看待国际体系的，日本始终没有放弃跻身世界强国地位的机会。

“集团主义”的矛盾心理，即有“内外有别”的排外趋向，又有“与强为伍”的强烈依附。

日本的政治文化自古以来就有敬畏强者、蔑视弱者的传统，在外交中一直表现出对强权的依附性，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对汉唐强盛的敬畏，使日本十分重视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而随着明清衰落，日本的野心开始膨胀。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又主张“脱亚入欧”，从落后的农业国跨越到工业国的行列。二战结束后，最典型的与强者为伍的例子就是与美国结盟 。进入 21世纪以来，日本外交上与美国的配合日渐密切 ，把战略上同美国一致认可为实现日本大国梦的主要依靠。 阿富汗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公然派出3艘舰艇驶向印度洋，为在那里进行作战的美国舰队搜集情报、运送物资。而伊拉克战争期间，日本自卫队走出国门，支援正在战斗的美英军队。日本认为与美结盟并不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惰性，而是日本外交的最佳路线。在“集团主义”的指导之下，日本在外交政策上总是与世界上实力强大的国家结成同盟，借与大国的协调和庇护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出于“耻感文化”的影响，以实施对外援助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本尼迪克特在对比了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后得出结论，她认为日本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耻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耻感文化表现为道德观念的薄弱，对于人的行为，不是依靠稳定的道德标准去评价，而是依靠他人对该行为的反映来判断其是非。因此这种文化下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及其具有敏感性和功利主义的色彩。日本人由于缺乏恒定的善恶标准和道德感，行动随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容易给人以反复无常的印象。在传统的日本人心中，为了名誉可以不顾事实，不辨善恶，甚至不惜生命。一方面，战后日本文部省利用审定教科书，篡改历史，掩盖战争罪行，阻碍日本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真相，另一方面又假借对外援助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毫无疑问，耻感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耻感可以化为动力，使人对目标孜孜以求;另一方面，在没有外力的约束之下，为了名誉可以罔顾道德，走向另一个极端。

日本的“正常国家化”战略定位，其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国际社会给日本确定的身份和限制，使其成为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的国家，其内涵之一便是在外交领域追求更大的自主性。经过多年努力，可以说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加入联合国后，使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拟取消敌国条款”的决议，并且取得了十次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同时，日本通过推动“修宪”及扩大对宪法的解释，基本架空了日本宪法中对“军队”、“战争权”等事项的限制作用。通过调整日同盟关系，日本逐步扩大了在同盟框架内的自主权等等。

当然，要实现国家的完全“正常化”，日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日本的“正常国家化”追求不仅关系到战后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国际地位，还包含了日本与相关国家间的外交博弈。日本追求的这些内外目标，其影响明显已经超出国界。未来日本仍会积极向政治大国的方向迈进，在“国家正常化”战略上会持续发力，因此该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與刀[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

[2]王发臣.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研究—国家主义视域下的近代日本政治与政治文化[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

[3]刘强.论日本“正常国家”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10：22-26.

[4]臧秀玲，宋小霞.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J].东北亚论坛，2006.1：78-83.

[5]杨伯江.战后 70 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J].日本学刊，2015.5：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