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卫阳

一、引言

长久以来，对于译者身份的界定，无论在西方还是我国，对立的观点自始至终都存在。在某些人的眼中，译者只是临摹原作的工具，在翻译的过程中，他毫无主观能动性可发挥，只是照原样复制。相对于作者与原作，译者和译作被看作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英国17世纪伟大的翻译家德莱顿就曾把译者比作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这样，译者常常对原作“亦步亦趋”，无所作为。而与此对立的观点同样也大量存在，他们认为译者应该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不应只拘泥于作者与原文，主张译作超过原作。拉弗费尔就曾宣称：“翻译即改写，翻译是操控。”德国功能派同样将其研究视点不再仅仅局限于作者、原作与译作上，同时还考察了其他社会因素，认为译者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委托人的最大利益”，甚至只将原文视作信息的提供，译者可以“适当地对原文作出‘策略性叛逆’”，于是便有人将其与意大利的谚语“翻译者即叛逆者”进行“联姻”，认为译者可以充当“叛逆者”，以此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改写、增删等策略的理论依据。从“奴隶”到“叛逆者”，译者身份的界定在译界始终处于争执之中，由此产生的翻译策略也大相径庭，翻译应“直译”或“异化”“意译”或“归化”也因此始终也在译界引起不小的争论。本文试图从历时的角度出发，对中西方的一些翻译理论进行简单的梳理，来探讨译者身份的变化历程及其身份影响下的翻译策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