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善笑为先

李春杰

老话儿说，百善孝为先。如何尽孝？能承其亲、且顺其意，长使严慈二老身心愉悦。推及于众，经常幽他一默，助人笑口常开，不失为处世善举。因此今儿个要说，百善笑为先。

世人笑心常有，且离我们不远，只要睁大眼睛，几乎随处可见。日内瓦有一花店，在橱窗上打出标语：“吸烟和忘记给太太买花一样有害健康。”巴塞尔近郊，家家有花园，户户怀颜色，常有游人叩门赏花。某私邸不堪其扰，就在花园入口处以一块木牌昭告天下：“内有恶犬，宅主更甚。”

平常日子里，芸芸众生相，不能没有笑。契诃夫坚信：“不会开玩笑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人即便再成功再富有再显赫，倘若整天挂一张扑克牌脸，也属枉到世上走一遭。

名仕显贵之间，揶揄更加肆意，多有美谈传世。大知识分子苏轼写了首诗说自己“八风吹不动”，佛印和尚顺手批了两个字“放屁”，苏东坡前去找他理论，让原本“八风吹不动”的他“一屁过江来”。后世当与禅师隔空会意，不宜对苏先生讪笑连连。苏东坡属旧党，王安石为新魁，政治上形同水火。但辞归故里后，苏称王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贯注《楚辞》遗风，后者莞尔；王赞苏的“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妙用道藏典故，令其哂然。

能够共享一个笑话，必须基于某一维度上的价值观认同。马克·吐温把人生旅程一分为三：童年、青年和“你看起来很年轻”阶段。古今中外，世人明知恭维话儿大多有假，却都喜闻乐见。某大学布告栏上真情相告：“出售上年教材，全新，附成绩单为证。”卖者诚实恳切，貌似金龟佳婿，但小学妹务必慎重，不要乱加这种师兄的微信。

幽默是门艺术，主要机理在于制造突兀，结局却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苏东坡觉得，诗趣在于“反常合道”，既违反常情，又合乎道理。叔本华则认为，“笑料源于观念与实际的不协调”。人的思维存在路径依赖，猛地来个胳膊肘子弯儿，非扭了你的老腰不可。但即使这样，医保也不给报销，因为国家法律有规定，笑死人不偿命。

此外，意欲引人发笑，宜有自嘲雅量，抢在别人之前，奚落自己一番，不失宾主体面。我大中华传统相声中逗捧的精要，在于掌握好最终抖包袱的火候，这与西方脱口秀中逐步推出“punch line”（点睛之笔），有异曲同工之妙。

心中有爱，言语自有温度；谈吐得体，调侃方能得当。敬奉他人莞尔一笑，实属自己日行一善。所以，今天你笑了吗？

中国版“麦瑟尔夫人”，从来没有了不起

栗霖

幽默是一种高级的智慧，幽默感更是一种稀有而颇受欢迎的特质。好的脱口秀演员一定是极具幽默感的，毕竟逗人笑这件事，真的不容易。

虽然有喜剧天赋的女性不少，但在世俗眼光里，女性是不适合搞笑的，因为这和女性“美丽温柔、优雅得体”的传统形象不符合。就算在脱口秀行业，连男脱口秀演员也不太能接受美女讲段子的设定，“你很难想象一群人在聊天，一个大美女在那给你讲段子哈哈大笑，这看上去太怪了，通常都是男人在做这样的事”。

业界公认的搞笑男艺人，前有王自健、小沈阳，后有岳云鹏、沈腾，还有不断跨界的初代网红罗永浩。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草根出身，时常扮做小伏低状，尽显小人物的悲喜人生，同时这也是喜剧的本质，通过展现小人物啼笑皆非的日常，让观众获得一种物质或精神上的优越感。除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小沈阳、岳云鹏们之外，国内的喜剧男艺人一般以团体形式出现，比如德云社、开心麻花、东北赵家班（赵本山团队）等。而女艺人们就显得形单影只，目前较为活跃的有谢娜、贾玲等，还有前些年红遍海峡两岸的小S。

对于谢娜的笑点，見仁见智；贾玲的杀手锏仍然是她微胖的身材、路人甲的长相，甚至有网友担心，如果贾玲减肥成功、像另一位搞笑艺人马丽那样注重穿衣打扮，是否就变得不再好笑；最有喜剧天赋的小S，在《康熙来了》停播之后慢慢沉寂，小S的幽默，曾被认为是“老天爷赏饭吃”。

虽然《康熙来了》的舞台布景远不及内地的综艺节目，服装、化妆、道具也非常朴素低调，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心情低落难过时，看两期《康熙来了》，仍然会让我们暂时忘记现实中的烦恼，跟着蔡康永、小S一起哈哈大笑。也许这就是幽默、喜剧的魅力。

当年的小S变成了如今的S姐，喜欢小S的人们总会留着她那些搞怪的表情包。《康熙来了》停播之后，蔡康永、小S也纷纷来大陆发展。

蔡康永在《奇葩说》中温厚儒雅的形象赢得了很多年轻人喜爱，小S就没有那么幸运。她来内地做的美食脱口秀《姐姐好饿》，以及和蔡康永共同主持的明星消费类综艺《花花万物》，都没有引起很大反响。主要原因当然是小S没有那么好笑了，不管是水土不服，还是客观环境的限制，连古灵精怪、自带笑点的小S也不能持续逗人笑了。

欧美国家的脱口秀调侃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新闻，禁忌较少。国内的脱口秀演员们也在寻求更丰富的表达，但在诸多限制的大背景下，幽默、搞笑始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女脱口秀演员受到的限制更多，段子尺度大一点，会让人觉得轻浮，总说那些老梗，又会被人诟病没新意，所以女性幽默是更不容易做好的事情。

好的脱口秀提供的不仅是笑料，也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思考，中国的脱口秀演员们还在探寻这条少有人走的路。

同时，中国版的“麦瑟尔夫人”们，没有像剧中一样乘风破浪、名利双收，从此走向人生巅峰。

她们要走的路，仍然道阻且长。

罗永浩的脱口秀，周星驰的喜剧之王

taoluo

脱口秀大会总决赛上，罗永浩用各种方式，把近20年自身传奇经历自嘲了一遍。第一次讲述锤子失败后，欠债6亿元，从2018年起，用两年时间还了4亿元，并预期一年内把剩余2亿元债务还清，到时要拍一部片子《真还传》。看着这个“胖子”依旧妙趣横生、引人发笑的脱口秀，我脑海中却莫名地浮现出周星驰的《喜剧之王》。有人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周星驰在记者采访时反问过记者：“你觉得好笑么？我演的不是喜剧，是悲剧。”周星驰通过《喜剧之王》，让观众看到这个在屏幕上给亿万粉丝带来欢笑的星爷，曾经作为一个跑龙套的演员，十多年在现实与梦想中苦苦挣扎的故事。也许只有真正经历过常人难以承受的挫折、迷茫、焦虑，依然奋不顾身如飞蛾扑火般追求梦想的人，才能把悲剧演成让众生发笑的喜剧。

罗永浩这个迟来的“脱口秀处女秀”，也让我在欢笑中感受到其中悲凉之意。无论是被媒体评价为行业“冥灯”，或是被指理想主义破灭活成了年轻时自己最讨厌的人，这两年，曾经年少轻狂见谁不爽就怼谁的罗永浩，很少发出声音解释。直到还债有望，才借此机会用脱口秀的方式各种自嘲，讲述自己“真还传”的故事。

罗永浩是不幸的，二十年的辗转，从牛博网到锤子手机，他想做的事情，无一例外都折戟沉沙，还承担下6亿元的债务。罗永浩是幸运的，和他同时代的各路网红，大多早已泯然众生，而时代依然不断给予这个胖子折腾的机会，即便岁月苍老了容颜，焦虑秃了中年的头。年轻时看周星驰的喜剧，大多是因为其无厘头的演绎方式，把小人物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挣扎刻画得淋漓尽致，那种永不服输的精神，拼尽全力然后绝处逢生的戏剧性的结局，让我欢笑之余，寻找到在迷茫中坚持的信念。

待到年纪渐渐长大，却也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故事并不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有人通过坚持而绝处逢生，就有人同样坚持却从天堂跌入地狱。罗永浩从来没讲过为何会背上6亿元的债务，或许是不甘心，为了让锤子续命签了个人无限承担责任的协议，或许是不忍看到锤子的供货商血本无归，主动承担下了这笔巨债，或许是不想失去信用，依然心怀创造奇迹的希望……

人生存在很多的不公。我不确定是否有命运的存在，有人天生就能在牌桌上坐庄，而大部分人，只能在台下被作为下注的筹码。

我也不知道人是否真正存在自由意志，耗尽一生去对抗这种不公，只为能够到牌桌上摇一把骰子。

然而这正是喜剧之于人类真正的意义，不仅仅是空笑一场，而是从中看到希望。

伍迪·艾伦嘲讽的哲学

张翰 丰哲

意大利语里有个难以翻译的词汇“sprezzatura”，它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专门用来形容那时的艺术大师，描述他们天赋的创造力。欧洲人喜欢伍迪·艾伦，用“sprezzatura”来形容伍迪·艾伦的创作。

伍迪·艾伦从16岁开始为纽约的报纸写笑话，不久他开始给喜剧演员写，给电视上的脱口秀节目写，后来他自己登上脱口秀舞台表演，他的表演很受欢迎，于是被大名鼎鼎的《纽约客》邀请写专栏。在写了两部成功的百老汇喜剧后，他开始拍电影，一系列恶搞的讽刺的喜剧片，奠定了他的地位。他像个制造笑话的机器，幽默信手拈来，人人都说他是个天才，但他还是更看重天才背后的功夫和技巧，在接受他的传记作家埃里克·拉克斯采访时，他说：“用最简短的方式表达你的思考或者感受，这依靠的是语言的平衡感，比如说，‘不是我怕死，我只是不想死了以后去那边这句话你增加或者减少一个字，都会差点意思，这也是诗的准则。笑话不是靠数量取胜，靠感觉。”诗和笑话一样，想要成为精品，都要“用最少的语言表达尽可能多的意思”。

把看完一乐的笑话提升到别有滋味的心理深度，是伍迪·艾伦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飞跃，《安妮·霍尔》《曼哈顿》《汉娜姐妹》通过人物性格和角色心理创造更深刻的幽默，完成了对靠滑稽表演和搞笑段子立足的《性爱宝典》《香蕉》等片的超越，这种高级的幽默以《安妮·霍尔》中的一幕为例，伍迪用分屏的方式让我们同时看到安妮和阿尔维在分別接受心理治疗，俩人都被问到性生活的频率，阿尔维说：“几乎没有！一周只有两三次。”而安妮说：“经常！一周要做两三次。”

伍迪·艾伦还把创作深入到有更复杂情感表达的悲喜剧，比如奇幻色彩的《开罗紫玫瑰》，怀旧的《无线电时代》，情节复杂的《罪与罚》，苦乐参半的《爱丽丝》。

从导演处女作《出了什么事，老虎百合？》一直到《傻瓜大闹科学城》，伍迪·艾伦依靠着视觉上的插科打诨与恶搞的对白在美国影坛打下了名声，也确立了自己的喜剧导演地位。

1975年的《爱与死》是伍迪·艾伦电影生涯中举足轻重的作品，从这部电影开始，艾伦逐渐减少了对类型片的模仿和颠覆，而是更深入地探讨人生命运、心理、死亡、道德等深刻问题。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电影，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出的《安妮·霍尔》《我心深处》《曼哈顿》《星尘往事》。其中，《安妮·霍尔》帮助伍迪·艾伦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和最佳女主角四项大奖；伍迪·艾伦在这个阶段向自己热爱的电影大师致敬，拍出了伯格曼式的《我心深处》、费里尼式的《星尘往事》。与此同时，他的冷嘲热讽（《变色龙》）、家庭观念（《汉娜姐妹》）、思考生命（《影与雾》）都尽显无遗。这一时期的伍迪·艾伦更多地展现了自己作为老牌知识分子的尖酸与诙谐，在喜剧中融进了严肃的思考。观影者的笑声，也从爆笑，变为了轻松、温和地笑。

进入90年代，伍迪·艾伦创作中期的人生探索转变为了对人性中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与责任感的质疑与疏离。对人生意义的严肃质询被一种老顽童的游戏人生的态度取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不再占他电影里的主导地位，对通俗文化、当代社会、意识权威的关注中，带有着对经典的否定。

《子弹横飞百老汇》便是一部黑色风格十足的喜剧，它的剧作完美无瑕，戏谑中透露着悲观与迷惘；《业余小偷》则探讨人生追求未遂。“城市明信片”系列中，《午夜巴塞罗那》《午夜巴黎》《爱在罗马》这些作品不再有那些絮絮叨叨的对白，人物也不再是神经质的小知识分子或边缘人。影片变得强调剧情，故事性更强，美感得到了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