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志贤 编辑/韩英彤

商业银行跨境贸易融资业务条线和外汇业务条线应该理性对待当前形势，多措并举，从容应对危机，探索利用好新的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使全球经济面临衰退风险，多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跨境贸易总需求萎缩。同时，国际贸易物流和产业链条出现断裂，跨境贸易难度加大。这给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下称“贸易融资”）带来较严重的负面影响。如何判断疫情对贸易融资的影响和下一步走势，研究更好的应对之策，成为商业银行需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

目前看，疫情与贸易融资存在高度间接相关关系。其运作机理是：疫情迫使全球总需求下降或增大跨境贸易最终实现的困难系数，拉低国际贸易实际发生规模，进而使基于国际贸易背景办理的贸易融资投放总量被动收缩。

贸易融资的业务根源是进出口贸易，随着进出口贸易总量受挫，贸易融资面临的艰难形势在短期内将难以改善。

贸易融资面临的危机

跨境贸易体量下跌，业务基础被侵蚀。按照国家海关总署的数据，受疫情影响，一季度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6.57万亿元，同比下降6.4%；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1.15万亿元，同比下降10.8%。贸易融资赖以生存的基础受到巨大冲击，导致部分商业银行贸易融资余额下降，业务增长乏力。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官网公布的数据，一季度，我国企业海外代付、远期信用证等进口外币跨境融资余额较2019年年末下降80亿美元，与同期进口规模变动相匹配。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贸易体量的下降，将在贸易融资余额中得到反映。倘若疫情继续肆虐，全球国际贸易无法恢复到正常状态，则贸易融资外部条件将难以得到有效改善。

外部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贸易金融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曾经指出，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商业银行在下一步发展贸易融资业务过程中，应该深刻思考“外部环境变化”的具体内涵。今年以来，多国出台了法律或政策，对跨境贸易投资活动进行限制。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至3月5日，已至少有24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货物贸易采取了管制措施，这势必对我国对外贸易形成负面影响，也很可能不利于贸易融资的发展。如吉尔吉斯斯坦禁止进口中国肉类，且拟全面禁止进口中国农产品；印尼暂停进口中国食品和饮料类商品。这些都可能会压缩相关出口项下贸易融资的空间。另外，部分国家新出台的投资政策，也可能利空相关贸易融资业务的开展。如法国计划收紧欧洲以外公司对法国公司的投资限制；此前，外资在法国企业持股比例只要不超过25%，就无需获得法国批准，但未来该比例可能会调整为10%，今后欧洲以外国家的企业对法国的投资难度预计会加大。此外，部分其他国家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这无疑将导致与之相关的贸易融资机会减少。

部分行业全球产业链重构预期增强，业务机会被分流。疫情使得电子产品、汽车、机械设备等行业的全球产业供应链正常运行受阻。如疫情爆发后，全球汽车产业供应链生产和物流受到影响，多家汽车工厂受到波及，无法正常生产，促使部分跨国企业主动调整先前产业供应链布局，通过拓宽供应商渠道或将生产基地多元化的方式，避免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全球部分行业产业链可能在全球发生重构或转移。如疫情下，部分外资企业在本国政府支持下，部分产业线迁回本土或至他国，或在全球寻找替代供应商渠道。以某知名的电子产品组装企业A公司为例，其超过70%的产能位于中国，是中国某省对外贸易大户，亦是当地银行贸易融资业务的主要客户。新冠疫情爆发后，由于物流和供应链断裂，A公司拟暂时将产能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家；虽然这不代表该公司会离开中国，但其动作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在对全球布局主动进行调整。类似的调整会将之前发生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分流至其他国家，商业银行也就无法再依靠原来的贸易背景和贸易体量开展融资业务。

国际贸易规则被滥用或错用，例外风险明显增加。国际贸易规则和交易惯例是贸易融资有序进行的基石。疫情下，部分规则和惯例带来的秩序经常得不到有效维持。以不可抗力的援引为例，疫情爆发后，导致多个国家封锁，多国企业援引不可抗力惯例，以使自身不履行合同相关义务或规避自身责任。其中，部分是正常的援引，部分则有滥用的嫌疑。部分境外买方以疫情为由，拒绝接收货物或拒绝支付货款，弃船弃货现象也屡有发生。银行方面，也有因其客户受疫情影响破产后，为逃脱信用证项下的付款责任，错用《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以非实质不符点拒付的情况。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多国金融动荡，加剧了汇率波动，极大冲击了进出口交易。疫情爆发后，多国因出口贸易规模大幅下降，导致外资撤离当地市场，致使这些国家货币的汇率发生剧烈波动。截至2020年3月31日，墨西哥比索、俄罗斯卢布、南非兰特分别较年初贬值28.74%、25.57%、26.93%。此外，欧元、日元、英镑等国际贸易常用的计价货币，亦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使部分国家进口成本大幅增加，进口贸易额下滑。而进出口贸易的下滑，必然导致进出口贸易融资机会的减少，部分贸易融资结构性产品也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给信贷资产质量管理带来额外的压力。

对策建议

一是实事求是，理性看待整体下滑，设定合理的发展规划，避免为短期目标放大业务风险。疫情下的大环境不以银行意志为转移，银行要清醒地意识到，短期内贸易融资总体业务机会被压缩是不可避免的，实际贸易融资的发生量亦会随之下降。银行不能追求没有市场基础的增长，而应设定合理的目标，避免将业务风险放大。鉴此，商业银行在设定2020年贸易融资发展目标时，不应在去年完成值的基础上，对目标值进行简单的比例加总，否则将无法引导贸易融资业务健康发展。当然，外部环境也不应该成为不作为的借口。理论上，在贸易融资市场环境糟糕的情况下，依旧会有表现不好和表现优异的银行。对此，银行贸易融资发展目标的设定，应该是树立“比”的概念，鼓励积极进取，争取跑赢大市、跑赢同业。

二是紧随国家大政方针，服务实体经济。贸易融资业务和实体经济休戚相关：实体经济发展缓慢，对外贸易得不到有力支撑，贸易融资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当前，国家提出一系列“稳外资”“稳外贸”的措施，商业银行应该结合国家的大政方针，积极推动对贸易的支持，将贸易融资信贷资源输入到贸易需要的地方。这既是帮助贸易尽快恢复的有效方法，也是为贸易融资创造条件的优良路径。如国内某些银行针对疫后重建，按照国家部署，发起专项业务计划，划定具体贸易融资信贷额度，大力支持贸易企业复工复产；还有的银行利用其全球一体化的优势，协助贸易企业拓展全球供应链，在为企业融资的同时，还为企业融智。

三是创新引领，以“场景化金融”理念探索新机会。疫情期间，面对全球经贸投资往来出现的一些新特征，以及国内贸易融资相关政策的相应调整，亟需商业银行以新的金融业务理念和业务模式更好地反哺实体经济，结合场景进行业务突破。开展贸易融资产品创新、满足客户的真实需求，是当前形势下发展贸易融资的有力手段。如某银行结合国内推进境内信贷资产跨境转让和投融资便利化等相关政策，及时抓住疫情期间境外人民币价格下降的窗口，办理了全国第一笔国内供应链保理融资跨境转让业务。该业务根据政策场景、大型外向企业供应链上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场景、在岸离岸资金价格不同等场景的特点，提出了新的业务解决方案，为国内探索、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提供了借鉴。

四是因地制宜，调整拓展贸易融资客户的思路。首先，银行应该时刻关注疫情期间我国境外贸易对手国别分布结构、进出口产品结构、客户贸易融资需求发生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反映到拓展客户的思路中。疫情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交易对手的地理位置和分布结构均发生了变化。如尽管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出现负增长，但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受疫情的影响并不严重。一季度，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同比增长1.02%，其中对东盟、俄罗斯的进出口分别增长3.9%和3.4%，东盟已取代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疫情下的贸易融资客户选择，应根据现有及潜在客户交易对手布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

其次，疫情也促使我国对其他国家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以药材和药品为例。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数据：受疫情影响，一季度我国进口药材及药品619.1亿元，增长14.8%。虽然一季度中美贸易总值同比下降18.3%，大部分产品贸易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中国对美国的药材及药品交易则逆势增长了6.3%。部分银行及时关注到这一变化，迅速为企业提供相关贸易金融服务。如根据部分银行围绕重点防疫企业跨境采购防疫物资，为其提供保函、信用证、信保融资、跨境直贷等金融服务。

最后，疫情还引起了部分贸易融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如疫情爆发前，国内某大型电子产品出口企业D公司与境外交易对手通常采用电汇结算，且其自身现金流充裕，日常基本不进行贸易融资。疫情爆发后，出于安全考虑，该企业开始采用信用证进行结算。E银行发现D公司这一变化后，第一时间精准营销并成功获客，成为该企业用证项下相关贸易融资业务的主要办理行。

五是统筹兼顾，防控好贸易融资信贷风险。疫情下，部分进出口企业停工停产、订单流失，财务状况明显恶化。这导致贸易融资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被削弱，与之相关的不良贷款预计会攀升。当前，银行开展贸易融资的难点在于，如何找到支持“稳外贸”和“防控贸易融资风险”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不可否认，贸易融资本身通过给借款人输入流动性，以稳定现金流的方式，能起到“稳外贸”的作用，但其前提是进出口贸易能持续运转，企业创造现金流的能力依旧存在。对此，当前贸易融资信贷风险管理的重点，是要谨慎做好贸易融资客户的筛选工作，做到既支持了实体经济，助力“稳外贸”，又识别出了丧失发展潜力的风险客户。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