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汉杰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人不论为官、务农、经商、做工，只要念过一点书，似乎总在心灵的一角留着位置，这位置属于庄子。也难怪，儒家、道家为中国思想史的两大主流，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人要存活于世上，总得有点入世的行为，这时候要到儒家那里寻找规范与动力，一旦在现世中碰了壁，退回来，便要到道家那里求得一些安慰。

庄子也确实有这样一种魅力，他生在土地肥腴、水木明秀的宋国，天生带着殷商人好悬空尚质直的气质；他有机会安享富贵，却甘为漆园吏过着窘迫的生活；他窥破各家思想学说，却从不板着脸说一句正经话；他与梁相惠施辩论，总在语言上胜之三分；他面对妻子去世，却坐在地上敲着瓦缶唱歌……他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忘却“物我”“是非”的差别，顺应自然大化，无功无名，他“初看像悲观，其实是乐天的；初看像淡漠，其实是恳切的；初看像荒唐，其实是平实的；初看像恣纵，其实是单纯的”[1]。他就连死，也充满魅力。“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送。”[2]

窥百家学 为漆园吏

要讲庄子这样一个人，从哪儿开始都不会让人失望，但今天我们对于庄子的行迹确实所知甚少。了解庄子的生平有两个比较可靠的途径：一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200 余字的庄子短传，二是《庄子》中记述的庄子事迹。《史记》以如金的笔墨记载了庄子的简要生平和著述情形，并讲了庄子拒绝楚威王“厚币迎之”的故事，意在表现庄子“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的逍遥精神。《庄子》中记载了不少庄子的故事，是我们了解庄子生平最重要的材料。但其成书过程难以详明，内容多为寓言，又经过西晋郭象的编定和注解，文本和解读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要从中分辨出本体论意义上的庄子几乎不可能。不过寓言背后常常隐藏着真实，如此，通过寓言，我们便得以用庄子的眼光来回顾他的行迹，进而理解他的生活情趣和思想学说。

庄子名周，生活在梁惠王、齐宣王的时代，与孟子同时而稍晚。至于具体生卒年，由于各家对《庄子》中所记事件的理解不同，结论也各异。马叙伦先生的《孟子年谱》说孟子生卒年的上下限在周烈王七年（前369）至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说庄子生年在周显王元年至十年间（前368-前359），卒年在周赧王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间（前289-前279）。二人所用证据不同，但推论的结果相差无几，这大概就是利用传世文献所能得出的比较可靠的结论了。庄子一直生活于社会的底层，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密切，因此，几十年政治环境的变动对他来说影响并不大，我们大致知道他生活于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到公元前三世纪早期的战国中期，对了解他的生平、理解他的思想也就足够了。

了解了庄子的时代，那么他生活的地域在哪里呢？《史记》说“庄子者，蒙人也”，蒙即宋国的蒙地，一般认为在今河南商丘境内。《史记》裴《集解》和司马贞《索隐》说“《地理志》蒙县属梁国”，原来战国时的宋国在汉代属于梁国，汉文帝将此地封给儿子刘武，即梁孝王。《汉书》载“梁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东苑即后人所说的梁园，梁孝王在这里招揽天下人才，枚乘、司马相如等文人雅士云集，形成了极具影响的文学群体。如果往前追溯，宋国是周人灭商之后安抚殷商遗民的地方，带有浓重的宗教、鬼神气息，具有与周地不同的文化特质。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是宋国肥腴的土壤和明秀的风物造就了文化的繁荣，庄子文化气质的形成便得益于此。庄子生活在宋国，但种种迹象表明楚国也可能是他经常活动的地域。《庄子》和《史记》都载有楚王聘庄子的故事，说明楚王对庄子的才能和行迹比较了解。《庄子》中还记录了不少楚国的风土人情和宫廷传闻，可见庄子应该对楚国很熟悉。另外，很多学者指出庄子奇幻浪漫的思想和汪洋恣肆的文风，以及对宇宙运行、变化的关心，应该与楚文化有关。由此，可以说是宋、楚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了庄子这样一位旷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至于庄子的出身，传世文献中并没有多少线索，很多学者认为庄子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是贵族后代。还有学者提出庄子为楚国贵族后裔的猜想，以为庄子的先世可能在楚国吴起变法时期，被迫迁到楚国北陲，后又流落到宋国。[3]庄子为贵族后裔的推论基于他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极深的厌世情绪，基本上是可信的。

那么，庄子的文化修养从何而来呢？《史记》说“其学无所不窥”，可以想见庄子的少年时期，也有如孔子一样的广学博闻阶段。而且，从“无所不窥”四个字中可以看出庄子对待各种学问的包容态度。庄子生活的时代，儒、墨、名、杨朱等学说已经大行于世，历史、文学、音乐等文献经过整理也变得顺畅好读，民间传说和鬼神故事在宋国世代相传，庄子一定在方兴未艾的各家学说和琳琅满目的历史文献中流连过。这些后来都反映在“括囊百氏”的《庄子》一书中。在各家学说中，庄子对儒学的用功应该是最多的，《庄子》中很多寓言和重言的主角是孔子及其门徒，虽然其中很多记录并不能确信，但可以明显看出庄子对儒家学说的熟悉。宋国的太宰荡还曾经向庄子问“仁”，也足见庄子的儒学修养在当时的士人中间是很有名的。那么，庄子对儒学的态度如何呢？《史记》说庄子“剽剥儒墨”，大抵上庄子对于儒家始终是揪住不放，进而从这个基质上开始阐发自己的思想。至于庄子如何“剽剥儒墨”，又如何展开自己的思想，我们后文再谈。

再来看庄子的生活状况。在战国的大时代背景下，如果庄子确为落魄贵族的后代，在一般的逻辑中，他的为学应该是跻身社会上层的途径，然而庄子是那个生了反骨的人，他似乎天生对政治有一种厌弃情绪，所以他在政治上没有也无心有什么作为。他做过蒙地的漆园吏，大致与孔子做乘田、委吏相当，是出于生活的迫使。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七十里”，隶属于蒙县。庄子选择在这里做一个较低级的执事人员，与天地自然为伴，大概是有意为之的。

教学生或许也是庄子的生活来源之一。庄子的学问做得好，自然有学生追随，这在《庄子》中有明证，庄子将死，准备料理后事的便是他的学生。但庄子为漆园吏的时间应该不会很长，追随他的学生应该也不多，因为他的生活过得实在窘迫。《外物》讲到一个故事，说庄子穷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去向监河侯借粮食。但是不幸，监河侯是个铁公鸡，他对庄子说：借给你没问题，我即将收取封邑的税金，等收上来借给你三百金，怎么样？庄子听了这话，火冒三丈，脸色大变说：我昨天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半路上叫我，我回头看路上车轮碾过的小坑洼，有条鲫鱼在里面挣扎着。我就问它：鲫鱼，你干什么呢？鲫鱼回答说：我是东海水族的一员，你也许能用斗升之水让我活下来吧。我对它说：行啊，我即将到南方去游说吴王越王，引西江之水来迎候你，可以吗？鲫鱼变色生气道：我如今没有安身之处，眼下得到斗升之水就可以活下来，你竟然说出这种话，还不如早点到干鱼店里去找我。[4]这是一个标准的寓言故事，庄子用涸辙之鲋来说明外物于人有轻重缓急，如果处理不好其中的关系，就会把事情办砸。但这个故事也确是透露出庄子糟糕的经济状况。

庄子大概一辈子都过着这样窘迫的生活，但他并非孑身一人，他有妻子和儿女。在老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先死了。他的老朋友惠施前去吊唁，看见庄子叉开双腿，像簸箕一样坐在地上，一边敲着瓦缶一边唱着歌。惠施吃了一惊，对庄子说：你跟妻子生活了一辈子，生儿育女直至她衰老而死，她死了你不悲伤大哭也就算了，怎么敲缶唱起歌来了，也太过分了吧。谁料，庄子停下来讲了一番道理：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原来庄子并非无情，而是经过一番情感的挣扎，想通了生死。妻子刚死时，他也伤心慨叹，然而仔细一想：人原本就不曾出生；不只不曾出生，而且本来就不具有形体；不只不曾具有形体，而且本就不曾形成元气。夹杂在恍恍惚惚的情境中，变化而有了元气，元气变化而有了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如今变化又回到了死亡，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围着死去的妻子啼哭，是不通晓于天命的表现，所以他也就不哭了。这中间庄子讲了一套很玄妙的理论，人的生死不过都是在天地之间，想明白这一点也就看透了天命，对生死不再执着。在庄子看来，“气是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万物的生成、发展、灭亡，人的健康、聪明、才干，天高地广，日月运行，无一不决定于得到‘气’，还是失了‘气’。”[5]庄子用哲学来化解情感，于是精神的羁绊便也少了。

庄子确实对生死看得透，连自己的生死也是如此。庄子将死之时，学生表示要厚葬他。庄子拒绝了，他说我把天地当作棺椁，把日月当作连璧，把星辰当作珠玑，把万物当作陪葬。我的陪葬已经很完备了，哪里用得着厚葬。弟子还是不放心，说我们担心乌鸦和老鹰啄食您的遗体。庄子接着说：存尸地面会被乌鸦和老鹰吃掉，埋尸地下会被蝼蚁吃掉，夺过乌鸦老鹰的食物交给蝼蚁，怎么如此偏心呢。这是何等宽阔的襟怀，何等豁达的人生。庄子早就看透了人容易为外物所驱使的弱点，于是早早地摆脱世俗人事，追求精神世界的超脱。

拒为牺牛 游乎山泽

从世俗的眼光看，庄子的人生糟糕透了。连吃饭、穿衣、健康这种事情都处理得一塌糊涂，更不要说妻子儿女了。但是如果我们跳出来，在超越层面上再来看他的人生，真是迷人极了。他的这种人生境况并非不得已而为之，而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宋国丰饶的土地大概能够保证他不被饿死，战国中期对士阶层的倚重基本能够保证他的安全，他自身达观、诙谐的个性可以保证身心的基本健康，所以他得以高寿而没有什么大的灾祸。在这些历史和个人因素的庇护下，庄子选择了一种自由的人生。

庄子是有机会富贵的，但他拒绝了。《秋水》篇中说：有一次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王派两位大臣先行向庄子致意，并说楚王愿意将国内的事情委托给先生，要让您受累了。庄子面对这样的邀请却依然手持钓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3000年了，楚王用竹箱装着它用巾饰盖着它，把它供在庙堂之上。请问这只龟是愿意死了留下骨骸显示尊贵呢，还是宁愿活着在泥水里摇着尾巴呢？两位大臣知趣地回答说：宁愿拖着尾巴活在泥水里。庄子接着说：那你们走吧，我仍将拖着尾巴活在泥水里。庄子借神龟的遭遇来表达自己的心志，这种寄寓有着不容辩驳的力量，将楚王的请求拒绝得利落而体面。也许拒绝的那一刻，他正在享受独自垂钓所带来的快乐，所以连推辞也不愿意多费口舌。庄子在这里做出的选择是“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史记》在转述这话的时候说得更明白：“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为了获得自由，宁愿生活于污浊的泥淖之中。虽然这是寓言，为了加强语气，未免会以夸张的口吻来说话，但是庄子依然戳破了另一个真相，那就是想要获得自由，就要忍受污渎，并且能够在污渎之中找到快乐。这就为精神的自由设立了门槛，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走上这条路。庄子的心中也许暗藏了这层意思。

这种拒绝应该不止一次，《列御寇》中记录了另一次庄子推辞聘请的话，他对使者说：“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你见过准备用作祭祀的牛牲吗？用有花纹的锦绣披着，给它吃草料和豆子，等着被牵到太庙杀掉用于祭祀，那一刻想要做个没人看顾的小牛，难道还有可能吗？诚然，不论是神龟还是牲牛，在庄子看来都不过是享受虚荣的摆设，人一旦入了朝廷，做了官，就成了像神龟和牲牛一样的政治工具，表面上享受尊崇和富贵，却失去了把握自身的自由，也就只能随波逐流了。

庄子何以对做官有这样的警惕和拒斥呢？《山木》篇中的一则故事或许会给我们答案。有一次，庄子身穿打着补丁的粗布衣服，工整地用麻丝系好鞋子走过魏王身边。魏王问他说：先生为何如此疲惫呢？庄子回答：是贫穷，不是疲惫。士人身怀道德而不能推行，这是疲惫；衣服坏了鞋子破了，这是贫穷，而不是疲惫。士人遇到这种情形就是所谓的生不逢时。接着庄子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跳跃的猿猴，生活在楠、梓、豫、章等高大乔木的树林里，抓住藤蔓似的小树枝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跳跃而称王称霸，即使是神箭手羿和逢蒙也不敢小看它们。等到生活在柘、棘、枳、枸等刺蓬灌木丛中，就会小心翼翼地行走而且不时地左顾右盼， 内心充满恐惧。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它们筋骨紧缩不再灵活，而是所处的生活环境不便，不能充分施展才能。说到此处，我们已经明白了庄子的意思。但是庄子面对魏王并没有委婉退让，他接着说：“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如今处于昏君乱臣的时代，要想不疲惫， 怎么可能呢，比干遭剖心的刑戮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庄子否定了魏王说他疲惫的话，但是他替想要进取的士人说出了心声，时代的昏暗必然导致个人的悲剧。正因为庄子有了这种清醒的认识，他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

《列御寇》中讲了另一个故事，可以作为庄子与魏王对话的参照。说有个拜会过宋王的人，宋王赐给他车马十乘，他便依仗这些车马在庄子面前炫耀。庄子讲了一个故事，说河上有一户穷人，靠编织苇席为生，他的儿子潜入深渊，得到一枚价值千金的宝珠，父亲对儿子说：“拿过石块来捶坏这颗宝珠，价值千金的宝珠必然出自深潭底黑龙的下巴下面。你能轻易获得宝珠，一定是赶上黑龙睡着了。倘若黑龙醒过来，你还想活着回来吗？”讲完这个故事，庄子说：如今宋国险恶，远甚于深潭，而宋王的凶残，也远不止黑龙那样。你能从宋王那里获得十乘车马，也一定赶上他睡着了。若宋王一旦醒过来，你也必将粉身碎骨。多么残酷的现实，国家险恶，君王凶残，士人生存的空间已经完全被挤压，只能趁着君王一时疏忽获得一点好处，而代价是随时会遭遇毁灭性的打击。更悲剧的是，大部分人不但看不破这种现实，反而在获得一点小利之后洋洋自得，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丝毫没有觉察。这其中有庄子对于现实政治的失望，也有对于鄙陋士人的同情。

庄子对昏暗的时代和险恶的政治都有清醒的认识，不仅如此，他还深刻地认识到统治者和士人的虚伪。《田子方》中说庄子去见鲁哀公，哀公说：鲁国有很多儒士，很少有信仰先生道学的人。庄子却说：鲁国很少有儒士。哀公说：全鲁国都穿着儒士的服装，怎么说儒士很少呢？庄子回答道：我听说，儒士戴圆帽的知晓天时，穿方鞋的熟悉地理，佩戴玉玦的能决断事务。身怀那种学问和本事的君子，不一定非要穿着儒服，穿着儒服的人不一定具有那种学问和本事。您如果不这么认为，何妨下令说“没有儒士学问和本领的人而穿着儒服的，定处以死罪”。于是哀公号令五天，鲁国中几乎没有人敢穿着儒服了。只有一个男子穿着儒服立于朝堂之外，哀公立即召他进来征询国事，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他都能给出答案。庄子因此说：鲁国这么大而儒者只有一个，怎么能说多呢？这个故事中，鲁哀公是孔子时代的人物，庄子自然不可能真见到，但是这不妨碍庄子表达自己的观点。庄子对儒者的行为有明确的界定，又直言不讳地指出鲁国多假儒的现实，撕破了“鲁哀公”这类统治者虚荣的面孔。这便是庄子的性格，他看不上政治那一套把戏，恐怕他的性格也很难为统治者所接纳。他拒绝聘请，大概也是对自己这种性格有着清晰的认识。

揭露统治者的昏聩和虚伪之外，庄子还对那些阿谀奉承的人投以鄙夷。《列御寇》中写到一个叫曹商的宋国人，替宋王出使秦国。他前往秦国的时候得到宋王赐予的数辆车子。见到秦王，秦王也很高兴，加赐车辆一百乘。他回宋国见到庄子说：住在偏僻狭窄的里巷，穷到要自己编织麻鞋，脖颈干瘪面色饥黄，这是我不如人的地方；但一旦有机会使大国的国君醒悟而随从车辆达到百乘之多，这是我的过人之处。庄子冷笑道：听说秦王有病请医生，破除脓疮溃散疖子的人可以获得车辆一乘，舔治痔疮的人可以获得车辆五乘，治疗的部位越是低下获得的车辆越多。你难道替秦王舔过痔疮吗，不然怎么获得这么多的车辆呢？你还是走开吧。庄子的话毫不留情，他对谄媚在上位者的人是极其不屑的。

那么，庄子追求的现实人生是什么样的呢？《至乐》中有一则颇为奇谲的故事，说庄子到楚国去，路上遇到一个骷髅，庄子用马鞭敲着它问：你是贪求生命，失却真理，成了这样呢？或是遭遇亡国，被刀斧砍杀，成了这样呢？或是行为不端，担心父母妻儿受辱，羞愧而死，成了这样呢？或是遭受寒冷饥饿而死，成了这样呢？抑或是享尽天年而死，成了这样呢？说完庄子便枕着骷髅睡去了。夜里骷髅给庄子显梦说：你先前的谈话真像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但你所说的全是活人的拘累，人死了就没有这些忧患了。人一旦死了，在上没有君主统治，在下没有官吏管辖，也没有四季的操劳，可以从容地把天地的长久看作春秋的流转，即使南面为王的快乐也不能比拟。庄子不信，说假如让主管生命的神回复你的形体，还原你的骨肉肌肤，返回到你的妻子、儿女和亲朋故交中去，你愿意吗？这时候骷髅紧皱眉头，慨叹说：我怎么能抛弃南面为王的快乐而再次经历人世的劳苦呢？在解读这段故事时，郭庆藩说：“旧说云庄子乐死恶生，斯说谬矣！若然，何谓齐乎？所谓齐者，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生死之情既齐，则无为当生而忧死耳。此庄子之旨也。”[6]顺着这个观点，我们便可以理解骷髅所说的话，其实“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是庄子对现实人生的期待。

抱着这样的期待，在庄子的生活中，漫游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也是实现无君臣无四时的一种途径。《山木》篇中说庄子在山中漫游，看见枝叶茂盛的大树，伐木的人因为这树不成材所以不去砍伐它。庄子走出山来，在朋友家留宿，朋友高兴得要杀鹅款待，在一只能叫、一只不能叫的鹅中，选了那只不能叫的。于是，庄子以此为出发点阐述了自然无为的处世之道。他说：“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假如能顺应自然而自由自在地游乐，没有赞誉没有诋毁，时而像龙一样腾飞时而像蛇一样蛰伏，跟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不偏滞于某一方面；时而进取时而退缩，一切以顺和作为度量，优游自得地生活在万物的初始状态，役使外物，却不被外物所役使，就不会受到外物的拘束和劳累。《山木》中还讲到另一次庄子在雕陵的栗树林中游玩，看见一只怪异的鹊从南方飞来，翅膀有七尺宽，眼睛有一寸大，碰着庄子的额头之后停歇在树林里。庄子看见这鸟翅膀大却不能飞，眼睛大却不敏锐，于是拿起弹弓想等待时机。这时他看见了一只蝉，正在美美地休息而忘却了自身的安危，一只螳螂用树叶作隐蔽想要去捕蝉，却忘了自己形体的存在，这时那只怪鹊紧随其后，眼看就要捕捉到螳螂了，而丧失自身的真性，不知远处正有弹弓等着他。看到这里庄子恍然大悟，世上的事物本来就是这样相互牵累，相互争夺的。于是扔掉弹弓跑出栗树林，引来栗园看守人的责问。庄子为此整整三天心情不好，他觉得自己留意外物的形体却忘了自身的安危，在果园游玩时丧失了真性。这两个故事未必要当作真实的事件来看，但是从中我们知道庄子确实是爱漫游的，而且追求的是一种真性的漫游。他也常常在漫游中因为外物而遭遇精神的苦恼，在苦恼之后他又找到排遣的路径，可以说是广阔的自然天地成就了他的自由精神。

辩于濠梁 质于惠施

“从《庄子》中看，庄子与渔人、船夫、工匠、屠者、农人交往密切，对这些人的生活很熟悉。此外，庄子与隐者阶层中的各色人物也交往比较密切，熟悉这些人的生活。”[7]与庄子交往的人不少，却鲜有真正了解他的人。但知音不在多，庄子是幸运的，他遇上了惠施。

惠施比庄子年长二三十岁，《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他的学问涉及多个方面，著述有五车之多。惠施的学识和为人得到魏王的赏识和信任，因此长期担任魏国的宰相，梁惠王以齐桓公待管仲之礼待他，尊为父执。惠施的著作今天已经失传了，但是《天下》篇中保存了他的十个命题，即“历物十事”：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一句一个命题，讨论的对象是物质世界，是对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作出的哲学概括。惠施自以为这些论题最为博大，整天用心智与天下好争辩的人相互辩论，无休无止。庄子评论惠施的学说乖悖杂乱，言论多有偏颇。说他处处违反人的实情，却一心想求取超人的名声，因此他总是与众人不相合。他内心修养薄弱，追逐外物的欲念十分强烈，走的是弯曲狭窄的路子。以天地之道来考察惠施的才能，不过如蚊虻徒劳嗡鸣。他的言论于万物并没有什么用处。庄子的批评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可以看出他与惠施在思想学说、为人处世上都有很大差异。

但这种差异并不妨碍二人的交往。庄子与惠施的交往不知从何时开始，但其中有十分有趣的事情，《秋水》中讲到惠施在魏国做宰相的时候，有一次庄子去看他，有人对惠施说：庄子的才辩比你强，他来了，恐怕要取代你的相位。惠施听了这话慌了神，下令在都城内搜寻庄子，找了整整三天三夜。庄子见到惠施说：你知道南方有一种叫的鸟吗？它从南海出发飞到北海，途中不遇梧桐树不栖止，不遇竹子的果实不进食，不遇甘美的泉水不下饮。有一只鹞鹰觅到一只腐烂的老鼠，这时恰逢飞过，鹞鹰生怕它抢夺死鼠，仰头对它张口大叫道：！现在你也想用你魏国的相位对我大一声吗？这个故事大半是庄子杜撰出来的，以庄惠二人的交往，惠施应该是了解庄子的，但庄子依然这么讲，大概对惠施长期为官的习气有所不满吧。

庄惠二人的交往，主要体现在辩论上，其中最出名的一次发生在濠梁，即濠水的桥上。那一天，庄子和惠施在濠水边游玩，他们走上一座桥，看见水里的鱼正自由自在地游着，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宋 李唐《濠梁秋水图》（局部）

庄子曾和惠施讨论有用和无用的问题。《逍遥游》中，惠施向庄子抱怨魏王送的葫芦种子种出的葫芦太大而没有什么用处，庄子用治手皴的药作例子，说可以靠它打胜仗封赏，也可以靠它在水里漂洗丝絮，使用的方法不同，产生的作用自然不同。并且告诉惠施大葫芦可以用来制作腰舟，变无用为有用。庄子又劝说惠施将树干疙疙瘩瘩、树枝弯弯曲曲的樗树种在无人的旷野，使它发挥可以让人在树下悠然坐卧的作用，来进一步阐述有用和无用的转化问题。将有用无用的话题深化，便生出“无用之用”的问题。《外物》篇中惠施对庄子说：你的言论没有用处。庄子回答说：懂得没有用处才可以跟他谈论有用。大地不能不说既广且大，但是人脚所能踩的不过就一小块。既然如此，就留下人脚踩的一小块儿，把其余的都挖掉，直挖到黄泉，大地对人来说还有什么用呢？进而，庄子引出“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的论断。

庄子还和惠施讨论过有情与无情的问题。这次的讨论从惠施的发问开始。惠施问庄子：人原本就是没有情的吗？庄子表示了肯定，惠施追问：一个人假若没有情，为什么还能称作人呢？于是庄子开始阐述自己的理论，他说道赋予人容貌， 天赋予人形体，人就能称作人了。所谓“无情”是说人不因好恶而致伤害自身的本性，常顺任自然而不随意增添什么。之后庄子顺带还对惠施以坚白的诡辩自鸣得意的情形表示了告诫。

庄子和惠施也讨论过天下的是非标准问题。在一次辩论中，庄子以不预先瞄准就射中靶的称为善射的例子引出正确标准的问题。进而以郑缓、墨翟、杨朱、公孙龙和惠施五家相互用言辞指责对方，用声望压制对方，却从不认为自己不正确的情形进行批评，又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天下没有共同认可的正确标准的危害，并以此来批评各家“各是其所是”的态度。二人的另一次辩论也涉及这个问题，庄子对惠施说：孔子活了60 岁，与日俱新，当初肯定的后来又否定了，不知现今肯定的是否曾经持否定态度。惠施以孔子勤于励志用心学习来解释庄子的话。而庄子则提出另外的观点，以为如果将利与义同时陈列于人们面前，进而分辩好恶与是非，仅只能使人口服，而要使人们内心诚服，且不敢有丝毫违道，还得确立天下的定规。

在《庄子》寓言的叙述中，庄惠二人的辩论总是以庄子获胜而终止。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惠施的著作了，无法了解作为当事人的另一方的态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庄子》这样的处理方式主要在于用庄惠的辩论来阐释庄子的理论，而并非有意来压低惠施的形象。《徐无鬼》中写庄子送葬，经过惠施的墓地，对随从的人说了一段话：

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人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庄子讲了一个故事，郢人鼻尖沾了一片儿白粉，像苍蝇翅膀那样薄薄一层，他让一个叫石的匠人用斧头替他削去这一层薄粉，石匠人挥动斧子呼呼作响，漫不经心地就削去了那一层白粉。鼻尖上的白粉丝毫不剩而鼻子却没有一点损伤，郢人站在那里也若无其事不失常态。宋元君听说这件事，就召石匠人为自己试一试，匠人说他确实可以削去鼻尖上的白灰，然而和他搭档的伙伴已经死了很久了。讲完故事庄子接着说，自从惠施死后，我没有可以匹敌的对手了，我没有可以与之辩论的人了。千载之下，我们依然可以想见庄子当时的心情，惠施去后，世间再无知音，这其中是何等的惋惜与悲恸。庄子谐谑的面貌下其实是一副热心肠。

明老诋孔 齐物逍遥

说完庄子的事迹，我们来看他的思想与文学。《庄子》一书自然是我们了解庄子思想的材料，然而在2000 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庄子》一书的作者和原始面貌已经很难弄清楚了。《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有52 篇，今存33 篇，其中内篇7，外篇15，杂篇11。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著，是庄子思想的核心，外篇和杂篇是庄子门徒或后学所作。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内篇是郭象所定，打破内外杂篇的观念，才能把握庄子思想的全貌。还有学者认为世传的外篇、杂篇代表庄子思想，而内篇代表后期的庄学思想。[8]

上文所述庄子的行迹多存于外篇和杂篇中，其中所反映的庄子思想已经有所涉及，所以此处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观点，将内篇7 篇作为核心来讨论庄子的思想。开篇的《逍遥游》是全书的总纲。全篇通过大鹏与蜩、学鸠等的对比阐述了“小”与“大”的区别，接着指出无论是蜩与学鸠，还是大鹏，甚至是可以御风而行的列子，都因为“有所待”而不自由。进而阐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最后通过庄惠之辩说明不为世所用才能真正逍遥。旨在阐明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绝对的精神自由，而不在于物质享受和虚名。《齐物论》是全书的方法论。全篇由5 个主题统一而又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旨在说明要达到精神的自由，就必须忘记物我、是非的差别。在庄子看来要实现“万物齐一”，要看到事物都有相对的两面，要看到“是”并以此作参照齐是非，要以“道”关照物我和死生。《养生主》旨在说明只有顺应自然大化，才能保全有限的生命；《人间世》旨在说明只有物我两忘、无功无名，才能游于人间；《德充符》旨在说明精神重于形体；《大宗师》描绘出世人在生活态度和方式上的导师“真人”；《应帝王》说真正的帝王是无视听、无食息的“浑沌”，表现了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论述庄子思想的文章已经太多，我们不消用过多的笔墨再去赘述，或许翻开《庄子》读一读，便能够被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所吸引。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说到庄子与儒家的关系。此处我们不妨提一个古老又有趣而今人鲜有提及的话题，即庄子儒家化。李泰棻先生在《老庄研究》中梳理了13 位学者的观点，韩愈《送王秀才序》中说“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提出“孔子-子夏-田子方-庄子”这样一个传授体系，子夏授田子方出自《史记·儒林列传》，但田子方授庄子没有文献证据，只是韩愈读《庄子》的推测。韩愈拉开了这一问题的序幕，继起者是苏轼，他在《庄子祠堂记》中说：“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苏轼以为庄子表面上骂孔子，其实是助推孔子的学说。庄子在《天下》篇论诸家学说，唯独不评论孔子，是因为他尊孔子之说为统摄百家之言。这样的逻辑似乎有点反常。明代焦竑的《读庄子七则》以佛教中呵佛骂祖的人往往是报恩之人的逻辑来为苏轼辩护。如此，庄子与儒家的关系似乎就有了另外的局面。之后，还有学者如明代杨慎以为庄子并没有批评圣人，而是批评那些假尧舜汤武孔子之道做坏事的人；清代姚鼐以为庄子继承了孔子学问的末流，不知中庸的含义；清代王闿运认为庄子出子夏之门，但早已超过子夏，足以与颜子并肩，是真正的孔门之徒。之后，严复、蔡元培提出了一个非常怪异的观点，以为孟子批判的杨朱就是庄周；冯友兰以为庄子是杨朱之徒，孟子的“距杨墨”和庄子的“剽剥儒墨”实际上有互相批评的意思；郭沫若不赞同庄子出于子夏的观点，而主张庄子出于颜回。郭沫若的观点来自于章太炎，章太炎早年不赞成韩愈“庄子即儒家”的观点，后来在《国学概论》和《汉昌言》中又明确肯定了这一观点，但是进行了修正，认为“庄生传颜氏之儒”，《大宗师》中颜子悟出的“坐忘”不是道家的本事，而是儒家的至境。[9]如此，庄子与儒家的关系显现出十足的张力，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主流是相互流动的，并非彼此不容、势如水火，所以，我们常在中国人身上看到儒道两种思想的此起彼伏。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后代学者对庄子的阐释，其中揭示出的庄子与儒家的关系，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庄子的思想提供了路径。如果将这些观点说得更理性一些，或许可以说儒学于庄子“既是嬉笑怒骂的主要对象，也是思想展开的基本素材。……没有了惠施，庄子的生活是寂寥的、落寞的；同样，抽干了儒学，《庄子》的思想是空洞的、虚化的。这是我们理解《庄子》批判儒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即《庄子》崇尚自然的主张尽管更接近《老子》，但其思想诱因或者说基础，却主要是儒学，正是通过儒学批判，才可能展开其文明史反思，追问残酷的、浊乱的现实之根源。”[10]

庄子非但有精彩的思想，他表现思想的形式也是极其精彩的。《庄子》中说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书中多用“三言”来说理，寓言又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或许已经感受到《庄子》寓言所表现的超凡的想象力，其中所虚构的大鹏、骷髅、浑沌等意象以及这些意象所构成的场景为我们构造出一个奇特的想象世界。想象之外，《庄子》中说理的方式还在于论辩，它通常虚构一个前提，进而通过诙谐诡谲的辩论达到说理的目的。《庄子》的魅力还在于它的语言，清人方东树将庄子的文章与李白的诗相比，说它“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确实，《庄子》的语言是极富诗性的。如此，庄子又是一个大文学家。[11]

讨论至此，让我们从繁琐的学术争论和哲学思考中抽离出来，回到庄子本身。回到庄子，我们不禁要问：讲了这么多他的故事，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设若起庄子于九泉，他或许会说：“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