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掣肘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2020-11-23刘昱洋

创新科技 2020年9期

关键词：消费

刘昱洋

摘要：目前，我国进入消费结构显著升级阶段，但是，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发挥还存在需要完善和提高的地方，制约扩大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有待破解。增强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需要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深入研究客户需求，努力开发信贷新产品;政府主导多元投入，大力促进新兴消费品供给;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拓展农村消费市场;狠抓中间环节管理，下大力气降低商品运输成本;加强市场监管，健全消费者保护机制。

关键词：消费;基础性作用;新兴消费;消费环境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037（2020）9-78-6

DOI：10.19345/j.cxkj.1671-0037.2020.09.010

当前我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时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做出的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符合我国的发展阶段、环境和条件变化。消费在新发展格局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所在，是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带动的经济增长能够从根本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符合共同富裕和人民幸福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显示出消费对于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非同寻常。因此，探讨新时代以来我国消费方面存在的不足，加强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 消费对经济发展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动力分析

关于经济发展动力的研究由来已久，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已展开深入研究，成果颇丰。索洛（1956）在其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将资本积累放到了突出地位，他认为储蓄和投资率影响的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1]。此后有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视角探寻各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已有的研究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归结为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制度、出口、产品差异、发展战略等多种因素。戴蒙德（Diamond，1965）将“世代交叠模型”与Solow模型进行融合加以发展，提出储蓄率取决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行为的观点[2]。威廉姆森（1985）等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原因是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的诸多解释[3]。罗默（1986）和卢卡斯（1988）等人开创性地把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增长模型，从而对不同国家不同经济阶段的经济增长差异性进行了解释[4]。凯恩斯（1936）及其后续学者开创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则强调消费、投资、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意指企业家对其决定提供的就业量能够带来多少的订单（即企业主收入）预期量，就业有赖于“有效需求”，即人们在消费和资本品上的支出[5]。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中，出口是国外需求的函数，主要受汇率、贸易壁垒、国外产品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波动较为强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一国或地区经济未来的增长作用有限。而由于会受到需求的约束，依靠投资拉动的高速经济难以持续。李军（2003）研究了中国收入差距及其对消费的影响后发现，中国收入差距不是构成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消費能够通过提高收入总量进行扩张[6]。洪银兴（2010）认为，投资拉动型经济在供给约束型经济中才能长期有效，通过资本或资金的投入就可以促进需求[7]。然而，当经济转向需求约束型经济时，依靠投资所增加的供给并不能完全被市场消化，投资拉动就不再有效。具体来说，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投资会比较有效;而投资比较有效的另一种情况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衰退时期。由于投资的“双重属性”，使得投资对经济的短期增长不具备基础性作用。纪明（2012）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发现，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初需求动力[8]。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和落脚点，只有消费才能反映最终需求，经济增长的效应是由最终需求来决定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9]。”马歇尔（1981）也曾指出，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10]。消费不仅会影响“经济生活过程”，而且会使其发生“极大的变化”。生产决定了消费的方式和质量，而消费则对生产具有反作用，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变化，能够促使企业转变其经营方式，从而显示出消费对生产的调整和升级的导向作用，一个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经常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出现，而新产业的出现往往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消费潜力的成功开发，能为经济增长带来磅礴的动力，而这样的成功开发，离不开产品、工艺等的创新，从而从深层次促进供给质量。开发消费能为生产创造出新的劳动力，能提高劳动力质量，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全方位的、稳定的、基础性的，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在，对消费的驾驭关乎各国、各地区居民的福祉。

2 新时代以来我国的消费成效及掣肘因素分析

目前，我国进入消费结构显著升级阶段，消费升级呈现出诸多特点。其一，消费从生存型向享受型和发展型升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2 513元，增长12.9%，远高出GDP的增速，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1.7%;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 902元，增长12.9%，同样远高出GDP的增速，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8.8%。其二，由物质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快速增长升级。在这一轮消费结构升级中，服务性消费占比越来越大，2019年我国服务性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了45.9%，同比提升1.7个百分点。其三，从传统消费向新兴消费升级。信息消费、绿色消费、休闲和健康消费、教育培训和文体消费大幅增长。2018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约5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1%。约为GDP增速的2倍，在最终消费中占比超过10%。2019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全国已建成5G基站超过48万个;5G网上终端连接数超1亿个。此外，消费从量的满足升级到重视质的提升，由一两个热点向多点多面增长转变[11]。其四，消费市场从少数层次、相对单一向多层次、多元化发展。由于我国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大小城市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使得我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就变成了多层次、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消费市场。近年来，从线下出现的大型商业场所纷纷触网到线上线下融合出现新的发展业态，包括一些体验式的消费，这些都是非常体现个性化的总的消费市场发展趋势，给不同行业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机会。

2013年以来，我国消费的贡献作用上升态势明显，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2万亿元，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2013年的47.0%提升至2019年的57.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自2014年以来稳居“三驾马车”之首，“稳定器”“压舱石”作用明显;而2019年投资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1.2%，“十三五”以来呈明显下降态势;出口的贡献率2019年为11.0%，2013年以来大幅震荡，这与国际国内形势密切相关（见图1）。从消费群体看，80、90后这部分新兴的消费群体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收入积累，他们正处于购房、结婚和生子的黄金时期，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快，拥有先进的消费观念。他们是新业态、新模式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中国的消费中起着主要作用。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新兴消费群体的兴起，已经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巨大动力，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12]。

尽管我国的消费增长强劲，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稳居第一位，消费升级势能持续释放，但是，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发挥还存在需要完善和提高的地方，制约扩大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有待破解，具体来说，主要存在6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2.1 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使人们对未来生活保障信心不足

居民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消费额占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居民消费额并非一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大，其与社会保障体系密切相关。由于传统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加之一些未来不确定或不可知因素，如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影响，使人们对未来生活保障信心不足，消费意愿降低，储蓄意愿增强[13]。

2.2 消费信贷产品趋同，缺乏创新

恰当设计的消费信贷产品能有效促进消费，降低储蓄率，发挥消费资金的乘数效应。从供给角度看，我国消费信贷产品的类型与西方发达消费金融市场的产品相比少很多。我国主要消费信贷产品包括住房信贷、汽车信贷、助学信贷等，其他消费信贷产品很少出现。国内各信贷经营机构在产品种类和产品定价方面都体现出同质性，缺乏创新。

2.3 新兴消费品有效供给不足

新兴消费在我国蓬勃兴起，尤其是文化、旅游、健身、养老、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服务消费异军突起，消费潜力巨大。但受发展基础、发展条件、产品服务创新、网速和网络覆盖面等方面制约，我国在相关新兴消费品的有效供给上存在明显的不足，很多供给的新兴消费品品质不高，销量差强人意，消费的潜力释放不足。

2.4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降低了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

尽管2013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倍差逐年降低（见图2），但即使2019年的2.64仍然过高。发达国家一般在1.5左右，发展中国家稍高，但通常也只在2.0左右。我国过高的城乡收入倍差导致我国消费市场出现了断层和逆向发展。高收入者有消费能力，但消费意愿较低;低收入者消费意愿强，但购买力低，从整体效果上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14]。

2.5 商品运输成本过高，导致了产品价格偏高，影响了消费总额的提升

商品运输一边连着供应商，一边连着终端消费，在物流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商品运输成本成为促进消费的关键因素。在国内，尽管物流行业升级、电商迅速成长，但总的看，商品运输成本仍是推高商品终端价格、阻碍居民扩大消费的关键因素。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蔬菜类农产品流通成本占售价的50%～60%，甚至更高[15]。2018年我国运输费用高达6.9万亿元，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14.8%，比2017年同期上升0.2个百分点[16]。近年来，物流企业运行成本持续上涨，盈利能力偏弱的问题突出。

2.6 消费环境存在种种不足，制约了有效消费的扩大

首先，立法不完善，对相关法律条文存在定义不清、执行难等问题。其次，执法力度不够，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足。再次，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仍然大量存在，虚假违法广告盛行，不少商家信用缺失，承诺不能兑现，消费者维权成本较高。这些种种不足情况的出现，不可避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使本来能够实施的有效消费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

3 政策建议

针对上文述及的我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中有待完善和体制机制方面不足之处，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居民消费的“定心丸”，是减少居民储蓄的有力举措。当前我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议从三方面着手。一是适度扩大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多元化拓展社保资金的筹资渠道，尤其要吸收长期资金入驻。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社保资金的控制，提高社保资金的运作效率，推进完善经济适用房工程建设。二是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按照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原则[17]，加快提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水平，适当增加农村医疗报销额度;加大医疗质量监管力度，确保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改善社区医院办院条件，方便群众就近就医。三是提高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险覆盖率;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险个人账户管理，努力实现社会保险制度全国统筹，进一步扩大群众性养老保险覆盖面。

3.2 深入研究客户需求，努力開发信贷新产品

我国有庞大的消费人群，随着消费理念的更新和个性化物品、网络消费品等的不断涌现，房产、汽车、助学等方面的少数几种信贷产品已不能有效开发消费者的消费潜力，需要金融和相关企业积极探索，深入研究不同阶层客户的多样化需求，结合自身产品和服务的特点，努力开发消费者喜闻乐见的信贷新产品，这样既增加了金融和相关企业的业务量和盈利，又满足了客户的消费需求，提高了资金周转率，提升了经济实力。新信贷产品的开发流程建议按照“市场调研→产品设计→发布推广→评估及完善”的步骤展开。要注意建立一套完整的信贷新产品开发制度，对于市场需求信息的收集、整理，研发项目的立项，研发队伍的组成，研发经费的使用，产品研发的实施，产品推广方案的设计，新贷款品种的推广风险与收益预测，新产品研发人员的奖励方案等各个环节均须详细研究和规划，严格落实。

3.3 政府主导多元投入，大力促进新兴消费品供给

政府要加强对文化创意、物流、旅游、服务外包、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积极组织实施新兴消费领域重点项目，设立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探索运用股权投资、贷款贴息等方式，提高财政资金在促进新兴消费中的使用效益。加强对新兴产业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对传统基建领域注重数字化改造，统筹推进新旧基建融合发展。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本投向重点领域和新兴消费薄弱环节，形成多元化投资机制，促进新兴消费品的研发和规模化应用。重点服务消费领域的准入条件要继续适度放宽，进一步消除制约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发展的不合理准入障碍。对于新兴消费领域涉及的许可、审批、核准、备案、年检等事项，要按照“应减必减、可放则放”的原则，积极简化审批程序，大力提升行政效率，切实减轻相关企业的经营负担。

3.4 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拓展农村消费市场

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营造更加优美的生活和消费环境。大力开展农民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培育活动，多路并进、多管齐下，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益，拓宽致富途径，提升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全国城镇化进程，有序引导农民进城务工、海外务工，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同时注重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有效保障农民工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所得。进一步投入农业生产补贴资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证农业生产质量，促进农民增收。完善和调控农产品市场，科学合理地制定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农产品方面的收入。政策部门要积极出台措施，鼓励大型电商平台企业开展农村电商服务，建立健全适应农村电商发展的农产品质量分级、采后处理、包装配送等标准体系，深入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加大信息进村入户的试点力度。通过立足农村实际，多策并举，进一步激活农村消费市场。

3.5 狠抓中间环节管理，下大力气降低商品运输成本

上文已提及商品运输成本过高的问题，该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相关利益集团，需要多方协调，下大力气解决。政府部门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逐步降低陆运、海运、空运相关运输税费，尤其是陆路运输税费。要深入调研，组织相关专家论证，积极核算成本，合理减少高速收费站点和降低高速收费标准，可以采取政府给予高速收费单位适当补贴的办法，来补偿高速收费单位因为收费站点缩减和高速收费标准降低带来的收益减少，目的是降低商品运输成本，最终带来消费总量的增长。另外，建议取消节假日高速免费政策，国庆、五一等长假、小长假高速拥堵现象已广受诟病，节假日高速免费政策是一大诱因，取消这项政策后，必然会使一部分原本要乘私家车外出的人群分流而去乘客车出行，这样既能鼓励绿色出行，又减少了拥堵，还较大力度地增加了高速收费单位的收益，这作为降低路桥费的一种补偿，相信也会大受高速收费单位的欢迎。

3.6 加强市场监管，健全消费者保护机制

政府部门要广泛运用大数据开展监测分析，探索完善的有利于新消费、新业态发展的监管方式，建立健全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和产品伤害监测制度。完善质量安全事故强制报告、缺陷产品强制召回、严重失信企业强制退出制度，从源头上对消费品质量进行监督和把控。积极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宣传教育，使主题活动、媒体宣传、网络讨论等的开展常态化，切实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加快完善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切实提高投诉处理效率和满意度。探索消费纠纷调解新机制、新路径，培育独立的消费纠纷非诉讼第三方调解组织。建立相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开展专项执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等消费者维权较为集中的违法行为。通过以上种种措施，营造便利顺畅、公平竞争、安全高效的消费环境，提振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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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成刚.以消费升级提质构建经济内生大循环[N].中国经济时报，2020-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