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炎钊 周子程

摘 要：以制度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以及管理者心智模式理论为基础，实证分析创新制度环境、创新意愿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考虑到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人格特质会对其所在企业的创新意愿有着重要影响，遂将管理者心智模式变量纳入模型，研究表明企业管理者心智模式在创新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意愿的关系中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这为地区政府给企业营造更好的创新制度环境提供支持，也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一条将外部环境资源转化为内在创新动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创新制度环境;创新绩效;创新意愿;心智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4.3;F273.1;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037（2020）9-28-9

DOI：10.19345/j.cxkj.1671-0037.2020.09.004

在世界创新大背景下，众多学者研究了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其中，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SHINKLE等[1]的研究，以制度理论的观点表明，如果在一个制度环境较好的条件下，企业会有更高的可能性采取创新型的战略，从而获得较高的创新绩效。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和地理条件限制，各个地区企业所在的政策、制度环境有很大的差异，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企业的管理者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发展战略，从而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不同的影响。

企业创新活动主要受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两个因素影响，其中创新能力是客观因素，创新意愿是主观因素。企业的主观创新意愿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企业的管理者结合自身的经验与内外部环境制定的。因此，在一定的政策制度环境下，企业管理者的特质必然会对企业发展策略产生影响。本文从企业管理者特质的视角入手，研究企业创新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而选择从主观的创新意愿切入。创新意愿是企业管理者是否进行创新活动的主观判断，它衡量的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及其成员对创新活动和创新思维的接受程度，如果一个企业组织成员的创新意愿较高，那么就意味着其对新事物和新思想有着更高的接受程度[2]。

企业的发展策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企业的管理者结合自身的经验与内外部环境制定的。因此，在一定的政策制度环境下，企业管理者的特质必然会对企业发展策略产生影响。心智模式指的是根深于人们心里的、能够影响人认识外部世界并采取相应行为的一些假设、看法和印象，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且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是被个人以前的经验或经历所影响的[3]。不难看出，一个人的心智模式会使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反应产生印象，不同的心智模式在相同的环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处理事情的方式。近几年，心智模式的研究拓展到了创新领域，一些学者认为企业家心智模式是企业家能够带领企业提高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认为，在一定的企业外部创新环境下，企业管理者的心智模式会对其创新意愿与创新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创新制度环境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最早对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是Baumol[4]，其研究指出制度环境是创新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企业的创新意愿与创新行为的产生及其程度是受到制度结构影响的。制度学派强调企业的各种生产活动以及经营活动必须符合所处制度环境的合法性要求，只有这样企业的行为才能被所处环境所认可和接受，而企业的创新活动同样需要面临合法性的问题，甚至创新活动更需要重视合法性要求，因为创新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对原有规则或事物或认知的破坏。根据Lu等[5]的观点，企业创新不断挑战过去的规则和认知，企业必须要通过合法性的战略才能使其获得关键性资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继续运营下去。

根据组织社会学制度学派的观点来看，企业要获得合法性，必须在制度环境的规范内生产经营，包括三个方面：管制环境、规范环境与知觉环境[6]。这三个方面的制度环境概念几乎囊括了整个制度环境的要素，为企业遵循制度环境、寻求合法性并进行创新活动提供基础。例如，管制环境一般指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在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中，如果地区专利制度、所有权保护制度完善，那么一些从事高新技术创新的企业就更有倾向进行创新活动且也有更多动力将这种倾向付诸实践[7]，并且他们的创新成果也可以得到法律上的保护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收益，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与创新行为;规范环境指的是那些非强制性的、但是在社会上又必须遵守的价值观与道德规范，或者一些默认的标准、准则、规范等;认知环境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对外部环境或知识的认知与理解，如当一个企业家或管理者拥有良好的创新知识与创新技能的时候，那么该企业家的战略倾向就会更加偏向于创新活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H1：创新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创新意愿的中介作用

Baumol[4]指出企业的创新意愿与创新活动是受到制度结构影响的。North[8]同样指出，制度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用来约束人行为的约束，这种约束能够限制企业的行为同时也能够激励企业的行为。制度环境可以激励企业进行生产或创新行为，促进企业提高其盈利水平[9]。坏的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家精神以及其对创新的意愿，相对应地，好的制度可以规范和引导企业家追寻更好的方式来提高绩效，并激励其进行创新。因此，制度环境对管理者或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有激励和引导作用的，其中激励作用就是作用于企业家对创新的情感态度方面。

社会认知理论提出个人的行为是个体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产生的，并且这三个变量之间任何两个变量都有着相互作用[10]。其中制度环境属于社会环境变量，创新意愿是属于个体层面的认知变量，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制度环境因素会影响个体创新意愿的产生，在创新制度环境较为优秀的条件下，企业家或管理者更倾向于做出有关创新的战略决策，即他们会有更高的创新意愿。同时有研究表明，市场环境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果是有限的，需要政府制定有效的政策、法律刺激企业，提高其创新能动性[11]。

创新意愿是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的内部驱动力，创新意愿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魏荣[12]研究指出，企业要进行创新活动或者企业想要取得创新绩效，必须有企业内部的动力，所有的外部激励都需要转化为内部动机才能对创新行为与绩效产生影响，即外部的激励需要通过创新意愿才能激励创新行为并有效提高创新绩效。创新意愿是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的内在动机，是影响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的内部因素。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创新意愿在创新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H2a：创新制度环境对创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企业创新意愿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1.3 管理者心智模式的调节作用

彼得·圣吉提出，心智模式是一種与个人特质、价值观相连的且在过去经历、经验等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模式与心理模式，包括知识体系与信念体系两个维度。

其中，知识体系指的是个人对事物或世界认知的结构化知识，是一种经历和经验的积累。管理者如果心智模式中的知识体系越丰富，那么其在执行一些管理职能时所具有的倾向性就更大。Uzzi[13]提出根植性这个概念，后来有学者研究证明，根植性与企业家或管理者的意图是有密切联系的，即企业家或管理者的意图是可以对个人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产生影响的[14]，而根据行为理论与心理学理论，管理者的意图是会受到个人知识与认知的影响。对于客观环境的认识并不是客观的，而是与个人对环境的主观认识相关。所以说即使是相同的环境因素，对于不同的个人来说，也会有不同的主观判断，而这种主观认识与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管理者结构化知识体系影响的。

心智模式的另一个维度信念体系，指的是个人对外部环境或事物的稳固的思维反应及认知反应。简单来说，心智模式的信念体系就是对外部事物的理解能力，而且这种理解能力还是相对稳定的。对管理者来说，如果信念体系弱小，那么其就难以对内外部环境、竞争对手等做出准确判断，并进一步做出准确的战略抉择;相反，如果一个管理者信念体系强大，那么其首先可以准确判断环境，其次可以在短时间内抓住关键矛盾，因而可以迅速准确地做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战略决策。吴子稳等[15]提出，管理者对企业外部环境的正确认知能够使得他们找到自身和企业正确的定位，做出正确的企业决策，并提高企业绩效。骆志豪[16]指出，企业家对自身能力的认识程度越高，即自身能力的信念体系越强大越有利于其提高企业绩效。

综合心智模式的两个维度可以看出，管理者心智模式对管理者的思维认知与行为活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结合社会认知理论，外部环境可以影响个人的态度与行为，个人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也会影响到其态度及行为。基于此理论，本研究认为如果管理者拥有较强的专业结构化知识，那么在面对外部创新制度环境良好的情况下，就可能会有更高的创新意愿，因为他们的结构化知识告知他们这样做有利于提高业绩;如果管理者拥有较强的信念体系，那么在面对外部创新制度环境良好的情况下，同样会有更高的创新意愿，因为拥有较强的信念体系，他们就能够更加准确、迅速地对当前形势进行判断，从而抓住机遇，进行创新战略选择。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管理者心智模式的知识体系在创新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意愿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管理者心智模式的知识体系越完善，创新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意愿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H3b：管理者心智模式的信念体系在创新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意愿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管理者心智模式的信念体系越强，创新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意愿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根据以上假设，建立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本文设计调查问卷，针对福建省、山东省、江苏省等地的企业进行调研。然后基于收集的数据，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在此基础上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2.1 变量的测量

对创新制度环境、创新意愿、创新绩效以及管理者心智模式四个变量的测量主要参考已有研究中已经验证过的成熟量表。测量采用李克特5点记分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请被调查者根据企业和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打分。

创新制度环境的测量采用Busenitz等[17]开发的量表，其中规制环境维度包括5个题项，规范环境维度包括4个题项，认知环境维度包括4个题项。企业创新意愿的测量采用的是国内学者王金凤等[18]的量表，该量表是对国外学者Hurley所开发的量表的改进，共包括5个题项。创新绩效的测量采用的是国外学者Lovelace开发的量表，包括5个题项。管理者心智模式的测量参考了国内学者骆志豪[16]和褚珊珊[19]开发的量表，其中知识体系包含9个题项，信念体系包含6个题项。

本文对创新制度环境、创新意愿、创新绩效以及管理者心智模式关系的研究，只是探究了创新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一条可能存在的内在影响途径，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对相应变量进行控制。由于研究层面包含企业层面与企业管理者层面，因而控制变量的选取也包含企业层面与企业管理者层面。企业层面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业所属行业、企业所有制形式等;企业管理者层面包括管理者性别、管理者年龄、管理者受教育程度、管理者工作年限等。另外，问卷中还包含一些关于企业与企业管理者的基本信息，如企业名称、企业单位性质、管理者职务、管理者联系方式等。

2.2 数据搜集

本文的调研活动从2019年11月进行到2020年2月，所调查的行业分布包括加工制造业、通讯业、信息技术、互联网及电子商务业等，调查对象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问卷发放和数据搜集的方式：通过网络定向发送问卷，包括电子邮件和微信;直接上门调研填写问卷;通过当地民营经济发展局的帮助发放纸质问卷等。

本文共发放问卷355份，共回收问卷265份，其中有效问卷200份，无效问卷65份，问卷总回收率为74.6%，问卷总回收有效率为75.5%。

具体问卷回收情况和回收率如表1所示。

2.3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次研究问卷的总体Cronbach Alpha系数为0.876。创新制度环境分量表的Cronbach Alpha系数为0.916，其中创新制度环境的三个维度规制环境、规范环境以及认知环境的Cronbach Alpha系数分别为0.799、0.750以及0.777;创新意愿分量表的Cronbach Alpha系数为0.806;创新绩效分量表的Cronbach Alpha系数为0.78;企业管理者心智模式分量表的Cronbach Alpha系数为0.789，其中企业管理者心智模式两个维度知识体系和信念体系的Cronbach Alpha系数分别为0.766和0.777。同时所有测量中删除题项后的Cronbach Alpha系数均比删除前的Cronbach Alpha系数小。综上，说明问卷信度良好。

效度检验方面。创新制度环境的KMO值为0.922，同时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卡方值（78）=1 383.942，p=0.000）。因子分析后共包含3个因子，它们分别包含5个、4个和4个题项，与所设定的题项数目相符。方差累计贡献率为66.859%。管理者心智模式的KMO值为0.756，同时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卡方值（105）=920.375，p=0.000）。因子分析后共包含2个因子，分别包含9个和6个题项，与所设定的题项数目相符。方差累计贡献率为62.201%。综上，说明问卷效度良好。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方法变异造成的偏差是无法消除的，但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可以通过主动控制来尽量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另外，通过数据检验，可以判断所研究的数据的偏差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

对于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将问卷所有题项加入因子分析，若因子分析后的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小于40%，则可以认为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格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1.482%，小于40%。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企业创新意愿在创新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创新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M5，β=0.437，p<0.01），H1验证成立;创新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M2，β=0.308，p<0.01），H2a验证成立;企业创新意愿对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M4，β=0.782，p<0.01），H2b验证成立。

中介效应检验，在加入企业创新意愿作为中介变量后，创新制度环境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仍然显著，系数下降（M6，β=0.217，p<0.01），而且，企业创新意愿对创新绩效仍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6，β=0.712，p<0.01）。因此，企业创新意愿在创新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H2验证成立。

3.2 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使用层级回归分析的方法，对管理者心智模式的调节作用进行验证。为了消除共线性的影响，本文在验证管理者心智模式的调节效应前，对自变量以及调节变量的两个维度都进行了标准化，最后利用标准化后的数值创造交互项来判定调节作用。具体分析结果如表4、5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创新制度环境与管理者心智模式知识体系标准化后的交互项对创新意愿的影响不显著（M10，β=0.069，p>0.05）。这说明，管理者心智模式的第一个维度知识体系，在创新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意愿之间并没有起到调节作用，H3a验证不成立。

由表5可以看出，创新制度环境与管理者心智模式信念体系标准化后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意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M12，β=0.078，p<0.05），同时模型的F检验显著（F=4.957，p<0.01）。这表明，管理者心智模式的第二个维度信念体系评分越高，创新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意愿的作用越强烈，H3b验证成立。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本文利用实证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创新制度环境显著影响着企业创新绩效（M5，β=0.437，p<0.01）;创新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意愿有着显著正向影响（M2，β=0.308，p<0.01），同时企业创新意愿对创新绩效也有着显著正向影响（M4，β=0.782，p<0.01），创新意愿在两者之间起到的是部分中介作用。管理者心智模式在创新制度环境与创新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地，知识体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M10，β=0.069，p>0.05），信念体系的调节作用显著（M12，β=0.078，p<0.05）。本文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4.1.1 对制度理论在企业创新绩效方面的研究进行了丰富和经验验证。制度环境对企业绩效的理论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本文同样站在企业创新绩效的角度上，对创新制度环境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和证明。但是经过综述发现，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验证其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上，或者将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他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而在探求制度环境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作用机制上还比较薄弱。本文构建了一条可行的内在作用路径，将影响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转化为企业管理者可以自我把握和控制的内在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制度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丰富。

4.1.2 对国内心智模式的相关理论研究有所补充和丰富。心智模式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共享心智模式（团队心智模式）;二是个人心智模式（管理者或企业家心智模式）。在我国心智模式相关研究中，对共享心智模式的研究较多，共享心智模式指的是一个团队内团队成员共同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它对团队的知识创造和价值创造有着重要作用。而相对来说，个人心智模式的相关研究较少，最近几年由于对成功企业家的研究变多，学界慢慢开始关注个人心智模式对企业各项活动的影响，其中国内学者对个人心智模式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本文通过实证方式，以计划行为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将管理者心智模式作為创新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意愿的调节变量进行研究，是对国内心智模式的相关理论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4.2 建议

4.2.1 地区政府构建良好的创新制度环境是必要的，企业管理者也应对创新制度环境的变化更加关注。对于企业来说，政策上的支持和保障是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动力，要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增加地区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当地相关部门必须及时、有效地制定合理的创新政策，为当地企业打造良好的创新制度环境。同时，企业的管理者也应该对区域创新制度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对企业本身而言，积极响应国家和地区的创新号召，不仅可以更低的风险水平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收益，而且还为地区创新水平的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4.2.2 企业要有积极参与创新和鼓励创新的意愿。研究发现，企业的创新意愿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显著，同时外部创新政策环境的改变也可以通过企业创新意愿作为桥梁来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在双创的大环境下，要改变发展思维，用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和转型，用创新带动企业进步与发展。企业管理者首先要提升自身创新意愿，进一步地，提升企业所有工作人员的创新意愿，激发企业内部员工进行创新活动的信心，以此为企业创造更高的绩效水平。

4.2.3 企业管理者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心智模式。管理者心智模式是企业管理者素质水平的体现，是影响管理者对世界、对自身认识和了解的一种心理模型，心智模式水平高，本身就是高素质管理者应该具备的条件。通过本研究结论可以发现，管理者心智模式越优秀，创新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意愿的正向作用越显著。另外，Nadkarni等[20]研究指出，企业家的感知在制度环境与企业战略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管理者心智模式正包含了管理者对自身和世界的感知，因而管理者心智模式对于企业战略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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