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蕾

董立勃无疑是当代军垦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凭借《白豆》《白麦》《烧荒》《烈日》《流沙如水》《暗红》等长篇小说坚持对垦荒的叙说，成为垦荒叙事中成就最高、最专情和持久的一位作家。因此，我们选择董立勃及其小说作为垦荒叙事的研究对象，探究垦荒叙事的当代特质。

一、文化原型与“刚性”地域精神

关于董立勃的垦荒叙事，主要研究集中在政治、婚姻、暴力、人性的文本主题、悲剧意识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女性主义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战争文化心理）、诗化和戏剧化叙事几个方面，却忽略了形成董立勃垦荒叙事的“文化基因”。新中国成立后成立的兵团劳武结合，本身也是一个军事建制，与历史中军事性屯田有着相似的性质，是历史名称的沿用和两千年屯垦历史的继续，其文化基因来自西汉以来的屯垦文化。对董立勃小说如果仅仅关注当下空间化的屯垦文化，遗漏屯垦文化的历时性发展，不能把握文化基因对文学的影响，将有碍于揭示董立勃小说的文化实质。董立勃作为地道的兵团人，深受兵团屯垦文化的耳濡目染，屯垦文化隐藏于作家的潜意识中，并表现在作家的性格、气质和小说创作中。因此，对垦荒叙事“文化基因”的探寻显得尤为必要。

垦荒叙事的“文化基因”源自屯垦文化，《汉书·西域传》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遣军屯田，以巩固国防，防御匈奴的侵袭为主。屯垦是西汉实施的抵御匈奴、治理边疆的良策，即“屯垦戍边”，征战远涉的军队自己养活自己，“西汉和东汉在西域的屯垦，有相同的方面，都是属于军事性的屯田，目的是为了保卫西北边防，解决官兵的军粮”。①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中原多事难民流入西域，各朝都比较重视屯垦，把屯垦视为解决军需、恢复经济的良策。唐朝屯垦更是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设置了都护府等管辖组织，有大军万人、小军千人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元明时期的屯垦规模逊色于唐朝，但延续了屯垦“强兵富国”的宗旨，在原来的基础上逐渐完善了军屯制度，屯垦文化的军屯模式没有改变。到了清代，屯垦的种类增加了民屯、犯屯、回屯、户屯、旗屯5种，屯垦人口数量激增，挑战也更加严峻。内部镇压西域叛乱，外部抵御英、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屯垦进入高潮。清政府整顿屯垦军队、治理屯垦农业、扩大农垦规模、改进屯田技术，并在新疆建省。民国时期新疆的政治、军事、外交环境仍然不容乐观，杨增新主政时把“开渠垦荒”作为新疆的要政，安置无业游民、稳定社会秩序，最主要的是解决了军粮的供应问题。历代历朝为了维护中原的安定，出于政治考虑，实施屯垦西域的举措，具有巩固国防和促进生产的作用，屯垦文化中隐射出强烈的“军队文化”性质。“军队文化”性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1954年12月5日，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了一支保卫边疆、建设新疆有组织的生产部队，标志着屯垦文化进入到更高的发展模式。因此，带有军队性质的屯垦文化可看作是垦荒叙事的文化基因。

屯垦文化在屯垦人的集体意识中，带有显著的军队管理模式、思维习惯、价值理念。早在《后汉书·班超传》中就记载了东汉时期班超在伊吾卢屯田，清晰地叙述了汉朝军队的屯田过程以及同匈奴的对峙和战争。历代的屯田不是单一的管理良田、驻守军队，还面临着战争随时可能会发生，此时的屯垦文化，已经明显不同于中原农耕文化的保守性和温和性，显示出了“刚性”的军队文化。兵团秉承历史，依然履行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职责，从建制序列和机构设置上区别于当代的农垦，成立初期，平叛了新疆残余军匪和叛乱纷争，是国防军的后备力量。兵团事业被视为军垦事业，兵团人被称为“军垦战士”。新疆的兵团有历代屯垦文化的积累和积淀，成立最早，保留至今，兵团可被视为新疆特有的军、政、企相结合的行政区划单位。作为一种组织明确、纪律严明的军队管理方式，军队性的屯垦文化传承历史，以吃苦耐劳、刚强坚韧、严守克制的“刚性”地域精神有效地维护了边疆的稳定，是地域性精神传统因子潜隐在垦荒者意识中的文化原型。作为在兵团出生、成长的作家，董立勃的心理、意识结构层面上，有明显的“刚性”地域精神。

董立勃的故事都发生在下野地，《天边的炊烟》以第一人称叙述，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我”在下野地的经历，每一人生阶段的经历都能在他的其他小说中找到相应的情节，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质。屯垦文化亦军亦农，枪支是实施戍边任务的保证。董立勃毫不掩饰对枪的喜爱：“天下的男孩子都一样，枪是他们生命中最早热爱的一种东西，那种圆形的坚硬，那种喷火的炸响，那种无坚不摧的杀伤力，恰恰体现了他们不曾意识到的来自本能的渴望。”②因为大胡子让作者放一枪的承诺，董立勃夜里兴奋得睡不着觉，喜欢枪，也崇拜大胡子耍槍的英武、力大无穷的勇猛，青睐刚烈气质的硬汉。董立勃将“刚性”精神投注到小说中的人物，肯定男性形象持刀耍枪，历经生死百战，具有刚烈、不屈服、不柔和的行事风格。《白豆》里的老胡为了申冤，越狱前往誓师大会，誓死捍卫自己的清白，不为老罗为首的权力、组织压迫所折服。到了《白麦》，老胡重获自由，仍然希望老罗能给他赔礼道歉，将他的“反革命”帽子摘掉。《流沙如水》里的居桩用生命守护原始树林，不顾安危，阻止垦荒者砍伐原始树林，顽强抗争着。《烈日》中面对森严强大的权势，吴克没有妥协让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以跳崖的方式宣告自身的顽强、对爱情的忠贞。董立勃小说认可的男性，性格中具有的刚硬、坚韧、有骨气的气节，与“刚性”地域精神相契合。

二、“刚性”的女性与叙事情节

董立勃的垦荒小说，主要书写了女性的爱情、婚姻悲剧，书名《白豆》《白麦》《米香》《青树》等即可看出是以女性的命运为描写对象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小时候，母亲下地干活，老把我带上。地里干活的，女人多，男人少。女人就很厉害，什么话都说，什么玩笑都开，男人和她们斗，全都败下阵来。新疆开发了好多荒原，洒在上面的汗水，有一大半是女人的。”③可以看出，董立勃对荒原上的女性充满了赞美之情，认为荒原上的女性能够媲美男性，甚至比男性更加坚强、能干。董立勃心理、意识中的“刚性”地域精神，对刚烈气质的青睐，在赋予理想中男性人物形象“刚性”气质的同时，对钦佩的女性人物塑造也加注了“刚性”气质。评论家雷达曾指出：“白豆这个女人已溢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她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妇，而带有明显的‘农垦兵团特性。她身上逆来顺受的东西自然也有，但骨子里却有了反抗性、不妥协性。”④而反抗性、不妥协性正是“刚性”气质的表现，地域精神在人物身上的集中投射。

董立勃小说中的女性往往是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刚性”气质的女性性格棱角分明，对情节的形成和发展又有更大的塑造空间，同时潜在地形成了他的叙事策略。有人说董立勃很会讲故事，戏剧化的情节及突变模式，使叙事更加紧凑，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小说别具一格。然而，“叙事作品的灵魂并非情节，而是思想品性（它通过人物塑造、行为动机、描写及议论所构筑的语言加以表达）。情节仅仅是不可或缺的躯壳，只有赋之以人物和事件的血脉，它才能够创造出必要的、可被赋予生命的黏土”。⑤董立勃小说情节突变亦可说是通过人物性格和精神气质的呈现来推动的，特别是作者塑造的“刚性”女性，她们的“刚性”气质是情节发展变化的基础，可以理解为董立勃的叙事策略。

女性“刚性”气质的推动首先表现在暴力情节的生成上。关于董立勃小说的暴力情节，在他的长篇系列小说中都有类似的重复，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女人不愿意嫁给一个男人，不愿服从指配的婚姻。这个男人便以强暴的方式占有了这个女人，最终酿成了悲剧。董立勃笔下的女性并不是顺从、柔和的女性，作者有意把她们塑造成刚强、坚韧的女性，如《烈日》里的梅子多次拒绝老朱的追求，遭到老朱的强暴，失身后的梅子遭遇了佟队长的抛弃，梅子坚决不接受凑合的婚姻，面对老冯的虎视眈眈和再次失身的危险时，她表现出刚强的一面：“姓冯的，你不要像《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那样，把我逼得跳河呀！”她宁愿牺牲也要捍卫爱情的尊严，显示出女性刚烈的一面。《烈日》中雪儿最后也是因佟队长威逼、胁迫和关押、拷问，选择和爱人吴克以跳崖的方式保护了爱情。正是梅子、雪儿刚烈的性格，使暴力情节的发生成为可能。《箫与刀》里老班长在和木子成婚当夜身亡，木子成了可疑凶手，遭到关押、拷问、威逼等暴力伤害，无法接受莫须有的罪名，以自尽的方式表明了心迹。梅子、雪儿、木子面对强加的感情、受胁迫的处境，凭“刚性”的性格顽强抵抗，硬碰硬的方式注定了会发生暴力事件。暴力事件既造成了女性的苦难经历，也引发了小说叙事对苦难的思考。何英评价：“董立勃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关于苦难的寓言，和余华《许三观卖血记》的苦难不同，许三观、许玉兰放弃了人的尊严，生活的展开更像是本能的生存游戏，面对永不停止的灾难，只有忍耐、承受和自我消解，是中国人忍耐极限生活的精彩演绎;而白豆们从一出场就树立了自己的尊严，白豆们被赋予了可贵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是她们勇于与命运抗争，并不断受难的直接原因。”⑥把白豆们的主体意识归为“刚性”气质催化下的不服软更为妥当，刚烈的性格导致白豆们不断受难。

三、威严的伦理规范与叙事伦理

“刚性”的地域精神对董立勃创作的影响，不只表现在他塑造人物形象时加注的“刚性”气质，即书写的人物性格和精神态度方面的刚烈、不服软，在作品的价值标准、伦理规范上，严守克制的“刚性”地域精神也有深刻的体现，表现为一种威严有序的伦理规范。前面讨论过董立勃小说中的女性因为具有刚强的性格和尊严，生成的主体意识使她们同遭遇的权力、组织、命令相违背，经历了不幸的磨难，其中的权力、组织、命令代表了军事伦理的规范形式，是军队式“刚性”管理的权威化显现。突破作家性别意识，从军队式管理下威严有序的伦理规范解读董立勃的小说，会更加贴近作者的创作根源。

“组织”，是董立勃小说出现最多的词眼。组织代表了权威，军队式“刚性”管理在组织制度上，“就是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一切行动听指挥，各级职责明确，组织管理严密，从而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协调的内部关系”。⑦组织规范农场男女兵的道德和行为，是威严有序的伦理规范最核心的实施单位。董立勃小说中女性的婚姻首当其冲受到了威严有序的伦理标准的干预。《白豆》里妇女干事吴大姐代表组织出面，给老兵找老婆。起初让白豆在老胡和老杨之间选一个，当白豆情属老胡时，妻子去世不久的马营长看上了白豆。吴大姐又代表组织希望白豆能嫁给马营长，白豆左右为难。白豆的姐妹白麦分在了城市，但也难逃组织指定的婚姻，在给白豆的信中说道：“她一点儿都不想结婚，也不想嫁给这个男的，这个男的大她12岁，有一只眼睛还瞎了，可她没有办法，组织出面了，她不能不听组织的。”听命、服从于组织是兵团农场体系中每个成员必须遵守的，组织具有最高决定权。白豆们虽然身为普通人，但在兵团社会建制中，半军事化的管理无形中控制了每一位农场职工，组织的触角毫无顾忌地伸展到了婚姻，用“刚性”（不易改变、服从命令）的军队管理方式对待女性。结婚有组织安排，明顯地显示了兵团农场带有军队严格的管理理念和伦理规范。

由于兵团建制的特殊性，军队文化理念中的集体主义思想渗透下野地，处处流露出革命的情怀，垦荒亦是投身革命。与内地农民以家庭为主的生产模式不同，下野地的垦荒者过着集体的生活，同住地窝子，同吃一锅饭，一起下地干活，干农活、抢收割时有几天几夜不休息的大会战，“基本保持着军队的编制，吃喝穿衣等大小事情都由公家安排”，个人的问题也是集体的问题，组织会出面干涉、处理个人问题。《米香》里的米香未婚怀上了许明的孩子，许明不承认和米香的关系，坚决地否认孩子是自己的，吴场长说：“在我们下野地，在我们革命队伍里，弄出一个私生子来，这算个什么事？我们大家脸上也都不光彩。”下野地为此专门开会讨论这个事，就怎么处理米香未婚先孕纷纷发表意见，米香的事情被放大扩散，最终决定让米香打掉孩子。在集体主义思想的价值观念中，针对一切违背集体主义原则、损害集体名誉的行为，组织的处理方式是刚性管理，不徇私情，不讲情面。《烧荒》中为了开垦更多的荒地，盘陀决定烧掉牧民的大草滩，即使明了牧民对我们真好，也不能阻止盘陀的烧荒计划。盘陀认为烧荒是为国家戍守边疆，与国家利益相比，个人流血牺牲都是应该的。最终牧民的大草滩被烧了，牧民告别了游牧的生活，盖起房子定居在了农场。强制性烧荒、强迫米香人流都是在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束缚下，威严有序的伦理规范作用的结果。

半军事化的兵团下野地保留了军队管理方式，组织建制、规章制度、原则态度都有严格的标准，是威严有序的伦理规范，在实施的过程中并不因人意志的转移而改变。权力、组织、命令对白豆们的强制，正是威严有序的伦理规范对垦荒者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处事、生活选择的严厉要求，代表权力中心的组织所下的命令具有强制性效果，如同“刚性”的规章制度一般，在具体生活中与大量外来女性原有的伦理意识相冲突，造成女性受害的局面。威严有序的伦理规范作为董立勃小说的叙事伦理，在看似简单实则巧用叙述策略的精心构架中，将人物与屯垦文化威严有序的伦理交织建构。显然董立勃叙事不单在讲故事，而是把人物的经历和经验世界变成伦理事件，给我们提供一种在世的方式和价值思考。

董立勃充满力度的垦荒叙事与同类别的垦荒书写有所区别，他从屯垦文化原型中获得精神维度的影响，军队性屯垦文化及“刚性”地域精神形成了他的小说叙事独特性，简化人物性格，塑造鲜明的“刚性”女性促成叙事情节的发展和变化;借助威严有序的伦理规范建构叙事伦理，并用反讽的修辞形式深化批判的力度，向接受者提供在世的思考。董立勃的叙事做到了来自屯垦文化、深入屯垦文化的力度，摒弃歌颂、赞美、豪情壮志的大而化之的书写，赋予垦荒叙事充满力度而不流于浮表的特质，也赋予当代汉语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①张友德：《新疆农垦经济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②董立勃：《无边的炊烟》，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③董立勃：《我的荒原与小说》，《文艺报》2013年第4期。

④雷达：《挤迫下的韧与美：读<白豆>》，《当代》2003年第3期。

⑤[美]罗伯特·斯科尔斯、詹姆斯·费伦、罗伯特·凯洛格：《叙事的本质》，于雷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1页。

⑥何英：《董立勃现象及其小说的美学特征》，《红岩》2004年第6期。

⑦李宝忠：《中外军事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