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慧

板蓝根，又火了。

2020年10月16日，钟南山院士表示，研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体外研究发现，白云山复方板蓝根颗粒对新冠病毒有效。

虽然消息没有提及体外研究的细节，但结果很明显，各大中小药店的门板又要保不住了。同时，消息刺激“白云山”股价急升，当天抬升幅度超12%。

这是我们已经习惯的社会应激模式，坦白说，已经有抗体了。

每一次，其实焦点都是一样的：不仅仅是谁“收获”商业收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成分有效无效的问题，关键是现代中医的“信任”问题。

钟南山院士说的是“体外研究”，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它的真实意义。反正，板蓝根又火了，它的每一次火，都表现为一种心理功效。

专家的话是用来误解的？

作为一名如假包换的中国人，谁没喝过两包板蓝根？

2020年的新冠肺炎要喝，2013年的H7N9禽流感要喝，2009年H1N1甲型流感要喝，2003年的非典也要喝。

在某些付费新闻里，板蓝根的治疗范围还包括空调病、登革热和埃博拉病毒病。

在服用板蓝根的道路上，上海市民走在“时代前面”。

1988年，上海爆发了甲型肝炎，2个月间29万人发病。当时，上海市卫生局拟订的肝炎预防方、治疗方，都以绵茵陈和板蓝根为主要药材。

有当事人回忆，当时上海凡是与板蓝根沾边的药材，一概卖到脱销，还出现了地下黑市，平时2毛钱一袋的板蓝根冲剂，能卖10元钱，一口价，没有还价空间。

据说，通过这次教训，上海市民比其他地区民众更早学会了抢板蓝根。

实际上，甲肝是自限性疾病。

自限性疾病，就是疾病在发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靠机体调节能够控制病情发展并逐渐恢复痊愈。一般来说，在没有其他严重并发症的情况下，不治疗也能好转。至于板蓝根，主要起到心理安慰作用。

当然，板蓝根也有自身的功用，不是绝对的安慰剂。

板蓝根首载于《本草纲目》，其味苦、性寒，有清热、解毒、凉血、利咽的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板蓝根是具有解热、抗病毒、增强免疫力作用的传统中草药，主要用于温热病发热、头痛、喉痛、斑疹、流行性腮腺炎、痈肿疮毒等病症的治疗。

如果患了风热感冒，板蓝根某种程度上还是管用的。

另外，板蓝根、双黄连、连花清瘟均在体外实验中显示出对新冠病毒的抑制作用，固然令人振奋。不过，体外实验有效，和在体内真正产生治疗效果相距极远。举个西药的例子，羟氯喹、瑞德西韦的体外实验也证实对新冠病毒有效。

然而，8個月以来，从数千人至上万人的临床试验结果都表明，瑞德西韦治疗效果“很小，或者没有”。关于羟氯喹的3个大型正规临床试验，都没有见到效果。

极端点说，酒精能杀毒，和喝酒能治病，不是一回事。

然而市场就是这样。理性经济人，首先需要的是构建理性的材料是真实的。

出于严谨的态度，我们现在当然不能否定板蓝根的效果。它到底治不治得了新冠肺炎，还得等待正规的、严格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

这就叫循证医学。

中西结合和板蓝根

中成药、中医，目前还没有恢复元气。100多年前开始，它就进入了一个轨道——证明自身有效，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完全走出来。

徐克的电影《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有个有意思的情节。开了医馆“宝芝林”的黄飞鸿大夫，经英国留学归国的十三姨介绍参加全球医学会议。

会上，黄飞鸿先是觉得西医解剖图“难看”，又因不会“外语”而难以沟通，幸好“西医”孙中山出来解围，把黄口中所说的“经络”翻译成“神经”，才赢得在场西医的理解。

确实，西方医学从晚清起传入中国，在民国建立前，基本上是中医对生理解剖学知识的反思和响应。

但是，民国前后，自打论争转到细菌论、病理学和卫生防疫等问题以后，中医就开始处于下风。

古代传染病发生，中医多静待其自然消退，较少有积极的举措，这就在社会心理、信任度上给了西医绝好的机会。

第一个关键时刻出现在1910年。

当时，东三省肺鼠疫大流行，这个“超级黑死病”在抗生素还未发明的清末民初，死亡率可达95%以上。

清政府欲找专家前往处理，却没什么人具备新的卫生防疫知识。当时在军医学校任教的伍连德医师，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临危受命前往疫区。他成功地运用西方的隔离、消毒等卫生举措阻止了疫情扩散，既获得国际声誉，也保全了清政府的面子。

其时清政府内外交困，内有革命党之反对立宪，外有各国军事经济之觊觎，一旦控制不住疫情，差不多就算是自绝于“现代文明国家”之林了。

伍连德的努力，意义不仅在于防治疫病，更给了当时觊觎东北领土的日、俄两国一个强烈的印象，不得不对清朝另眼相看。

从此，西医领导的防疫知识逐渐开始进入并主导中国的公共卫生事务。

而且，建立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有留学经历，他们通过对比，认为中医几近于“玄学”。

所以，1912年发生“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给了中医界沉重打击，也就不足为奇了。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下设“中央卫生委员会”作为卫生决议机关，没有一位委员出身中医。

1929年2月23日，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会议上以“中医妨碍全国医事卫生”为由，提出四项针对“废除中医”之提案：不允许中医办学校，并取缔中医药相关之“非科学”杂志，进而逐步取消中医执照登记，采取渐进手段来限制中医，最终达到完全消灭中医之目标。这就是喧嚣一时的“废除中医”事件。

中医请愿团一度争相夺门拜访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以示其医术“管用”。

几经波折，“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蒋介石颇有期待中医之意，曾言“吾顾其努力，实下功夫也”。不过国民政府整体风气正好相反，卫生教育机关对中医充满歧视，“废除中医”旨意仍存。

这一风气到1949年后扭转了过来，中医作为“民族文化遗产”，得到发扬。

60年代起，“中西医结合”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同时，广泛开展的“赤脚医生培训”也推广了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世界观：它的疾病视野完全是西医式的，不看寒热阴阳，按照传染病、内科、外科、妇科等分类判断病症，但是，在治疗方面提倡“一根针一把草”，把中草药作为治疗药物。

神药板蓝根即滥觞于此时。

毕竟，这类药物易得、易造、便宜，毒副作用较小，非常适合当时的国情。

正道

我们期待着中医医学的循证崛起，但目前，实事求是地说，还不能把期待当作既成事实。

和西医相比，中医的效用过于含混，即使在提倡“中西医结合”的时代，中医的地位虽有提高，“疗效”却很难拼得过西医。

笔者的祖母作为医护工作者，既目睹抗美援朝战争中抗生素的效果，也曾目睹庸医以针灸致死的情况。这也说明了几番没落之后，相当一部分从业者已经走入“滥用理论”“滥用方法”的歧途。

滥用理论，要对中医呈现出“玄学”面貌负很大责任。中医理论往往大量引用哲学术语和概念，比如，阴阳五行学说并不是中医学的固有理论，而是哲学方法在医学中的运用，但是“阴阳划分”“五行相克”的理论，已经被庸医滥用到极致。

关于理论的讨论，还有一个苏轼与欧阳修的典故。

欧阳修说，一个人患惊悸，医生问其原因，病人说自己因乘船遇风浪而受了惊吓，于是医生取多年船舵木，在被舵工手汗浸渍的部位刮下木末，加上丹砂、茯苓等交给病人煎服，一剂而愈。

苏东坡问道，用笔墨烧成灰让学生吃下去，就能治疗他们不会写文章的毛病吗？喝下伯夷的洗脸水，就可治疗世人的贪心吗？吃正直的比干吃过的食物就能治愈那些谄媚之徒吗？舔两口勇士樊哙的盾牌，就能治疗怯懦之人吗？嗅一下美人西施的玉耳环，就能治疗狐臭了吗？

这则故事揭示的就是“安慰剂”之弊病。

滥用方法，在今日更加常见。遍地可见的足浴店、洗浴店、洗头店、美容店、养生馆等场所，正明目张胆地用“中医”方法来招揽客人。特别是针灸的滥用，甚至有养生馆宣称月经中有固体物质存在为“疾病”，需針灸某穴位治疗，这种对“子宫内膜脱落”的“月经”的无知，真该直唾其面。

随着国学热以及中医的地位提高，泥沙俱下也开始了，无数似是而非的“中医”大行其道，绿豆治百病音犹在耳，鸡血疗法的故事也还没有完全落下帷幕，一个“大师”王林倒下去，不是还有千万个“大师”站起来？

今天，我们一直说要振兴中医，这确然是必须的努力方向。然而真正的中医自强，归根到底，还得依靠以科学武装起来的民众，不盲从，不鼓噪，不自卑，不自恋。

唐宗海，就是中医“自强”的好例子。

从1884至1894年间，唐宗海一共写成了《血证论》《医经精义》《金匮要略浅注补正》《本草问答》《伤寒论浅注补正》等著作，1894年由上海袖山房合印成套书，名曰《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是以“中西汇通”为名的第一套中医著作。

他努力用西医理论来证实中医学说，而非抛弃传统中医理论;当时人说他“参西而崇中，不得新而忘旧”。

再回到电影《男儿当自强》的故事。

后来，孙中山和黄飞鸿一同避乱领事馆，孙需要为受伤民众做外科手术，苦于没有麻醉剂，黄主动用“针灸”封住了病人的相关穴道，使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孙黄二人对视一笑，可谓全片中最可会心的一幕：中西交融，肝胆相照。

这是正道。

断章取义得到一句话，就群起追捧板蓝根，“无问西东”，这恐怕辜负了科学家的苦心与努力。

身疾可治，心病难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