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目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

对于王安石变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躁动，另一种声音认为是一场有益的尝试。要公允地评价这场变法，就必须要对其失败的原因仔细琢磨。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一般会提及“三冗”问题及财政危机。但我们不能忽略之前另一场声势较小但力度较大的改革，那场由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庆历新政主要对官员的选拔、录用进行了严格规范，其实本质上就是对“三冗”中的“冗官”进行改革。这当然会失败，因为得罪的人太多，而且容易被人认为“党争”。但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宋朝最大的问题在于其过于臃肿、僵化的官僚系统。宋朝曾经出现过“三个人等一个官职”的状况。宋朝官职掣肘太多，比如通判，虽然官位不大，权力不大，却能牵制太守，而且有时通判还不止一人。从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的制约，到谏官的争斗，官员间内斗不断，皇权得以稳固。

“冗官”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和宋朝建立者的开国思想有关。处处掣肘有利于君主集权的加强，但很显然会带来官僚效率不高，腐化严重。并且，宋朝官员晋升依靠一种“磨勘”的制度。这种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一种稳定的官员晋升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太过于僵化，并且使得整个官僚集团趋向保守、僵化。这使得无论是谁主持改革，都会遭到毫无理由的阻挠。吕思勉先生在《白话本国史》中总结，认为北宋的党争很多其实只是“意气”之争。王安石改革启用的所谓“小人”，部分是因为当时“清议”掌握在元祐党人手中，另一部分是因为保守派力量太过强大，不用些“非道德”的手段根本推动不下去。大多数的书生改革，往往高估自己，政治经验薄弱，且急于求成。对于培植自己势力，推动改革，大多做的很不到位。而且朝野越是保守，他们就越是激进，最后连本来支持自己的人也心凉了。

王安石变法的重点，莫过于理财。兴修水利争议相对较小，清丈土地失败也在意料之中。名臣强悍如张居正也很难做到核实土地，而王安石对朝野的控制显然也不如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在于免役法、均输法和青苗法。这些出发点都还可以，但落实起来确实不易，这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提及的很多。这三种方法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产物有些类似，在北宋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情况下被人提出也不意外。但是，这要有条件，比如中国古代的铸币问题，国家对于发行货币也并没有概念，农民交的实物折成钱比价混乱。青苗法中涉及到贷款，那就更不应该由只会死读圣贤书的官员来操办。在那个没有规范的银行系统的年代，大规模地进行贷款，无疑是纸上谈兵。均输法的弊端也很明显。国家接管了商业机构，并且管理它的人表现不佳，使得这项改革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黄仁宇认为，将一套现代商业化的理论强行塞入一个本质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家中，是不可能成功的。

“冗兵”问题基本上也没有解决。“保甲法”的效用有限，仅限于治安。“保马法”也很糟糕，在丧失了中国几乎所有的产马地，南方养马很不易，很容易死掉，而且农民还要照价赔偿。“军器监”似乎不错，但对于军队的影响一般。“将兵法”作用也一般，淘汰冗兵的工作也不彻底。梁启超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对王安石的武功似乎有些夸大其词。宋军仅仅在讨伐南方地区的战争中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对西夏的战争惨败，离打败辽还差得很远。王安石对于教育的改革也不尽如人意，影響相较不大，故不赘述。

总之，对于王安石改革的具体措施，不要全盘否定，也不能一味肯定。王安石变法没有变革北宋病入膏肓的官职，军队没有明显改观，财政政策太过超前。没有耐心和缺乏政治手腕是他这类改革家的通病。但是，他还是尝试改变，比司马光这种动辄主张全盘否定，当然要好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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